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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師范大學人文與傳播學院徐茂明主持完成的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清末民初蘇滬地區文化世族的轉型研究》（項目批准號為：12BZS053），最終成果為專著《近代蘇湖地區文化世族轉型研究》。課題組成員有：汪穎奇、楊楨、李志強、周志勇、陳媛媛、魏雅婷。
文化世族是江南區域史上特殊的社會現象，也是江南家族中一個特殊的亞群體。所謂文化世族，大致就自然屬性和社會屬性兩個方面而言。自然屬性指家族人口繁衍的規模與世系，社會屬性則是家族在社會文化領域的成就與聲望。
從自然屬性來看，宗族或家族的本義就是按照男性血緣世系形成的族人聚居群體。東漢《白虎通》解釋說：“族者何也？族者湊也，聚也，謂恩愛相流湊也，上奏高祖，下至元（玄）孫，一家有吉，百家聚之，合而為親，生相親愛，死相哀痛，有會聚之道，故謂之族。”這種血緣群體，也是傳統社會裡的最基本的生活共同體。宗族綿延的世系長短和人口繁衍的規模成為判斷望族的基本條件。潘光旦在《明清兩代嘉興的望族》一書中統計了91個嘉興望族，平均每個家族的血系綿延達8.3世，約二百一二十年。該成果研究的蘇滬地區洞涇吳氏綿延17世，皋廡吳氏18世，川沙黃氏10世（自19世雪谷公算起），吳中貝氏15世，唯亭顧氏16世，大阜潘氏11世（自第24世蘇州支始遷祖算起），平均綿延11.7世。當然這6個家族只是蘇滬地區著名的文化世族，因而其世系綿延平均值尚不足以代表全部。但總體而言，文化世族首先必須具有相當之歷史與規模，唯其如此才能形成深厚的文化積澱。
從社會屬性而言，文化世族自然是以文化為顯著特征。古人論及世家大族，多著眼於家族的文化特性。明清之際太倉吳偉業認為：“世家大族，邦之楨干，裡之儀型，其有嘉好燕樂，國人於此觀禮焉，四方於此問俗焉。”太倉大儒陸世儀說：“一邑之中有一二世家大族，以禮義廉恥治其家，則相觀而善磨礪，而興起者多矣。”今人陳寅恪論及中古士族時曾經指出：“所謂士族者，其初並不專用其先代之高官厚祿為唯一之表征，而實以家學及禮法等標異於其他諸姓。”江慶柏將明清江南望族的基本特征歸結為文化型家族，具體表現在：“家族以實現本家族的文化性為自己的追求目標，家族成員具有強烈的文化意識，他們所從事的職業也以文化型為主，或具有文化特征﹔家族具有良好的文化環境和文化習慣，充滿濃厚的文化氣氛﹔家族具有相當的文化積累，並有一定的文獻儲存﹔家族內進行著廣泛的文化交流。”基於此，該成果以為，狹義的文化世族，是指那些世代綿延，並在相關的文化領域取得了豐碩成就的家族，但在實際生活中，人們對文化世族的確認，主要還是立足於家族的文化特性，也就是說從家風與家學的角度來甄別，那些家風清白、尚文重教、家學源遠流長、心懷鄉裡、積德行善，而且血脈世系綿延久遠的家族都可以列為文化世族，包括一心向學的儒商或儒醫世家。真正的文化世族是有著社會責任擔當的群體，專注於一家一姓的繁衍與壯大的可以成為強宗豪族，並非“文化世族”。
近代以來，隨著國家政治、社會、經濟和文化的全方位急劇變化，蘇滬地區傳統的文化世族也與時俱進地不斷嬗變轉型，這種轉型主要表現於如下幾個方面。
第一，家族組織與家族觀念的更新。根據晚清民國期刊數據庫資料可知，早在清末人們就開始從政治和文化兩種視角對家族制度進行批判，而對家族改造的態度也有激進的否定和溫和的改良兩種態度。通過對吳中貝氏和川沙黃氏的家譜編纂和家族組織深入考察，可以明顯看到一些時代的新觀念在家族改造的實踐中是如何具體落實的，比如，民國貝氏家譜已經拒絕盲目攀附聖賢名人為祖先，對於異姓繼入比較靈活務實，烈婦節女逐漸減少，妻妾都可以入譜，甚至還記載了“協議離婚”。黃氏家譜主張“善惡並書”，並編制了《男女雙世系圖》。黃氏家族的雪社不同於以往的家族組織，少了一些宗法性祭祀活動，多了一些聯絡族誼、培養國民素質、強調自立自治等內容，所有這些都反映了當時自由平等、女權主義、民族主義等時代的進步觀念。
第二，在地域社會中的精英身份開始轉變。蘇滬地區文化世族並不是一個個孤立的家族，他們通過復雜的血緣關系、師生同年關系與同鄉地緣的網絡，共同形成了蘇州文化世族群。他們作為社會上流階層，或為朝廷權臣，或為地方大紳，或為文化領域的巨擘，在清末民初則是地方上有著巨大影響力的紳商，他們兼跨國家與社會兩個層面，始終與國家和社會發生著密切的互動關系，發揮了古人所期待的“邦之楨干、裡之儀型”的作用。如上海陳行秦氏家族，宋元時期就是簪纓舊族，到清代仍是科舉文化世家，該家族始終恪守儒家士人“三不朽”之理念，積極參與地域社會與地域文化之活動。清末民初，秦榮光、秦錫田父子兩代繼承家學，殫心書史，同時也審時度勢，關心時局，關注民生，體恤民困，為民請命，革除賦役積弊，舉凡“罷科舉、興學校、禁鴉片、戒纏足、筑路、開礦、裁厘金、興銀行、改金幣、務農重工”，無不參與。黃炎培曾對秦榮光給予高度評價，稱“其眼光不拘拘於陳編，不規規於流俗，盡破新舊之成見，獨以其明通正確之理解，判別是非，而揭櫫以為的，則群疑釋而眾囂息，而無形中之嘉惠地方也亦特厚”。在近代社會轉型過程中，文化世族作為地方精英的身份也在發生轉變，在傳統時代，他們主要被稱為與科舉功名相關聯的“士紳”，主要參與的地域社會活動是籌建善堂善會、義田義庄、會館公所、書院義塾及編修方志等，到清末新政以后，文化世族又開始參與地方自治、地方商會、新式學堂教育等活動，科舉的廢除，實業救國的倡導，使得傳統憑科舉功名確定的士紳身份逐漸蛻變為以經濟實力和文化影響力為評價標准的新式精英，紳商成為新時代地域社會的主角，吳中貝氏（貝理太）、洞涇吳氏（吳本齊、無本善）以及蘇州潘氏（潘祖謙）、蘇州彭氏等世族都是蘇州商會籌建和管理的主要力量。
第三，家族教育方正與擇業觀念的轉變。清末廢除科舉，不僅動搖了傳統社會結構，也徹底改變了中國的人才標准與教育方向，儒學遭遇首次全面危機，教育救國、實業救國、科學救國成為時代的號角。在這一歷史的轉折過程中，文化世族與時俱進地改變著自己的教育方向，不少科舉世家轉變為新式教育制度下的院士、教授、工程師的世家，如蘇州著名的大阜潘氏就是如此。除了西學傳入的直接因素外，文化世族自身的實學傳統，也使其在中西學術文化之間迅速找到契合點，從而在人才教育上得風氣之先，繼續保持其優越地位。此外，隨著清末以來對家族制度的批判與改革，家庭內部平等與重視個體的觀念也逐漸成為世人的追求，由此也帶來傳統家庭教育中“嚴父慈母”身份與形象的一些變化，這在川沙黃氏家族中表現得尤為明顯。
第四，血緣與地緣之間錯動。19世紀60年代以后，上海逐漸取代蘇州成為江南乃至全國的經濟文化中心，其文化的多元性與國際化程度都是傳統城市蘇州所無法比擬的，因而對全國的工商金融和知識界都有著巨大吸引力。一些較為靈活的蘇州世族子弟也與時俱進，離開世代居住的蘇州，進入國際化的上海大都市，在這裡，這些世家子弟不僅獲得了謀生的機會，同時在上海調適自身，逐漸適應上海生活，從蘇州吳湖帆在上海的生活與交游就可以看出蘇州人對上海的傾慕。當然，蘇州人始終沒有拋棄故裡的家族血緣網絡與文化傳統，他們往返於蘇州和上海之間，並在新的都市空間建立起地緣性的同鄉組織，以增強其在大都市的生存競爭能力。正是基於這樣的考量，吳中貝氏家族的貝潤生積極支持蘇州旅滬同鄉會，通過賑災救濟、創建學校醫院、提供法律援助等方式為蘇州同鄉提供生活保障，這同時大大提高了貝氏家族的社會聲望。不僅於此，這些往返於蘇滬之間的蘇州族人，也源源不斷地將新的生活觀念傳輸給家鄉的族人，帶動了蘇州文化世族以及蘇州其他人群觀念的變化，到20世紀40年代，蘇州的日常生活也已經“像上海”了。
第五，蘇州文化世族的家學與近代傳承。傳統時代的蘇州文化世族，除了應舉考試而必須掌握的儒家經學之外，大多在文史藝術等領域各有專長，許多家族如吳江葉氏的詩學，沈氏的戲劇，蘇州惠氏的經學、文氏的書畫、潘氏的詩文、皋廡吳氏的金石書法，等等，都在各自領域大放異彩，往往形成某種學術流派。近代以來，隨著西學的傳入，特別是清末新政以后，立足傳統而融匯西學的“新學”，開始成為許多思想家和有見識的學者所積極追求的方向，這種求新求變的思潮后來幾乎擴大到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新文化運動也可以說是這一思潮發展的升級版。在這種廣泛的文化求新的思潮中，蘇州文化世族在繼承家學傳統的同時，與時俱進，積極吸納新觀念，從而開創出新的局面。皋廡吳氏的吳湖帆就是因為到上海之后融匯中西繪畫技法，才奠定其海派畫壇盟主的地位。唯亭顧氏家族的顧頡剛也是在繼承顧氏朴學求實、與時俱進的家風基礎上，融匯西方進化論，由經學入史學，開創了近代史學史上的疑古派。
第六，功名和財富與家族血系綿延時間有著正相關聯系。蘇滬地區的文化世族的自然屬性，即家族的血系延續也是世族形成的重要條件。該成果通過對洞涇吳氏和吳中貝氏家譜資料的量化統計發現，戰亂、天災是直接影響家族整體人口數量、家族人口平均壽命以及家族生育數量的重要因素，吳氏和貝氏家庭生子數量一般在1∼3子，家庭規模以核心家庭和主干家庭為主。世族生子多寡與個人的身份高低有著密切的關系（尤其是6子以上），這一方面與妻妾數量有一定的關系，同時也與家庭的經濟條件有關。絕嗣者大多分布在平民中，而傳統時代擁有功名者和民國時期的富商精英可以通過過繼或者兼祧來解決絕嗣問題。
隨著近代社會的急劇轉型，文化世族與時俱進地調整自己的發展方向，一些家族組織積極吸納近代的社團理念而蛻變，族人也越來越多地走出家門到大都市求學謀生，一些人還因此成就一番事業，但就家族整體而言，傳統的文化世族在這種轉型之中逐漸消逝。這種消逝主要表現於兩個方面，即家族組織的衰落和世族的社會擔當意識逐漸淡化乃至消失。而導致這一結果的根本原因，是傳統的科舉教育與現代科學教育有著根本區別，科舉以儒家經典為讀本與考試內容，關注的終極目標是人文教化，以儒學倫理為核心的世家大族，強調家族個體生存與家族的社會責任，個人價值的實現是借助於國家民生利益的實現﹔而后科舉時代，分科教育的精細化使得傳統的人文關懷基本喪失，現代科學世家，雖然其個體的人也強調科學救國的責任，但更多追求的還是個人事業與生存價值。這些人不僅無視國家利益，對家族利益也更加關注小家庭，而淡化了大家族的整體利益。此外，家庭規模的小型化以及現代人口的劇烈流動等因素，也進一步瓦解了傳統的家族組織。
該成果研究的學術價值與社會價值如下。
一是學術價值。該成果屬於開拓性選題，所有相關家族研究都是首次開展，文獻資料基礎扎實，具有一定的學術價值。
該成果研究方法大致有如下特色：第一，重視量化統計，增強研究結論的科學性，主要體現於第一章家族人口研究。第二，重視文獻基礎，該成果研究基本都是根據第一手的原始檔案、家譜、方志、文集、日記等資料，以保証研究基礎的可信度。第三，重視歷史自身發展的內在理路，從家族自身出發，回到歷史的場景去分析家族的發展，避免單一地從外部橫向性的因素分析家族轉型的原因，如對於家族教育和家學的嬗變，既要看到時代大環境的逼仄影響，也要看到江南家族的實學傳統。第四，注重宏觀與微觀分析的結合，特別是對於家族改造的問題，該成果首先利用晚清民國報刊數據庫的資料，對這一階段家族改造的整體過程做了更加全面的分析，同時深入家族內部組織和家譜文本制造過程來分析時代的影響。第五，注重區域的比較研究。該成果從區域交往的角度將蘇州、上海聯系起來，將文化世族作為兩個城市連接之媒介，從而探討近代蘇滬之間的文化比較與互動。
二是社會價值。發掘傳統文化之精華為當今現實任務，是歷史學者義不容辭的責任。該成果研究的對象是在傳統社會中曾經發揮“邦之楨干、裡之儀型”作用的世家大族，總結這些家族的家風和家學特色，以及這些家族在地域社會穩定中的作用，對現實社會有一定的借鑒意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