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惠斌：袁讓是誰

作者：李惠斌，系中共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研究員

《工錢勞動與資本》（今譯《雇佣勞動與資本》）的譯者署名“袁讓”，另外在1921年9月1日《新青年》9卷5號廣告上有“袁湘”譯《工錢勞動與資本》已出版的消息，所以目前一般認為，這個譯本的譯者是袁讓（袁湘）。因為當時為了避免敵人的注意，書的譯者和編者一般不用真名，且目前除了能找到“袁讓”和“袁湘”這兩個名字以外，再查不到關於他的任何資料，所以“袁讓”可能並不是譯者的真名，而是譯者的筆名。根據目前的資料顯示，譯者袁讓極有可能就是李漢俊。

一、有學者根據口述記錄和書信提出，李漢俊翻譯了《雇佣勞動與資本》。據李丹陽（李漢俊之外重孫）所考，《工錢勞動與資本》一書的譯者可能為李漢俊。一是袁溥之（李漢俊當年的學生）回信中曾寫道：“以前我曾讀到過《工錢勞動與資本》(即《雇佣勞動與資本》)，現在知道他(李漢俊)就是此書的譯者，自然十分敬佩。”二是早年曾參加革命的劉子谷在接受採訪時，也說李漢俊翻譯過《工錢勞動與資本》，並在這本小冊子出版后，把全部稿費交給武漢黨組織作活動經費。三是李漢俊的家鄉湖北省潛江縣袁橋村，袁氏和李氏不分家，即李漢俊有可能用袁姓筆名。

二、李漢俊遺留下來的講義手稿暗示了《工錢勞動與資本》的譯者是其本人。李漢俊的講義實物目前保存下來兩份，一份是《唯物史觀講義初稿》，由武昌正信印務館代為印制，印刷時間不詳﹔另一份題為《唯物史觀講義初稿》（乙），印刷單位和時間均不詳。這兩份講義推測寫於1922年夏至1924年夏之間，是李漢俊在武昌高師的講稿。在《唯物史觀講義初稿》(乙)第39頁中，李漢俊在引用《工錢勞動與資本》中譯本時，沒有像引用其他馬克思和恩格斯經典著作中譯本那樣標明“陳望道譯本”“李培天譯本”等。這似乎暗示，他所參引的是自己翻譯的譯本。因此，袁讓可能為李漢俊。

三、李漢俊具備翻譯《工錢勞動與資本》的外語水平和知識儲備。《工錢勞動與資本》袁讓譯本譯自德文本，並參考了英譯本。李漢俊在1920年3月發表的文章中指出，中國不缺少高談闊論的短篇文字，他主張，“懂外國文字的人”應“下工夫多翻譯幾本書籍，尤其以社會科學的書籍最要緊”。李漢俊的德語水平在當時馬克思主義的傳播先驅中是出類拔萃的。茅盾曾和李漢俊在1921年間有很多的工作關系，他回憶說，李漢俊“德文說得很流利”。在《唯物史觀解說》的“譯者附言”中，李達說：“我有一句話要聲明的，譯者現在德文程度不高，上面所說的那些補遺的地方，大多得了我的朋友李漢俊君的援助。”《共產黨宣言》陳望道譯本也是李漢俊幫助從德文校閱的。鑒於當時在中國既懂英語又懂德語的社會主義者極少，故學過並掌握這兩門外語的李漢俊為譯者的可能性較大。

四、對比同時期李漢俊的其他譯著可以發現，其中的一些術語存在一致性。將袁讓所譯《工錢勞動與資本》和李漢俊所譯《馬格斯資本論入門》進行對比可以發現，二者在術語使用上存在相似之處。“生產方法”“供給與需要”和“讀者諸君”等術語的用法是完全相同的，“生活必需品”在《馬格斯資本論入門》中出現過並譯作“生活必要品”，而在《工錢勞動與資本》一書中也譯作“生活必要品”。特別需要指出的是，“剝削”這一術語在兩個譯本中均譯為“掠奪”，而這一術語在1903年以前就通過“日譯本”傳入中國，它在日文裡的寫法是“榨取”，李漢俊在根據“日譯本”翻譯《馬格斯資本論入門》一書時這一術語卻是“掠奪”，在《工錢勞動與資本》中也寫作“掠奪”。另如，“工銀”一詞在日語中與漢字的寫法相同，表示“工錢”“工資”的意思，在民國時期定義並不清晰，工人可能難以理解，因此用更加通俗的“工錢”來代替，而“工錢”一詞確是江漢平原一代的常見民間用語。在袁讓所譯《工錢勞動與資本》中有一句“你現在所得的工錢是好多呢？”，這是江漢平原的常見方言。譯詞不同於日文轉譯，這顯然是以德文作為底本的緣故。

五、袁讓所譯《工錢勞動與資本》和李漢俊所譯《馬格斯資本論入門》兩部著作的序言是相同的敘述邏輯。李漢俊在《馬格斯資本論入門》重點強調了初學者學習《資本論》的方法，他指出以當時知識分子的水平，即使《資本論》有了中文譯本也讀不懂，因此他建議先閱讀馬爾西所著的《經濟漫談》（即《馬格斯資本論入門》）這種最通俗的讀物，在此基礎上再閱讀考茨基的《資本論解說》、馬克思的《價值、價格和利潤》。除此以外還在序言中提到了《共產黨宣言》和《空想的及科學的社會主義》，他認為這兩本書與《資本論》是社會主義三經典。在《工錢勞動與資本》的序言中，他提到“按馬克思底學說，有兩個根底，一個是普通的做唯物史觀的歷史論，一個是把資本家的經濟組織解剖出來批評出來了的經濟論﹔據恩格斯英譯底《共產黨宣言》時所附記序文……所以仔細讀來，那此后12年，所發表的《經濟學批評》和更在其后所發表的他一生地杰作《資本論》兩書所述的他底經濟論，其種子已明明可由這小冊子中看出。所以，此書雖叫作研究馬克思經濟學的寶筏，亦無不可”。從這兩個序言都可以看出，這兩部著作的譯者都閱讀了相當多的馬克思主義著作，十分熟悉《資本論》，十分重視馬克思的經濟學，這在當時缺少中文譯本的時代並非易事﹔另外，兩部譯作都在序言中提到了《共產黨宣言》和恩格斯的《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這已經觸及馬克思主義理論體系的精華與核心。

六、考察人民出版社當年通告的“計劃出版圖書”的翻譯情況也顯示出李漢俊的參與。1921年，人民出版社預告出版馬克思全書十四種，實際上翻譯出版了《資本論入門》（馬爾西原著，李漱石即李漢俊譯）、《共產黨宣言》（陳佛突即陳望道譯）和《工錢勞動與資本》（袁讓譯），其中《共產黨宣言》屬於重排，另外兩種是在我國首次出版。羅章龍曾回憶說，“根據人民出版社通告(廣州昌興新街二十八號)，該社編譯社會主義新書和重版書籍共計四十八種，其中標明康明尼斯特叢書十種，列寧全書，十四種，均系亢慕義齋翻譯任務。又馬克思全書十四種，是亢慕義齋與上海、廣州同志分任編譯的”。鑒於“亢慕義齋”及馬克思學說研究會均與北京大學直接相關，我們可以大致推斷，1919至1920年間，由李大釗主持的北京大學圖書館引進的馬克思主義及相關文獻，極有可能是人民出版社組織翻譯出版的馬克思主義文獻提供了一部分原始文獻底本。因此，“袁讓”應被鎖定在“亢慕義齋與上海、廣州同志”這群人之間，而其中就有李漢俊。如果對比《資本論入門》和《工錢勞動與資本》的語言風格可以進一步証明這兩部著作的譯者是否為同一人，但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資本論入門》一書並無蹤跡可尋。這三本書有兩本都和李漢俊有關，《共產黨宣言》經由李漢俊和陳獨秀校閱后出版，而《資本論入門》則是由李漢俊所譯，《工錢勞動與資本》參照德文和英文譯成，其中還參考了英譯版的《共產黨宣言》。有學者認為，陳望道翻譯此書參考英譯本，德文版的《雇佣勞動與資本》與英文版的《共產黨宣言》在1919年至1920期間由李大釗引入北京大學圖書館。因此，如果將懂德文又懂英文，還閱讀了《共產黨宣言》，且還精通馬克思經濟學說，熟悉《資本論》，同時擔任幾大出版社編輯等條件匯聚在一起，李漢俊沒有參與翻譯《雇佣勞動與資本》的任務反而是不可思議的。李漢俊當時在上海活動，他和陳獨秀校對了陳望道翻譯的《共產黨宣言》中文全譯本，並幫助李達根據德文補譯部分《唯物史觀解說》。《新青年》成為黨的機關刊物后，交由李漢俊和陳望道主編，同時，他還積極為黨刊《共產黨》月刊撰稿，擔任《勞動界》周刊主編。李漢俊完全有能力、有可能是《工錢勞動與資本》的譯者。

總之，1921年以前多數和馬克思經濟學說相關的外文著作的翻譯都有李漢俊的參與，除了上述提到的幾個著作以外，李漢俊還參與翻譯了《資本論解說》（沒有署名）、《價值、價格與利潤》和《政治經濟學批評》（可能隻譯了序言），基本上“馬克思全書”出版計劃中和馬克思經濟學相關的作品的翻譯任務都是由李漢俊擔任。李漢俊曾使用“李漱石”“李人杰”“李定”“海鏡”“先進”等多個筆名，袁讓也極有可能是李漢俊的筆名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