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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勝前:從四大板塊看史前中國文明的演進與互動

陳勝前2021年09月08日15:10來源:光明日報國家社科基金專刊

原標題:從四大板塊看史前中國文明的演進與互動

作者:陳勝前,系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歐亞視野下的早期中國文明化進程研究”課題組成員、中國人民大學歷史學院考古文博系教授

在早期中國文明研究中,曾長期存在“中原中心論”的觀點,研究者把關注的重心完全放在中原地區,似乎隻有中原才有文明。這也是考古學家蘇秉琦所批評的中國文明起源研究的兩個“怪圈”之一,因為越來越多的考古發現顯示,中國文明起源的模式更像是“滿天星斗”“群星璀璨”。過去二十多年來,有關中國文明起源的考古發現迎來了前所未有的高潮,良渚、陶寺、石峁、石家河等古城及相關考古遺存的揭示,充分展現了早期中國文明豐富多樣的發展模式。考古發現與研究顯示,早期中國文明是一個存在密切聯系的互動圈,是一個相對獨立且完整的體系,但並不封閉。不過,中原中心論並沒有完全消失,它的升級版就是“華夏—邊緣”論,即認為農耕區的中國文明才是華夏中心,其余是邊緣。這種考察視角有失偏頗,與真實歷史不符,我們應該從更大范圍的互動中來考察中國文明的形成過程。

史前中國文明有四大文化生態板塊

立足於文化生態理論,史前中國文明的演進與互動可以分為四大板塊:東南板塊、西北板塊、生態交錯帶板塊、海洋板塊(或稱海陸交錯板塊)。不同板塊的文化生態條件存在明顯差異。東南板塊適合農耕,能夠支持較為稠密的人口﹔西北板塊以草原荒漠為主,更適合游牧﹔生態交錯帶板塊是指大致沿著黑騰線(黑河—騰沖)分布的農耕與游牧的交界地帶﹔海洋板塊也是一個文化生態交錯帶,是陸地與海洋的交匯地帶,兼有陸地與海洋資源,濱海環境初級生產力高,是許多魚類、鳥類及其他動物的宜居棲居地,自然也是人類可以利用的生活區域。四大板塊之間存在密切的互動,構成史前中國文明的基本文化生態框架,也是中國文明演化的基本格局。從考古發現來看,史前中國文化的發展歷程清晰地展示了中國文明多元一體、開放包容的基本特征。

農耕的東南板塊

東南板塊是指黑騰線生態交錯帶以東、以南區域,這是農耕文明的核心區域。中國與西亞是世界上最早的兩個農業起源中心,不僅如此,中國還同時擁有華北的旱作農業與長江中下游稻作農業兩個起源區。事實上,在舊、新石器時代過渡期,在華南地區還發展了一種依賴根莖種植與水生資源利用的園圃農業。根莖作物是無性繁殖,因此,即便已經馴化,也很難看到証據。東北地區距今6000年前后開始出現農業,這裡的土壤與水熱條件適合農耕,后來也發展成為農耕區域。東北地區在舊、新石器時代過渡期通過依賴水生資源,發展出來一種定居的狩獵採集經濟,又稱為“漁獵新石器文化”。以之為經濟基礎,形成較為復雜的社會組織形態。盡管東南板塊的各個區域農業開始早晚並不相同,生業形態也各有差異,但是其新石器文化普遍具有較高的定居性,這構成了東南板塊顯著的共性,農業最終成為這個板塊主要的經濟形式。

佔半壁河山的西北板塊

西北板塊以草原、荒漠、高原等地形為主,受溫度、降水條件的影響,這裡的初級生產力較低,動物群流動性大。與之相應,棲居在這一地帶的早期人類流動性也較大,有利於文化傳播。早在舊石器時代晚期,這個地帶就存在明確的史前文化傳播的証據,以勒瓦婁哇技術為特征的莫斯特石器工業出現在新疆吉木乃的通天洞、內蒙古東烏珠穆沁的金斯泰、赤峰的三龍洞、寧夏靈武水洞溝等遺址中,某種意義上說,這是舊石器時代的“絲綢之路”。距今5500年前后,隨著馬的馴化,歐亞大陸的溝通條件大大改善,東西方的文化交流更加便利,大小麥、牛羊等馴化物種先后傳入中國,促進了中國文明的發展。有了馬牛羊等物種,人類穩定利用草原地帶成為可能,隨后在這一地區青銅文化的基礎上發展出游牧政權。由於游牧經濟並不是自給自足的,一方面需要與農耕群體發展貿易交換,另一方面,游牧群體利用騎射的優勢常常劫掠。交換與戰爭構成了西北板塊與東南板塊互動的主要方式,而從文化生態學的角度來看,它們又構成了共生的關系。需要強調指出的是,西北板塊不是東南板塊或者說華夏的邊緣,而是與東南板塊相互依存的文化體,是華夏文明的另外一半。在中國文明形成過程中,它參與其中,而不是置身於外。它參與構建了早期中國文明,也塑造了歷史時期中國文明的基本旋律。

作為樞紐的生態交錯帶板塊

西北板塊與東南板塊的互動並不是直接發生的,而是通過從東北到西南的生態交錯帶地區實現的,這個地區堪稱中國文明演進的“樞紐”。早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童恩正注意到早期中國從東北到西南存在一個半月形文化傳播地帶。英國考古學家杰西卡·羅森稱之為“中國弧”,是連通歐亞大陸東西文化的橋梁。文化生態交錯帶同時具有兩個生態區的資源,相比於單個生態區的資源種類更豐富,但是由於它處在兩個生態區的交界地帶,隨著氣候環境的變化,這個交界地帶的位置頻繁遷移。因此,其資源供給具有不穩定性。生活在這個地帶的史前人群,需要根據環境的變化不斷調整其文化適應方式。調整的方式不僅包括生計方式的改變,還包括人群的頻繁流動。這一特征在遼西地區新石器時代考古材料中可以清楚看到,當時人們在狩獵採集與農業之間徘徊,相對於華北地區,其人群遷居的頻率更高。

生態交錯帶是一個人類文化適應不穩定的區域,這種不穩定性導致西北板塊與東南板塊之間產生更多的互動。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它成為文化交融的地帶,成為中國文明演進的“樞紐”。早在舊石器時代晚期晚段,也就是距今2.6萬年前后,細石葉技術就在這個地帶起源。不過,當時的氣候正在進入末次盛冰期,氣候寒冷,生態交錯帶位置在如今的華北地區。細石葉技術融合了歐亞大陸西側與華北本土的石器技術,是在兩者基礎上的創新發展。進入全新世,農業時代開啟,在氣候溫暖濕潤的時候,農耕文化入駐這個板塊﹔在氣候干冷的時候,西北板塊的文化控制這裡。在歷史時期,它又是西北與東南兩大板塊爭奪的過渡區域。受到氣候的影響,這個弧形地帶的范圍不斷變化,這種模糊的空間范圍,使得西北與東南板塊人群在這個地帶進行頻繁互動。這個地帶作為史前中國文明發展的樞紐,把東南與西北板塊緊密聯系在一起。歷史上的中國,疆域廣闊朝代的都城位置大多靠近這個地帶的邊緣,如漢唐的長安,元明清的北京,從而加強了東南與西北板塊的聯系。

被忽視的海洋板塊

相比其他三個板塊,海洋板塊更少受到重視。這裡有個原因,末次盛冰期時,海平面下降了一百多米,幾乎全部的渤海、黃海,近一半的東海,三分之一的南海都變成了陸地。有研究表明,末次盛冰期這個區域可以支持以漁獵為生的復雜狩獵採集者社會。隨著末次盛冰期的結束,海平面上升之后,這些復雜的狩獵採集者向內陸地區遷徙。一方面會帶來人口密度的提高,以華北地區為例,即便當時人口零增長,人口密度也會因此翻番﹔另一方面,他們會把社會復雜性帶到內陸地區,導致社會競爭加劇,農業起源因此加速。如果這個推斷合理的話,那麼就可以說,海洋板塊曾經在史前中國農業起源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農業是文明的基石,更進一步說,海洋板塊也參與了中國文明的形成過程。如今這個地帶基本被海洋淹沒,未來中國的水下考古或許可將之作為一個重要課題進行研究。

長期以來,中國文明都被視作農耕文明,與海洋似乎沒有什麼關系。距今6000年前后,史前中國農業的文化生態系統成熟,除了有馴化的動植物、相應的工具,更重要的是,還形成了相應的社會組織、耕作制度以及意識形態觀念。史前中國農業的文化生態是以自給自足農業為基礎的,即作物種植的副產品可以用來飼養動物。當這套系統成熟之后,我們從考古材料上可以看到,農耕文化開始擴散。北方地區的廟底溝文化達到了前所未有的廣闊范圍。南方地區發生了規模更加宏大的文化擴散,稻作農業與家畜飼養經濟先傳播到台灣,然后經由菲律賓群島擴散到整個大洋洲地區,向西至非洲的馬達加斯加,向東至夏威夷、復活節島,這也就是著名的南島語族擴散事件。水稻如今是全球一半人口的主食,正是通過這次大規模的文化擴散事件,稻作傳播到了東南亞、南亞、大洋洲的許多地區。通過海洋,史前中國文化產生了深遠影響。近現代以來,這個板塊成為東西方文明主要交匯地帶,是改革開放的前沿,深刻影響了當代中國的發展。因此,海洋板塊也是中國文明不可分割的一個部分。

今年是科學考古學在中國發展的100周年,經過幾代考古學家的努力,我們日益認清史前中國文明宏大的格局,其多元一體、開放包容並不限於若干個文明起源中心之間,而是由四大板塊構成的。這一文化發展格局更符合考古材料所呈現的特征,也更有利於我們擺脫過去的種種標簽——不是基於事實而是基於偏見的判斷。在新時代背景下,我們有理由相信,歷史悠久的中華文明將歷久彌新,在更宏大的格局中取得更大的發展。

(責編:王小林、黃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