孫建茵：劉曼是誰

作者：孫建茵，系黑龍江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

1930年，上海樂群書店出版發行了馬克思的名著《政治經濟學批判》，譯名為《經濟學批判》，3月2日付排，5月25日出版，32開，橫排平裝，印數2000冊，譯者署名劉曼。然而，劉曼的生平介紹至今沒有准確可查的信息。20世紀20年代到30年代，劉曼作為譯者翻譯出版的其他著作還有1929年上海華通書局發行的《蘇俄勞動保障》以及1930年上海樂群書店的《馬克斯主義經濟學》《有閑階級經濟學批評》。然而，上述譯著的譯者是否為同一人亦未可知，關於劉曼的個人信息在幾本書的中譯者序言或導言中同樣是隻字未提。時至今日，劉曼是誰，是真名還是筆名均已成謎團。

一

劉曼譯本的中譯者序言提供了以下線索：

第一，譯者掌握英語和日語，但不能運用德語。劉曼翻譯的《政治經濟學批判》是最早的中文全譯本，它以1904年出版的英譯本為底版，以宮川實的日譯本和考茨基的德文第二版為輔助參考，既更新了馬克思在他寫作本書筆記的頁邊所作的變更，又收錄了馬克思生前未發表過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劉曼在翻譯這本書的過程中並非一帆風順，還請他人幫忙翻譯了幾處，即“除去英譯者已先為我指出的諸點以外，最使我感到困難的是經濟學批判序言這一篇。及少數不曾譯成英文之各種文字底引文。這些引文，半數是請我的朋友們代譯的”。經查，這幾處均為德文。

第二，譯者對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有深入的研究，熟習《政治經濟學批判》和《資本論》。劉曼在知道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和《資本論》第一卷有內容上的重復的情況下還譯介這個單行本，從劉曼對馬克思寫作這本書的原因分析和劉曼對馬克思所敘內容的分析中，可以看出，劉曼認為馬克思在這部著作中建構的政治經濟學批判理論，是馬克思多年研究古典政治經濟學得出的結論，“是在對自十九世紀初期以前一百五十多年來底古典學派所研究的結果，師從配第至裡嘉圖，從波斯蓋勒柏特至西斯蒙第所研究的結果，提出一個無情的總批判”，他在《政治經濟學批判》中的理論敘述拋棄了以往政治經濟學理論的全部弱點。因而較之以往古典政治經濟學對資本主義的分析，馬克思在此對資本主義的揭露要深刻得多。雖然馬克思的這本書有四分之三的篇幅都在討論貨幣，其中有不少內容馬克思在《資本論》裡也論述了。但是劉曼指出，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中關於貨幣的闡述，遠比他在《資本論》中的闡述要詳細得多。如果我們要想了解馬克思的貨幣理論，仔細研讀《政治經濟學批判》是必不可少的，在弄懂了這本書中的貨幣論之后，讀者才有可能真正理解《資本論》的內容。如果繞開《政治經濟學批判》直接去讀《資本論》，不但讀起來會遇到難處，而且對理論的理解難以達到透徹的程度。因而，“經濟學批判有它的獨自的重要”，它有《資本論》替代不了的價值。

第三，譯者是篤信馬克思主義的進步革命人士。“譯者序”中寫道，“出版了足足七十年的這本經濟學批判，誰也知道是馬克斯先生的全部遺教中一本最重要的經濟文獻，是全世界勞苦群眾的聖經，早已有了各種文字底譯本。然而在中國，直到現在，直到馬克斯主義所煽起的革命焰火漸次迫近我們四周底現在，直到我國勞苦群眾正在覺醒地接受時代要求底現在，直到我國思想界起了進一步的轉變底現在，直到舊社會將隨歷史的車輪轉入萬劫不復的深坑中底現在，這樣一個可貴的寶物，才有我這一本卑之無甚高論底譯本，毫無疑義是我國思想界一件不可恕的缺恨。我譯這本書，雖然抱有解除這一缺恨底宏願﹔我的譯本，雖然對於目前迫不及待的大多數不諳外國文的讀者，多少可以給予幫助省識這個寶物底機會﹔可是原書底精確的迻譯，覺得不太容易……除非國內有更美滿的譯本出現，這缺恨似乎仍舊解除不得”。這段話中“寶物”和“缺恨”的措辭體現出譯者劉曼對馬克思主義高度認可，以及對中國革命的自覺和責任感。

第四，譯本所依據的底本是經慎重選擇和少見的底本。劉曼認為英譯本是一部權威的譯本，而且這在當時是為世人所公認的。具體來說，劉曼認為，一是斯通（Stone）在英譯《政治經濟學批判》的時候做過不少功課，最終的成稿是幾番審定的結果。劉曼持有的這種觀點是經得起考証的。在“英譯者序”中，斯通也自序道，他曾多次深感翻譯的不夠完美，覺得需要加以修正，甚至幾次想犧牲即將完成的譯本。這足以見得斯通翻譯時的嚴謹和認真。二是斯通改正了原文中個別幾處錯誤的引文，“馬克斯所載各書的頁數，有些已証明是錯的，與原本所載的頁數不同。原本的英文引証有不能找到的兩三處，已經省去引証符號再從德文譯出來了”。三是英譯者填上了少數重要的附注，收入了《〈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並附上了考茨基在《新時代》雜志上發表時所刊載的關於補添各點的說明。這些內容表明劉曼選擇斯通的英譯本作為底本進行翻譯是經過審慎考慮的，英譯者在翻譯的時候付出了不少的努力，相對其他譯本而言更加可靠，所以劉曼才會選擇它。

第五，譯者應是樂群書店朋友圈中的一員，緣於樂群書店的目的是“希望我們的著作家要自己獨立，自己印賣自己的作品，不要再屈伏在書賈的腳下”。樂群書店創辦於1928年8月，張資平任經理，聘任周毓英、陸一遠為編輯，採用集資募股形式，股東有王開化、董維之、余慕陶、周毓英等，還有一些青年零星地入了一些股份。郭沫若、陳勺水、金石聲、許幸之和陶晶孫等人的著作和譯作也由樂群書店出版，從而形成了朋友圈。樂群書店出版了一批與馬克思主義相關的著作和譯作，除劉曼譯本外，還有陸一遠譯《蘇俄外交史》，章子健譯《馬克思恩格斯農工同盟論》《馬克思主義底哲學問題》，劉斯偉譯《哲學與馬克思主義》，黃逸群譯《中國產業組織與資本主義的發展》，向省吾譯《轉形期經濟學》，陳啟修譯《經濟學大綱》《科學的宇宙觀》，區克宣編《近代經濟思想史綱》等。

第六，譯者於1930年2月底至3月底生活在上海。綜合以上線索可知，譯者應是當時社會中的精英人士，是值得紀念和敬畏的馬克思主義早期傳播的先驅。那麼，是否有可能，劉曼就是我們“曾經”熟識的人物呢？樂群書店朋友圈中的許多人因是否掌握英語和日語可排除大部分。在研究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人中，陳啟修因精通德語可排除。區克宣、劉宜之等曾引用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的人又因譯文差別較大可排除，因而未能發現符合上述條件的譯者。

二

學界一直以來有一種說法，即李達曾經在20世紀的20至30年代翻譯過《政治經濟學批判》。武漢大學檔案館現存有李達的檔案材料，在1964年10月編寫的《李達著作目錄（初稿）》“譯書部分”中有“經濟學批判”，未標明出版時間和單位，亦未見實物。1979年發表的《李達一九四九年以前的理論活動及著作編年》中有，“《政治經濟學批評》（馬克思著，1930年出版）”。1982年，曾長期擔任李達秘書的曾勉之也在《李達著譯目錄（初稿）》中列出了這部譯著。此后，《中共黨史人物傳》（第十一卷）中提及：“一九二八年冬，李達與友人熊德山、鄧初民、張正夫、熊子民等創辦了昆侖書店，出版各種進步的哲學社會科學書籍……陸續出版了馬克思的《資本論》（第一卷第一分冊，陳啟修譯）、《政治經濟學批判》（李達譯）和恩格斯的《反杜林論》上冊（錢鐵如譯）等經典著作……”。但是，1983年，北京圖書館編輯整理的《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譯文綜錄》中並未收入、也未曾提及李達翻譯過《政治經濟學批判》。2013年，汪信硯曾撰文指出：“李達從未翻譯過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批判》。”他認為，劉曼才是《政治經濟學批判》第一個中譯本的譯者。那麼，可以猜測，“劉曼”是真實的姓名還是在特殊時期使用的一個筆名？劉曼與李達是否存在某種相關性，甚或“劉曼”就是李達的筆名？對於劉曼的真實身份及其與李達的關系，在現有的文獻資料中並沒有專門的研究和論述。但是，據資料記載，李達在1928年至1930年期間獨立或合作翻譯過《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基礎理論》《法理學大綱》等外文著作，並在這些譯著的前言和后記中說明，他之所以翻譯這些著作是為了給廣大群眾提供認識中國革命的理論武器。這與劉曼在中譯者序言中的表述十分相近。然而，這還遠不足以証明劉曼就是李達，還需要結合劉曼的譯文內容和其他譯本，並與李達同期的譯本在文風、術語的譯法等更多細節上進行對比辨析。經文本比對，李達在《唯物史觀解說》中引用《〈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的譯文與劉曼譯文差別較大，重要術語和句法結構差異迥然。

總之，在缺少實物証據的情況下，僅憑現存文獻的考証，劉曼是誰仍是一個謎團，隻能期待學界進一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