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懺悔錄》的歷史、文本與思想研究

復旦大學夏洞奇主持完成的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懺悔錄〉的歷史、文本與思想研究》（項目批准號為：12BSS004），最終成果為同名專著。

一 研究的目的和意義

奧古斯丁是基督教歷史上最有影響的思想家之一，其作品與思想對中世紀以降的西方歷史與文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近年來，“古代晚期”（Late Antiquity）已經成為西方古代文明研究中的熱門領域之一，而奧古斯丁正是現代學者最重視的“古代晚期”典范性人物。

在奧古斯丁的浩大全集中，《懺悔錄》（Confessiones）又是受研究最多的作品。該書回憶了作者青年時代的“轉變”（conversio），具有一定的“自傳”性質，被譽為一部極具“現代性”意義的經典。百余年來的激烈論爭充分表明，在西方基督教傳統的自我認同中，《懺悔錄》堪稱一座舉足輕重的基石。

長期以來，西方的《懺悔錄》研究主要側重於文學和神哲學的視角。直到最近幾年，歷史學角度的研究才開始發展起來。該成果致力於將文學的文本分析與歷史學的考証結合起來，以《懺悔錄》全書作為整體性的研究對象，以奧古斯丁在米蘭的“轉變”為中心，以一種更加“歷史”的意識為出發點，為《懺悔錄》提供一種“再解讀”的新方案，為青年奧古斯丁的“轉變”提供一種系統的新解釋。

二 成果的主要內容和重要觀點

奧古斯丁是研究基督教的學者最重視的思想大家之一，也是研究“古代晚期”的學者最重視的人。而13卷的《懺悔錄》，則是他本人最重視的書。百余年來，圍繞著《懺悔錄》的研究與論說早已汗牛充棟，但對我們來說這本《懺悔錄》仍是一個謎。該成果的目標，與其說是為了解開這個“謎”，不如說是為了講述一條解讀《懺悔錄》的新思路，激發批判性的讀者重新細讀這部巨著。

該成果試圖將文學的文本分析與歷史學的考証融為一體，為《懺悔錄》提供一種“再解讀”的新方案，為青年奧古斯丁的“轉變”提供一種系統的新解釋。歸根結底，《懺悔錄》乃修辭家奧古斯丁精心構思的文學杰作。因此，隻有經過文學角度的批判性解讀，我們才有可能揭開其文學呈現的重重帷幕。與此同時，《懺悔錄》也是一位虔誠基督徒在他所篤信的天主面前的祈禱與表白，是他心懷庄重的宗教責任感，對於自己刻骨銘心的前塵往事的真情回憶。

對於西方近期以來的《懺悔錄》研究新動向，該成果也是一次直接的呼應。該成果強調了摩尼教的視角，將奧古斯丁之“轉變”的本質視為一段放棄摩尼教、歸於大公基督教的經歷﹔但是，該成果並不認為《懺悔錄》只是一場虛偽的文學表演，或者說只是作者為了掩蓋真相的憑空虛構。對於青年奧古斯丁在米蘭的“轉變”，該成果在細致的史實考辨的基礎上，從頭到尾地論說了另一番推想。

《懺悔錄》從頭到尾都經過了精心的文學加工，其字面意思隻不過是基於某種特定目的的文學呈現。奧古斯丁並非出身於一戶所謂的“普通市民”，實際上他的家世是相當優越的。自小以來，追求功名仕途就被設定為他的人生目標。早在迦太基執教的時候，他就憑著出身與才華的雙重優勢，贏得了羅馬上層統治階級的青睞。約在383年的夏天，為了追求“塵世的前途”，他聽從了摩尼教團體的建議，渡海前往意大利。摩尼教方面很快就走通了頂層權貴西瑪庫斯的關系，為他打開了通往錦繡前程的大門。384年秋天，作為一個北上的摩尼教小組中的骨干成員，他前往米蘭擔任修辭學教授。

當時的米蘭不僅是瓦倫提尼安王朝小朝廷的行在，也是各方宗教勢力激烈角逐的舞台。在米蘭，奧古斯丁遇見了大公教會的卓越領袖安布羅斯。很有可能，這位主教立即注意到這個初露頭角的年輕教授，於是一場針對這個摩尼教徒的“策反”行動悄無聲息地展開了。安布羅斯很快就扭轉了奧古斯丁對於大公教會的偏見，使他完全相信隻有大公教會才是真正的基督教會，而摩尼教原來才是“死亡的羅網”。這個摩尼教一手栽培起來的“新星”，很快就在內心中“背叛”了他們。但是，自來到意大利之后，他的功名前途已經與摩尼教的關系網牢牢綁定，難以切割。出於現實的顧慮，他既向大公教會“隱瞞”了摩尼教徒的身份，又向摩尼教方面“隱瞞”了已經“背叛”的秘密。可是，雙重的“謊言”在他的心靈世界中形成了沉重的負擔，造成了嚴重的心理焦慮與失眠症﹔長期的焦慮症削弱了他的體質，嚴重的肺病隨之而來﹔而對雙重“死亡”的畏懼，又進一步加劇了他的焦慮症。就這樣，他在米蘭陷入了一場“嚴重的危機”，386年之夏的“胸痛”就標志著這場危機的全面爆發。可以說，“危險的深淵”錯綜復雜，他所需要的是一個全盤的、雙重的解決方案，同時解決他的健康危機與人生危機。

奧古斯丁早已確信了大公教會的“真理”，確信重返慈母的教會才是唯一的出路﹔但是，對於功名前程的留戀使他進退兩難。在此關頭，米蘭教會對他展開了游說。但老神父西姆普利齊亞努斯並不真正理解他內心中的困苦，因此其說服工作並未擊中要害。出人意料的是，偶然來訪的朝廷官員蓬提齊亞努斯卻帶來了決定性的新信息。奧古斯丁第一次獲知，原來就在大公教會之內，存在“修道”生活的可能性。他馬上意識到，這種全新的宗教生活能夠圓滿地解決如何放棄功名事業的難題。然而修道者必須嚴守節欲的戒律，對他來說這是一個十分艱巨的挑戰。於是矛盾的焦點就轉移到“如何節欲”這個難題上。就這樣，他走進了那個著名的花園，“巨大的風暴”終於席卷而來。關鍵時刻，他在花園裡聽到“拿著，讀吧！拿著，讀吧！”的聲音。在強烈的宗教心理的影響下，他把隨機讀到的保羅的經文，當成了神直接給予他、專門針對他的命令。他終於認清了矛盾的根本，認識到“修道”正是最適合自己的良方，能夠同時解決他的人生危機與健康危機。他終於找到最終的“轉變”方案。這個方案的核心在於：“不再追求室家之好，不再找尋塵世的前途，而一心站定在信仰的尺度之上。”今生今世，他“不再追求室家之好”（即婚姻），也“不再找尋塵世的前途”。這種激進的“轉變”體驗，在他的心靈中留下了永久的烙印，充分地表達在他的神學體系之中，最終還深刻地影響了西方基督教的思想傳統。

奧古斯丁在米蘭的“轉變”經歷，就是一種“從死中復活”的體驗。按照這種刻骨銘心的親身體驗，基督徒的人生“轉變”應當是出人意料、不可思議的，一切都完全歸功於天主通過一種“奇妙而隱秘的方式”，無條件地賜予的救恩。十年之后，當年那個修辭學教授已經成為新任的希波主教。盡管教會內外的質疑此起彼伏，各方面的困難千頭萬緒，但那段來自米蘭的“轉變”記憶仍然具有無窮的精神力量。面臨此情此景，為了贊美與歌頌那位拯救了他的天主，也為了通過系統的回憶澄清自己的心路歷程，這場名為《懺悔錄》的長篇祈禱就噴涌而出了。

《懺悔錄》的作者是虔誠的。但這部巨著不是一份毫無修飾的記錄稿，而是作者在此情此景中有目的地重新回憶的產物。對於397年的希波主教，當年投靠摩尼教、追求世俗前程的經歷已是不堪回首。作為大公教會的領導，他也有責任為廣大信眾提供有益於教化的精神食糧。因此，奧古斯丁明智地採取了一種“內在化”的敘事策略，盡可能地“多談思想，略說人生”，將自己追求信仰的思想歷程當成了回憶的主線。《懺悔錄》本身向讀者透露，在當年的米蘭，“轉變”的真正決斷其實並不發生在認識“真理”的某一次重大突破中，而是發生在他立志兩個“不再”、最終克服人生危機的時刻。但在作者精心設計的文學呈現中，那段活生生的生命體驗卻不必完全、充分地展現在讀者眼前。就這樣，他當年在米蘭的焦慮、痛苦與掙扎都退避到記憶的邊緣，變成了烘托思想認識這個主體進程的背景與伴音。可以說，從寫作之時開始，《懺悔錄》就注定是一本要被讀作“思想史”的書了。

奧古斯丁在米蘭的“轉變”體驗是刻骨銘心的，而建立在這番體驗的基礎之上的信念與執念，已經全面而徹底地滲透到全書各卷的字裡行間。這部大制作的雄心不是為了“懺悔”個人的罪孽，而是為了多層次地闡發作者關於神與人的神學信念。這種信念牢固地奠基於他個人的“轉變”體驗之上：人類自身的能力不足恃，所以人隻能全心全意地依靠天主的救恩。無論是在整體結構還是在微觀的層面上，這部著作都具有高度的內在統一性，是作者深思熟慮、精心構思的成果。為了充分地論証神學的主題，這部文學的巨著被呈現為六次前后相繼的對天主的追尋，堪稱一座展示多重文學可能性的“文學博物館”。正因為如此，這部杰作才能在不同的層面中展現出不同類型的文學力量，將感人肺腑的“自傳”與氣勢磅礡的“創世記”巧妙地融為一體。

然而，過分巧妙的文學加工也是一把雙刃的劍。1600年之后，現代的讀者早已遠離了當年奧古斯丁進行回憶時的“此情此景”了。絕大部分的歷史記錄早已湮沒，那段發生在4世紀末的米蘭往事已經變得那麼遙遠。該成果所追求的目標就在於，對於他遺留下來的文本片段進行細致的再解讀，力圖透過作者精心設計的文學之鏡，以一種更加歷史、更加具體的態度，推想他在米蘭的前塵往事。隻有將思想演進的側面與人生求索的側面結合起來，我們才能看到一種新的希望，透過這部穿越千年的古代巨著，遠遠地瞻望這位偉大的基督教思想家所走過的“多麼曲折的道路”。

三 成果的價值

在基督教學術與古代晚期研究中，奧古斯丁的《懺悔錄》都佔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在中文學界，尚缺乏立足於拉丁文本，對於整部《懺悔錄》進行系統、深入的全面解讀的著作。該成果對於國內的奧古斯丁研究、“古代晚期”研究有一定的積極作用。

無論是在國內還是國外，《懺悔錄》研究都以文學與神哲學路向的研究為主，歷史學路向的研究大有可為。該成果致力於將文學方法與歷史考証有機地結合起來，從方法論的角度來看，也是一種有益的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