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廣州勞資關系變動研究

華南師范大學政治與行政學院霍新賓主持完成的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清末民初廣州勞資關系變動研究》（項目批准號為：11BZS046），最終成果為同名專著。課題組成員有：何文平、馮夏根、孫詩錦、肖際唐。

一 研究的目的和意義

該成果主要立足於清末民初廣州社會轉型背景，以工人、商人兩大群體的互動關系為視點，試圖通過對大量原生態相關檔案文獻的發掘與分析，來探尋廣州勞資關系由傳統行會特質向近代轉型的變動軌跡及特點，以及隱匿於其變動過程背后的諸多復雜關聯。

傳統行會作為“舊時工商業勞資間共同的組織”，是中國近代勞資關系發育的土壤和原始起點，而清末民初則是中國勞資關系由傳統行會特質向近代轉軌的重要階段。遺憾的是，目前學界對這一社會劇變時期的勞資關系，雖以工運史、勞資雙方與國家政權互動等視角進行了有益探索，但多側重於勞資對抗而甚少論其合作，特別是對勞資關系由行會特質向近代轉軌的復雜樣態的關注尚付闕如。而廣州則提供了典型的考察樣本。清末民初的廣州不僅是當時國內最具傳統行會色彩的典型城市，也是資本主義工商業發展水平最高的區域之一。這裡不但素有中國工人運動“發端最早”和“最發達”之譽，而且是中國新舊民主主義革命錯綜交融的策源地，辛亥革命、護法運動與國民革命相繼於此接合更替。以上這種傳統與現代二元社會經濟結構共生，與政治革命造成的社會劇變交織，共同演繹著清末民初廣州勞資關系由傳統行會特質向近代的轉軌。那麼，這一時期廣州勞資關系是如何變動的？其所呈現的演進特點及動因是什麼？特別是針對來自國共兩黨的政治形塑，勞資雙方是怎樣因應的？而國共兩黨又是如何應對的？其應對有何差異？這些問題的明晰，可以豐富我們對清末民初社會轉型曲折性的認知和評析，從而梳理出工人、商人與諸多政治勢力，尤其是國共兩黨間微妙而復雜的利益博弈，進而透視傳統行會近代轉型時勞資階級意識分野的諸多關聯。這不但能為重新審視中國工人階級由“自在”向“自為”轉化、中國近代社會轉型等課題提供新的視點和典型案例，而且可彌補目前學界在考察中國傳統行會近代轉型時甚少從勞資關系視角探討的缺憾，進而推動中國工運史、革命史、行會史及勞資關系史等相關專題研究趨向深入。同時，還可為當前新型勞動關系創構與和諧社會建設提供歷史借鑒與啟示。

二 成果的主要內容和重要觀點

該成果主要由緒論、正文、結語、附錄等部分構成，其主要內容分為如下六章。

第一章，勞資合行：傳統勞資關系的行會特質及功能。通過分析廣州傳統行會“勞資合行”的組織機制與功能，來論証“渾然相處”而“完全無階級之觀念”的勞資關系的行會特質。“勞資合行”即勞資雙方共生於同一行會，這是中國傳統行會作為“勞資共同體”組織結構的基本特點，也是廣州早期勞資關系的主要組織形態。根據五四前后時人對廣州手工業行會的相關調查不難發現，“勞資合行”的行會制度仍根深蒂固並依然支配著廣州勞資雙方的日常生活：它不僅通過行規慣例的約束機制以強化勞資的會籍管理及其生產經營，同時還借助團結互助的激勵機制來固結人心，彌縫勞資紛爭，借以維系行會在城市社會經濟中的壟斷地位與作用。際此“勞資合行”的行會制度與理念的長期浸潤下，勞資階級意識的萌生自然也就無從談起。

第二章，勞資分離：清末至五四前后行會工會化演進。以清末至五四前后廣州行會組織向近代工會的艱難蛻變，來透視“勞資合行”模式是如何在組織形態上向“勞資分離”演進的。“勞資合行”的組織運行機制，盡管阻礙著廣州行會成員階級意識的萌生，但隨著清末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發展而呈現衰微的態勢，這是行會工會化的內驅動力。加之五四前后社會新思潮和世界革命潮流的浸潤與激蕩，尤其孫中山政權的扶植，直接催化了廣州工人階級意識的萌生，這主要表現在廣州行會“勞資合行”的組織結構向“勞資分離”演進，而這種“勞資分離”則以勞方建立脫離行會的近代新式工會最為典型。不過，這種由行會孕育出來的工會組織的肌體上不可避免地附著“勞資合行”的深深烙印，盡管如此，但隨著無政府黨、國共兩黨等政治勢力的滲入，廣州行會工會化進程的“勞資分離”態勢畢竟為大勢所趨。

第三章，階級覺醒：正式政府時期勞資關系的新態勢。重點探討此時期廣州勞資階級意識覺醒的動因及表現，來審視勞資關系是如何突破“勞資合行”的行會藩籬而向勞資相爭演化的。1921年5月，以孫中山為大總統的中華民國政府在廣州宣告成立。其后，以此為契機，在國共兩黨、無政府黨等政治勢力的推動下，廣州工人率先在全國掀起第一次工運高潮。這些工潮雖多以加薪減時的經濟性為主，貌似與傳統行會時代發生的勞資糾紛並無二致，但實際上已蘊含新的因素：組織工會、同盟罷工、“跨行”互助遂為此時勞方籌謀工潮而與資本家抗爭的主要方式，尤其是國共兩黨、無政府黨等政治勢力的初步介入，更是開啟近代中國勞資關系與黨派政治結合的先例。正是這些新因素催生了正式政府時期勞資階級意識的覺醒。於是，廣州“勞資合行”的傳統勞資關系模式遂向階級斗爭為主題的黨派政治屬性演進，從而加速了行會衰敗及其近代轉型，但好景不長。至1922年6月陳炯明兵變倒孫后，曇花一現的廣州工會運動遂偃旗息鼓，勞資相爭格局亦因之趨於沉寂。

第四章，雙重變奏：大元帥府時期勞資間的合作與沖突。通過廣州勞資兩界在捐稅風潮、勞資糾紛、商團事件中以“勞資合行”與階級斗爭兩種理念的不同應對，來揭示國共合作前后政治經濟變動與勞資階級意識分野的內在關聯。1923年3月，孫中山借粵、湘、滇、桂等聯軍驅逐陳炯明后，在廣州設立大元帥府。為了滿足軍事優先的戰略行動，大元帥府不惜濫征捐稅，使社會經濟生態急劇惡化。這嚴重危及廣州勞資兩界的生存，並制約了勞資關系走向。針對政府濫征捐稅，廣州勞資兩界多借行會集體力量同盟抗爭，傳統行會互助合作理念遂為其應對生存危機的主要價值取向。與之相應，勞資糾紛多呈溫和態勢發展，且其調解亦循勞資協調模式運作。然而，隨著國共合作的興起，尤其是國民黨扶助農工政策的實施及中共政治革命的宣傳，無疑復使遲滯緩慢的勞資階級意識分野漸趨凸顯，而商團事件則是考察這種勞資階級意識分野的絕好素材。不過，這種因商團事件引發的勞資階級意識凸顯，在相當程度上是孫中山政權為挽救危局而有意促成的，並不意味著國民黨已認同階級斗爭。由於中共領導的工人積極參與，孫中山政權在應對商團軍事威脅的同時，也認識到工人在國民革命中的重要性。其后，國民黨“袒工抑商”的勞資政策導向日漸明顯。

第五章，民族主義：省港罷工期間勞資兩界的利益博弈。以廣州勞資兩界在省港罷工中如何走向聯合的史實分析，來審視作為階級利益矛盾統一體的雙方在民族主義運動中的迥異心態及行為，並探尋其演變動因，借此解析民族主義觀念與勞資關系的互動關聯。省港罷工伊始，廣州商人基於反帝愛國的民族情感，多能犧牲“私利”而積極參加經濟抵制運動。然而，隨著運動的開展，“私利”的嚴重受損和趨利的本性卻使其“愛國”熱情驟減，且對罷工亦由初時同情而漸冷漠，甚或持對立姿態。對此，中共領導的罷工委員會正確執行和運用反帝革命統一戰線策略，尤其是“特許証”取消后，商人更以合作的姿態積極投身於這場民族主義的愛國運動，從而使“工商聯合”由可能變為現實。此種在階級、民族利益博弈中形成的工商聯合，不僅與中共民族主義運動統一戰線策略的成熟、國民黨“袒工抑商”的勞資政策關系密切，同時也與商人國民革命性的提高不無關聯。更重要的是，罷工促進了廣州經濟發展，使商人深受其惠。正是“愛國”與“私利”的雙重動機，共同譜奏著民族主義運動中勞資關系綿延跌宕交響樂章的主題曲。

第六章，黨派政治：國民政府時期勞資關系的格局演變。重點考察國共黨派政治對廣州勞資關系所形成的“勞資合行”與階級斗爭兩種主題的不同影響，來揭示國民革命時期勞資關系格局由勞方至資方權勢轉移的新舊交融的復雜面相。1925年7月，廣州國民政府成立后，由於國民黨“袒工抑商”政策的推行及中共階級斗爭理念的輸入，廣州勞資關系遂呈現“勞強資弱”態勢，並由“勞資合行”的行會特質演進至以國共黨爭為基調的黨派政治模式。這一黨派政治模式主要表現為中共領導的廣州工人代表會對商界的階級對抗，而深具行會制度淵源的廣東總工會、廣東機器工會等國民黨右派工團則依舊踐行勞資合作。當然，針對因黨派政治影響所帶來的日趨激化的勞資階級紛爭有可能造成國民革命統一戰線分裂的威脅，此時國共兩黨也並非一味固守其階級政策的固有理念，而是根據各自利益進行了適時調整，尤其1926年7月出師北伐后國民政府由“袒工抑商”至“袒商抑工”勞資政策的轉向，無疑催化了國民革命后期勞資關系格局由“勞強資弱”向“資強勞弱”的權勢轉移，而“無情雞”事件的發生正是此典型的最佳印証。至1927年4月國民黨在廣州清黨后，中共領導的工會運動慘遭鎮壓，此后，類似傳統行會時期資方主導型勞資關系格局復現廣州，一直延續至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

該成果的重要觀點：（1）清末民初是廣州勞資關系由傳統行會特質向近代轉軌的關鍵時期，主要表現為由清末傳統行會的社會經濟屬性向國民革命時期的黨派政治屬性演進，且呈現“變”與“不變”、“新舊雜糅”的變動特點，這是清末民初廣州社會轉型縮影的直接反映。（2）與清末民初廣州勞資關系由“勞資合行”特質向黨派政治屬性轉軌相適應，協商合作與階級斗爭構成此時勞資群體互動的雙重主題。但這兩種主題並非固化，而是隨著社會政治經濟的變化發生波動。不過，就總的趨勢來看，勞資協商合作是主要的，對抗則是次要的。（3）清末民初廣州勞資關系主題變動主要受到兩方面因素的影響與制約：一是“促變”因素。如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發展，“勞工神聖”新思潮和世界革命潮流的熏染與刺激，以及辛亥革命、護法運動、國民革命等民主革命的催化與激蕩，尤其是國共黨派政治的滲透是其變動的直接推力﹔二是“滯變”因素。如勞資雙方經濟利益的共生性，國民黨階級協調的勞資政策，廣州傳統社會經濟結構頑強延續而潛存的行會理念和農業社會習俗，傳統手工業工人為主體的工界社會構成，以及中共階級動員能力的不足，皆制約著廣州工人的階級覺悟，並在很大程度上消解了勞資間的階級意識分野。以上兩種因素的影響與制約，實為清末民初廣州傳統與現代二元社會經濟結構共生，與政治革命造成的社會劇變合力交織的產物。（4）從“勞資合行”與階級斗爭兩種理念演繹所致國民革命時期廣州勞資關系格局由勞方至資方權勢轉移的事實中，可知國共兩黨圍繞勞資問題的復雜利益博弈，以及傳統行會近代轉型時勞資階級意識分野的有限。事實上，國民革命時期廣州工人階級並未完全脫離資方成為一個獨立的“自為階級”。

三 成果的價值

該成果學術價值體現在四個方面：①研究視角的創新。將廣州勞資關系演變與清末民初社會轉型互動結合起來考察，既可充實中國近代勞資關系研究的路徑，又能為深化中國近代社會轉型、社會群體互動研究提供新的視點。②研究材料的創新。深入發掘大量前人研究甚少利用的原生態檔案是該項目文獻搜集的重心，這些檔案資料既有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所藏的陸海軍大元帥大本營、廣州國民政府檔案，也有廣東省檔案館所藏的粵海關、革命歷史檔案，還有台北中國國民黨文化傳播委員會黨史館典藏的五部檔案和漢口檔案，以及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班克羅夫特圖書館典藏的相關檔案。③研究方法的創新。在實証研究基礎上，借鑒博弈論、社會控制論等相關理論，注重將勞資雙方與各方政治勢力的互動置於清末民初社會轉型背景下考察。④研究內容的創新。既有研究多強調勞資對立而甚少論其合作。該成果在關注勞資相爭的同時，也重視對勞資合作尤其是對“勞資合行”理念的考察，以便全面透視清末民初廣州勞資關系變動的復雜本相。

該成果不僅可供我國高等院校與科研機構進行中國工運史、革命史、行會史、勞資關系史的相關專題研究提供學術參考和借鑒，同時還能為當前社會轉型勞資矛盾凸顯期新型勞動關系及和諧社會建設提供決策參照與歷史啟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