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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中師范大學中國近代史研究所彭南生主持完成的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上海馬路商界聯合會研究（1919—1949）》（項目批准號為：10BZS030），最終成果為專著《民國時期上海馬路商界聯合會研究》。課題組成員有：何亞麗。
上海馬路商聯會是一個以中小商人為主體、以維護商人經濟利益為基本目的、以商業街區為主要活動范圍的民間社團群體。五四運動后，上海公共租界、法租界和華界共出現了75個馬路商聯會，其中既有單一馬路商人組成的商聯會，也有多條馬路商人組成的區域性商聯會，在此基礎上還分別形成了三個商總聯會，即公共租界商總聯會，法租界商總聯會和南市商總聯會。上海商聯會的興起不是一個偶然現象，而是多種合力驅動的結果。開埠通商以來，上海積聚了近代中國最為發達的民族工商業，人口快速增長，多元文化並存，到五四運動前夕，已經累積起了各類結社的經濟社會基礎。五四運動激發了上海商人的政治熱情，“六三”罷市展現了上海商人的力量，從而為中、小商人的聯合積累了一定的政治自信。五四運動中上海商人國民意識的自覺為商聯會的興起提供了寶貴的思想資源。近代上海雖然商人團體眾多，但無論是商會還是同業公會或同鄉會，都難以滿足同一街區內的大量中、小商人結社的主觀需求。在上述顯性與隱性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以中小商人為主體、以街區為活動范圍的馬路商聯會已是呼之欲出，最后對商聯會的出現產生“臨門一腳”作用的是公共租界當局征收房捐令的出台，這為租界華商組建團體聯合抗爭提供了契機。
馬路商聯會是一個草根性社團，首先從它的構成來看，它是一個以中下層商人為主體的民間組織，其會員大多來自商業社區底層，遍布於馬路、街巷、裡弄，其中也有少量大商人，甚至還有一些社會名流，他們或居於商聯會領導層，或被商聯會延攬為名譽董事，但這並不改變商聯會的結構性特點，他們的出現如果不是大商人或政治勢力對底層商人社會的主動滲透，就是商聯會為了借重他們的影響力、提高自身社會地位的被動加入，前者是為了利用中小商人的力量為其政治目標服務，后者無非是為了提高商聯會的社會權威性。其次，從其產生方式看，它完全是在商人自願基礎上自發形成的民間社團，既非法律制度的安排，也沒有來自政府的權力賦予，因此，商聯會不是一個法人團體，對會員沒有約束力，從某種意義上說，商聯會隻不過是中小商人間的一種鬆散的聚合，它需要不斷地強化自我建構，加強自身在商業社會中的責任擔當，以此取得社會合法性，增強對商人的號召力和吸引力。但是，商聯會數量眾多，規模不一，實力參差不齊，並非所有商聯會自我建構的努力都能如願以償，於是，胎死腹中者有之，難以為繼者有之，有名無實者有之，慘淡經營者亦有之，對各路商聯會不能等量齊觀。再次，從它的運行過程來看，馬路商聯會體現了多樣化與差異性，它沒有統一的模式，有會長制、會長—干事長制、董事會制、委員會制，團體領袖一般由商人兼任，且為義務職，他們均由一定的選舉程序產生，商聯會的選舉機制體現了民間社會的朴素民主原則，每一位會員均有選舉權，但並非所有會員都重視自己手中的權力，較大的商聯會選舉較為規范，能夠按時依章換屆，少數商聯會具有相當大的隨意性，多年不選、會員放棄參選、選后不履職等現象時有發生，從而導致部分商聯會長期為少數商人所操控。
商聯會也是一個經濟性社團，雖然它具有濃厚的政治色彩，但維護中小商人的經濟利益始終是它的初衷，這不僅體現在商聯會的章程條文上，更體現在它的實際行動中。從抵制公共租界當局增加房捐的斗爭，到抗議北京政府征收租界華商印花稅，從反對電話加價，到聲援房客運動，從馬路上的路燈、郵筒的設置與維護，到商業街區內的防疫防盜，其斗爭與活動無一不與中小商人的利益息息相關。與傳統商人和手工業者的抗稅抗捐斗爭相比，其不同之處在於，商聯會將抗捐與政治參與權聯結起來，賦予了近代色彩，在這裡，抗捐看似手段，是為了爭取政治參與權，但參與政治的目的是更好地維護商人的利益。無論是公共租界、法租界商聯會爭取華顧問、華人董事的斗爭，還是華界商聯會爭取城廂、閘北自治的努力，其基本目的都是維護商人的經濟利益。為了堅持其初衷，商聯會有時不惜借用租界當局的力量，聯合起來反對北京政府的征稅行為，最典型者莫過於租界商聯會反對北京政府征收租界華商印花稅的斗爭，而華界商聯會為了達到抵制官方增稅的目的，卻常常以租界華商為參照，要求中外一律。從實際效果看，商聯會維護經濟權益的斗爭也得到一定程度的實現。我們既不能因為商聯會的政治色彩，或者政治勢力的介入，或它的某些政治參與行為而否認其經濟性，也不能由於幾個大商人參與其間，而否認它代表了中小商人的利益。
商聯會的政治色彩體現了一定的時代性與民族性，一方面，在西方自由、平等理念的長期浸潤、熏陶下，上海商人的民主觀念進一步增強，在他們看來，自由結社是天賦人權，爭取租界制度下中外人民地位平等、待遇一致，何嘗又不是人人生而平等的具體體現呢？西方租賦觀念的傳入，使上海商人有了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的武器———“不出代議士不納租稅”，因此，在抗捐斗爭中，租界華人不僅建立了屬於自己的商聯會，而且將爭取租界華人參政權作為斗爭的一個重要目標，這使得以民主相標榜的西方列強對商聯會的正當訴求難以全然拒斥，任何反對與阻礙都顯得蒼白。市民權運動與商聯會的創建、發展伴隨始終，不僅使商聯會涂上了一定的政治色彩，更使其賦予了民族性，租界制度是不平等條約的產物，也是近代中國人民揮之不去的痛，租界裡發生的“喬楊案”、“陳阿堂案”，看似一樁樁普通的刑事案件，但無不激起上海商人巨大的抗爭，就是因為這樣發生在租界裡的案件猶如在中國人民的傷口裡撒上鹽，加劇了中國人民的傷痛，激起了上海商人強烈的民族意識。五四運動中的“外爭國權”，就是要爭取廢除強加在中國人民身上的不平等條約，從這個意義上說，市民權運動實際上就是上海商人“國權”意識高漲的反映。另一方面，“朝小野大”是這一時期國家與社會之間的基本格局，隨著北京政府權威下降，對地方的控制力進一步削弱，國家無力強化基層社會治理，商人要求城市自治的呼聲不斷高漲，商聯會乘勢而起，北京政府對這些民間自發興起的各種利益團體鞭長莫及，隻能聽之任之，商聯會雖曾被官方認定為非法團體，但卻不敢輕易取締，這為民間社會開展政治活動提供了一個有利的客觀環境。偏偏“朝小”事多，從府院之爭到曹錕賄選，政局頻變，從直奉大戰到江浙戰爭，混戰連年，嚴重破壞了社會穩定，導致市場恐慌，商聯會的反梁士詒內閣、反曹錕賄選、反江浙戰爭，贊成淞滬自治、擁護國民革命，看似商聯會政治熱情的集中勃發，也使其蒙上了一層濃厚的政治色彩，但是，仔細分析其政治參與行為，其背后的深層動機乃是商人的厭戰、望治心理，在商人看來，穩定的社會秩序、良好的經商環境，才是他們心中最大的政治，這是商人的精明之處，也是商人的政治經濟學。
商聯會的政治參與並未擺脫中下層商人政治性格的左右。與上海總商會等體制內的商人團體相比，商聯會的政治言行更為直白，政治態度更加激進，無論是“六三”罷市時的堅持，還是“五卅”運動中與工人、學生的聯合，都與上海總商會形成霄壤之別。盡管如此，商聯會仍有別於工人、學生，當運動或斗爭進一步向前發展的時候，商聯會總是表現出畏縮與退讓，早期共產黨人將此歸結為小資產階級與生俱來的軟弱性，可謂一語中的。這也正是商聯會的難言之隱，罷市與抵制外貨是商人手中最為銳利的武器，對錙銖必較的商人來說，也是最后一招，不到萬不得已，商人不會輕易罷市抵貨，因為無論是對北京政府施加壓力也好，還是對西方列強進行反制也罷，罷市與抵貨在打擊對手的同時，商人自身也要承受巨大損失。因此，當“五卅”運動取得階段性的勝利后，商聯會就立即結束罷市，並退出了工商學聯合會，雖然在特定條件下，罷市還是開市具有策略意義，但策略背后隱藏的經濟利益仍難以否認。在其他重大政治事件中，商聯會也多以通電、宣言等形式，表明政治態度。實際上，隔空喊話是商聯會政治參與的常態，是商聯會作為草根性社團的合理反應，它可以不受既有體制的約束，站在官方對立面，在這一點上，恰與以推翻北京政府為目標的廣州政府形成交集，國共合作時期的國民黨加強了對商聯會的政治滲透，商聯會也更加親近廣州政府，呈現日益明顯的政治傾向。
但是，商聯會無論如何也沒有料到南京國民政府的建立預示著它的行將結束，無論是從商聯會對革命有功的自我評價來看，還是從國民黨政權建立前對待商民運動的態度來觀察，即便不賦予商聯會以政治合法性，至少也應該聽任其自我發展。但是，國民黨政權還是在統一商人團體的名義下取消了馬路商聯會的獨立生存發展權。在這一過程中，缺乏政治智慧的商聯會有過申訴，也進行了抗爭，但他們不明白隨著國民黨由革命黨向執政黨的轉型，商人團體按照執政黨的意願加以改造實屬必然，因此，1929年后，商聯會在整體上是消失了，這種結局頗具悲劇色彩。部分商聯會雖還有一些零星活動，似乎是一種沒有結束的消失，但這些零星活動充其量也隻能喚起人們對商聯會的部分回憶，曾經有過的叱咤風雲隨著時間的推移而漸行漸遠，以致被徹底塵封在歷史的故紙堆中。
上海馬路商聯會存在的時間雖然不長，但當我們扒開塵封已久的故紙堆、還原商聯會的歷史面貌時，仍不能不驚嘆它曾經擁有的歷史能量。客觀地說，在20世紀20年代的上海歷史舞台，乃至於近代中國的歷史舞台上，上海馬路商聯會扮演著一個特殊的歷史角色。在深陷軍閥混戰、國際地位沉淪的近代中國這個大舞台上，以中小商人為主體的商聯會的出現及其在政治、經濟、社會、外交中的表現，充分表達了中國商人的國民責任意識，進一步削弱了北京政府存在的合法性，動搖了其統治的社會根基，從而助長了國民革命的聲勢。在近代上海這個小舞台上，馬路商聯會的出現完善了上海商人團體的結構，織密了商人組織網絡，在條狀性的同業公會、傳統地域性的同鄉會之外，增添了以街區為單元的塊狀性團體，在主要是大商人才能參加的上海總商會、縣商會之外，使數量更為龐大的中小商人有了自己的組織。在上海商人力量的動員與集結上，馬路商聯會發揮了商會、同業公會、同鄉會所難以發揮的作用，從而壯大了上海商人階層的力量，使得為租界華人爭取平等參政權的市民權運動取得了一定的成功，在城市經濟社會秩序建構、街區市政建設與公益事業的發展、中小商人利益的維護等方面，扮演著不可替代的角色。上海這個近代中國最大的工商業城市造就了馬路商聯會這個特殊的商人團體群體，商聯會則以自己的實踐與邏輯書寫了20世紀20年代的上海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