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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系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秦統一及其歷史意義再研究”首席專家、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教授
秦漢時期，中國文化進程發生顯著的轉變。對於由秦而漢的歷史演進，清人趙翼有“蓋秦、漢間為天地一大變局”的說法。他說，“自古皆封建諸侯，各君其國”，“積弊日盛”，“七國”“戰爭”已顯現“其勢不得不變”。“秦皇盡滅六國，以開一統之局”，后來“漢祖以匹夫起事，角群雄而定一尊”，“其臣亦自多亡命無賴之徒”。“天之變局，至是始定”。秦漢政治變革，顯現“天意已另換新局”，而文化態勢與經濟水准，也發生了重要的變化。
秦漢考古收獲，對於說明這一歷史階段的進步，提供了確定的証明。而海昏侯墓園的考古成就，就是典型實例之一。
儒學普及的社會表現
漢武帝“罷黜百家，表章‘六經’”“推明孔氏，抑黜百家”以來，儒學地位逐漸上升，佔據了社會意識形態的正統地位。這一變化，影響了中國古代思想史的基本格局。海昏侯墓出土的許多文物，可以作為這一歷史進程非常重要的實証。
在劉賀生活的年代，儒學究竟形成了怎樣的社會影響，文獻資料並不能提供很多的說明。“昭帝時舉賢良文學，增博士弟子員滿百人，宣帝末增倍之”。當時太學規模不過百人。這與“成帝末”“增弟子員三千人”比較，人數高下非常懸殊。我們看到劉賀“誦《詩》三百五篇”的記錄，而海昏侯墓出土文物，更通過5200余枚竹簡和近百版木牘，提供了非常具體、非常確定的信息。已經有學者明確論說，劉髆、劉賀父子因當世大儒的教授，“得以匯通‘六藝’、兼習‘五經’”。通過當時“貴族官學傳承”的視角觀察，劉賀顯現出“儒生形貌”。“墓中所出簡本《易》《春秋》《詩》系於王吉，《詩》《禮》又見於王式”的情形，可以修正“漢博士皆專經教授”的成見。“簡本所見西漢前、中期《詩經》《論語》乃至《禮記》等‘六藝’典籍流傳的復雜情況，遠非《漢書·藝文志》的概略歸結所能總括。”（楊博：《海昏侯墓出土簡牘與儒家“六藝”典籍》，《江西社會科學》2021年3期）
海昏侯墓出土大量的儒學典籍，可以看作文化史的時代標志。這些發現可以給予我們對於西漢儒學社會影響的全新觀感。海昏侯墓出土簡牘的整理者還指出，篇題為《王會飲儀》的一類文本可以說明當時各項禮儀的施行，都有成文的“儀”類文獻以為規范（田天：《西漢海昏侯劉賀墓出土“禮儀簡”述略》，《文物》2020年6期）。這無疑也為認識當時社會禮俗的一個重要方面打開了新的視窗。出土以孔子形象為主題的衣鏡，受到學界注意。有學者指出，“孔子及其弟子畫像”以及相關文字，“表明墓主劉賀深受孔子思想的影響”，甚至“暗含著墓主被廢帝位后曾有過深刻的反思，以孔子的話語檢視、約束自己”（王仁湘：《海昏侯墓孔子主題衣鏡散論》，《中華文化論壇》2020年5期）。
儒學在東漢社會已經非常普及。史籍載錄私學規模能夠達到“弟子”“著錄且萬人”，“諸生”“著錄前后萬人”，“門徒”“著錄者萬六千人”。前溯至西漢晚期，可以看到長安太學生發起學潮的記載（王子今：《王咸舉幡：輿論史、教育史和士人心態史的考察》，《讀書》2009年6期）。通過海昏侯墓園的考古收獲可以得知，儒學對於思想界、文化界的深刻影響，是首先在社會上層即貴族集團中有所表現的。
江南經濟振興史的初頁
劉賀作為“廢放之人屏於遠方，不及以政”，被安置在豫章郡。如司馬遷所說，“衡山、九江、江南、豫章、長沙，是南楚也”，而“江南卑濕，丈夫早夭”，據司馬遷說，這裡“地廣人希，飯稻羹魚，或火耕而水耨，果隋蠃蛤，不待賈而足”。劉賀“就國豫章”時“食邑四千戶”。其實際經濟權益，由“湯沐邑二千戶”（或說“三千戶”）大幅度增加。“海昏”地名，王莽時改稱“宜生”，可知環境條件有所改善。兩漢之際，因多方面的原因，北方移民大規模南下。我們比較漢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和漢順帝永和五年（140）兩個戶口數字，138年之間，豫章郡戶數增長了502.56%，口數增長了374.17%。在江南九郡國中，增長幅度僅次於零陵郡。而這一時期全國戶口呈負增長趨勢，分別為-20.7%和-17.5%。當時，豫章郡接納了大量的南遷人口，生態環境“宜生”的條件無疑是非常重要的。
劉賀“食邑四千戶”，應當是當時江南地方最富有經濟實力的貴族。劉賀“就國豫章”，對於海昏地方勞動力的增加和生產經驗的傳入，應當有積極的作用。劉賀回到昌邑時，“故王家財物皆與賀”。但是海昏侯墓出土的大量資財，未必完全是他所繼承的“故王家財物”，應當也包括在“海昏”地方的開發和積累。
海昏侯墓發現隨葬的“水稻、粟、大麻、甜瓜、梅等五種可食用植物遺存”（蔣洪恩、楊軍、祁學楷：《南昌海昏侯劉賀墓糧庫內出土植物遺存的初步研究》，《南方文物》2020年6期）。北方和南方農耕技術的結合可以因此得到反映。
后來劉賀言辭被舉報，受到“削戶三千”的處罰，戶數竟然被削奪了75％。這是非常嚴酷的懲治方式。不過，這“三千”戶百姓應隨即成為豫章郡行政區內由朝廷直接管理的編戶齊民，豫章海昏地方的農耕經濟實力並不會因海昏侯國“削戶”而受到損傷。
傅筑夫曾經指出，自兩漢之際以來，江南經濟確實得到速度明顯優勝於北方的發展，“從這時起，經濟重心開始南移，江南經濟區的重要性亦即從這時開始以日益加快的步伐迅速增長起來，而關中和華北平原兩個古老的經濟區則在相反地日益走向衰退和沒落。這是中國歷史上一個影響深遠的巨大變化，盡管表面上看起來並不怎樣顯著”（《中國封建社會經濟史》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5頁）。分析這一“巨大變化”，應當關注海昏侯國所在“豫章”地方的經濟史坐標的意義。
海昏侯墓出土文物所見絲路史信息
北方草原民族習用的金屬牌飾，常見採用表現動物形象的圖案。有學者指出，“飾有回首式動物紋的馬具”，“多出於今蒙古、俄羅斯境內的匈奴貴族墓葬中”。海昏侯墓出土的銀質當盧可能是最早的內地出土的“帶有回首式走獸紋的馬具”，其“圖像母題的淵源”，可以追溯到“北方和西北地區”，“是斯基泰風格、鄂爾多斯式銅器在漢代的延續”（陳宗瑞：《兩漢回首式走獸紋馬具試析》，《故宮博物院院刊》2021年2期）。墓主可能為劉賀長子劉充國的海昏侯墓園5號墓，清理時發現隨葬多種玉器。經分析，“約240件加工成器中，約70%為和田玉”（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廈門大學歷史系：《江西南昌西漢海昏侯劉賀墓出土玉器》，《文物》2018年11期）。墓中所出瑪瑙，有可能來自更遙遠的絲綢之路路段。凡此諸多現象，可以充實我們對於絲綢之路史的認識。
海昏侯墓出土金器的裝飾形式之所謂“花絲裝飾”，有的學者認為可以看作漢王朝與“希臘化世界”之“交往”的文物証據（劉艷：《漢帝國與希臘化世界的交往——再議海昏侯墓金器中的花絲裝飾》，《早期中國研究》第4輯，2021年）。有學者稱之為“花絲工藝”“花絲技法”制作形成的“組合紋樣”，並判斷所採用的是“中國傳統細金工藝”（楊一一等：《海昏侯墓出土馬蹄金、麟趾金花絲紋樣制作工藝研究》，《中國國家博物館文物保護修復論文集》，2019年1月3日）。類似討論，還有必要深入。有學者還注意到“海昏侯墓出土虫草”，並論証“青藏東部緣邊地帶和中原內地的虫草貿易”，注意到“氐”“羌”在“今河湟地區、甘南草原及川西地區與關中、成都平原之間”的交通與貿易活動中的作用（李健勝、周連玉：《從海昏侯墓出土虫草看漢代虫草貿易》，《青海師范大學學報》2020年5期）。這當然也是絲綢之路史考察應當關注的主題。
海昏侯墓出土作為編鐘架構件的鎏金青銅鉤取駱駝造型。這是長江流域較早出現的顯示駱駝形象的文物。漢宣帝平陵從葬坑出土駱駝骨骼引起重視。而年代更早的海昏侯墓的這一發現，對於絲路史考察的意義尤為重要。有跡象表明，西北絲綢貿易的主線與四川平原有交通聯系。成都附近出產的“廣漢八稯布”在河西有集中的消費記錄。敦煌漢簡中有以“驢五百匹驅驢士五十人之蜀”從事運輸活動的簡文，可知從敦煌至“蜀”，存在絲綢之路的支線。長江一線對於“西北邊”的關注，有鄂城出土漢鏡銘文可以反映（周新：《論鄂城漢鏡銘文“宜西北萬裡”》，《南都學壇》2018年1期）。而大江東下至於豫章地方，海昏侯墓園出土文物對於西北草原絲路的文化影響也提供了証明。
帝制時代初期的權力與秩序
自秦始皇時代帝制成立，“皇帝並有天下，別黑白而定一尊”，“別白黑而定一尊”，最高執政者的絕對權力得到確定。然而帝權后來又曾有動搖，出現立“不當立”者而后又“誅二世”，“立二世之兄子公子嬰為秦王”情形。漢初呂太后執政終結之后的上層政局動蕩也告知人們，帝制形態因帝權繼承人的擇定，可能出現變數。
劉賀入主長安，其實是漢文帝劉恆之后又一位諸侯王據帝位，承大統。霍光的權力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據《漢書·霍光傳》，漢昭帝去世，選擇帝位繼承人時，霍光否定群臣所議廣陵王劉胥，稱“承皇太后詔”，迎昌邑王劉賀入長安。然而劉賀“既至，即位，行淫亂”，霍光廢劉賀。丞相楊敞等向皇太后的報告中說“陛下未見命高廟，不可以承天序”，“當廢”。這一情節，以及劉賀最終被判定“不宜得奉宗廟朝聘之禮”，都特別值得注意。劉賀即位27日，受到指責1127事。被廢黜11年之后，又封為海昏侯。“海昏侯墓出土金餅‘海昏侯臣賀元康三年酎金一斤’字樣表明，在他封侯的當年，還制作了大量准備用於助祭的酎金”。海昏侯墓出土劉賀玉印或解讀為“鴟紐”“梟紐”“鷹紐”，以為猛禽象征，有學者解釋為與奏牘“南藩海昏侯”字樣相關，表達了“效忠朝廷，做國之屏藩之態度”。但是“劉賀回歸政壇中心之路”，已經被漢宣帝“徹底”“堵死”（練春海：《海昏侯劉賀印印紐或為“鷹紐”》，《文匯報》2016年11月18日）。相關政治史跡象，都還可以深入探究。
宋人洪興祖討論屈原《懷沙》的深意，分析政治實體的迅急崩潰，使用了“速亡疾敗”一語。賈誼、司馬遷形容秦政敗壞，言“土崩瓦解”。西漢許多政論家仍然頻繁使用“土崩”“瓦解土崩”的說法回顧秦的短促而亡。司馬遷對於漢初王侯政治命運，也提示其“殞身亡國”“殞命亡國”的教訓。劉賀家族的命運，也演示了敗亡的“速”“疾”。劉賀去世時年僅33歲。據考古調查和發掘可知，祔葬劉賀的幾個兒子“還未及婚配”。“劉充國5號墓發掘結果”表明“為單人葬”，去世時“年齡當在13—15歲左右”。“6號墓墓主劉奉親以及年齡更小的4號墓墓主也應沒有婚配。”“劉賀墓的幾例祔葬可能是考古發掘所見早期殤葬墓的”“珍貴的”“實例”。研究者還推想，“作為小弟身份的4號墓墓主”，“大約是頂著海昏侯國國除后的日暮殘雲走向這個墓地的”， “場面冷落得多”（張仲立：《海昏侯劉賀墓園五號墓初探》，《江西師范大學學報》2019年4期）。然而，與劉賀家族“速亡疾敗”大致同時，我們看到了其政治克星霍光家族的衰滅。霍光曾經“立帝廢王，權定社稷”。但是他死后不過4年，其家族遭遇嚴酷的政治清洗，與霍氏相連坐誅滅者達數千家。5年之后，劉賀的生命走到終點。也就是說，劉賀衰年，看到了霍氏家族的敗亡。
海昏侯墓園的考古發現，為說明西漢中晚期的文化史、經濟史和中外交流史，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實証資料。就帝制初期上層權力爭奪的史跡，也描繪了多彩的畫面。發掘工作正在進行。對於今后將獲得的考古新識，學界和所有關心漢代歷史文化的朋友都滿懷期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