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怡：分析觀念與中國哲學的當代建構

作者：江怡，系山西大學哲學社會學學院教授

國內哲學界有這樣一種說法：西方哲學在中國主要以方法論見長，而中國哲學則以哲學觀安身立命，由此與西方哲學分道揚鑣。表面上看，這個說法似乎很有道理。然而，如果我們追溯一下歷史就會發現，西方哲學與中國哲學的關系並非如此。而且，兩種哲學討論的問題在思想深刻性上存在著驚人一致，以至於我們在討論中國哲學時難以回避西方哲學的思想觸角。事實上，中國哲學的當代建構不僅依賴於哲學家們的思想洞見，更依賴於哲學家們對分析觀念的思想解讀和有特色的運用。

作為方法的分析與作為觀念的分析

1948年，馮友蘭在《中國哲學簡史》中明確地把邏輯分析視為中國哲學亟須彌補的重要思想訓練。他說：“中國哲學歷來缺乏清晰的思想，這也是中國哲學以單純為特色的原因之一。由於缺乏清晰思想，其單純性也就是非常朴素的。單純性本身是值得發揚的，但是它的朴素性必須通過清晰思想的作用加以克服。清晰思想不是哲學的目的，但它是每個哲學家需要的不可缺少的訓練。它確實是中國哲學家所需要的。”從現代中國哲學的早期構建過程可以看到，正是胡適、馮友蘭、張岱年等哲學家們的努力，使得具有深厚歷史文化根源的中國傳統思想與現代哲學實現了交融對接。這裡的現代哲學不僅包括胡適推崇的實用主義的科學實証方法和馮友蘭採用的新實在論的思想理路，而且包括張岱年接受的馬克思主義哲學的辯証法思想。這些來自馬克思主義哲學和西方哲學的觀念方法被用於解釋中國傳統思想的經典古籍，由此使得中國歷史上的經史子集學問被詮釋為關注宇宙—人生、殊相—共相、理性—情感、科學—社會等問題的中國哲學學說。在解釋這些哲學學說的過程中，分析不僅被作為一種方法而普遍運用於經典文獻的解讀中，而且被認作一種哲學觀念而用於說明中國哲學的普遍性質。

張岱年的《中國古典哲學概念范疇要論》被譽為運用分析方法解析中國傳統哲學的典范之作。他在書中明確提出了中國古典哲學范疇的總體框架，這個框架是按照從普遍到特殊的邏輯順序和歷史上思想家提出范疇的先后順序展開的。他指出：“哲學思想的歷史發展，在一定意義上，有其邏輯的必然性，但是哲學范疇在歷史上出現的先后次序並沒有構成一個嚴格的邏輯順序。”在這裡，他一方面反對勉強地把歷史次序安排成一個邏輯順序，另一方面又強調根據范疇的邏輯層次安排中國傳統概念范疇的論述次序，即從普遍到特殊和由簡至賾。張岱年對范疇的邏輯層次的理解，很好地體現了他的分析思想。從普遍到特殊，就是從概念的一般內容出發，進而深入到概念的具體對象，由此揭示這些對象內容中包含的普遍觀念。正如亞裡士多德范疇體系肇始於“實體”、黑格爾邏輯學以“有”“無”為起點，朱熹、呂祖謙的《近思錄》以“道體”為開篇，陳淳的《北溪字義》卷上首列“命”“性”“心”，戴震的《孟子字義疏正》則以“理”居首。這些都體現了由普遍到特殊的邏輯安排。由簡至賾，是從相對簡單的概念出發，由此逐步進入到更為復雜的范疇。由概念到范疇，這不僅是概念分析的主要步驟，也是人類認識的重要順序。張岱年根據這個分析原則，選取了十六對中國古典哲學概念范疇，認為它們最具有中國特色，即天人、有無、體用、道器、陰陽、動靜、常變、理氣、形神、心物、力命、仁義、性習、誠明、能聽、知行。雖然其中某些范疇與西方哲學范疇有相通之處，如有無、動靜等，但它們代表的卻是中國古典哲學的核心內容。張岱年正是以分析的方法創造性地構建了中國古典哲學的概念范疇體系。

其實，對現代中國哲學家而言，分析不僅意味著一種哲學研究方法，更是對哲學概念的一種另類理解。耿雲志和王法周在點評胡適的《中國哲學史大綱》時指出，胡適在書中提倡的分析方法已經不單是具體的分析技術，而是對方法的系統闡明，並明確地把邏輯方法作為哲學史研究的中心問題。這不僅標志著中國哲學史學科體系的建立，也對現代中國哲學研究提供了重要思想路徑，即“把中國的讀書人從一向沉迷其中的天道、心性的玄談中解脫出來，靠近現實社會”。陳少明在評論胡適的哲學史工作性質時指出，胡適的工作是對古典哲學的價值重估，即“做翻案文章”，以實証的方法揭示被以往研究所淹沒的思想資源。這裡的實証方法是一種哲學觀念，就是把哲學理解為通過思想分析去透視歷史發展的研究，這就把對哲學的歷史研究“做成了”一種真正意義上的哲學。

基於問題分析的中國哲學當代建構

由於中國哲學的現代話語和范疇系統均與西方哲學有著密切的邏輯—歷史聯系，因而，中國哲學的當代建構自然也無法回避西方哲學對中國哲學的影響。然而，這種影響產生的重要思想前提，則是中西哲學家們共同關注的一些重要哲學問題，雖然他們對這些問題給出了各自不同的回答。這些問題包括宇宙論和本體論、人生意義和永恆、知識和真理、理性和直覺、倫理和社會、人類和世界等。對這些問題的分析考察，構成了中國哲學當代建構的重要內容。

從概念體系上看，以先秦哲學和宋明理學為代表的中國傳統哲學在討論這些問題時的確具有不同於西方傳統哲學的明顯特征，例如，在宇宙論和本體論中，中國哲學家關注的是“天道”（老子、程朱）“元氣”（孟子、張載），而西方哲學家則關注的是“本源”（泰勒斯、埃利亞學派）“存在”（巴門尼德、柏拉圖）。在其他重要問題上，中西哲學家們似乎也有著不同的關注焦點。然而，從學理上仔細分析，我們會看到中西哲學家們討論的問題具有深刻的思想一致性。

首先，對人類與世界之間關系的探討始終是中西哲學家們共同關注的核心問題，追問“天人之際”的意義構成了中西哲學思想的重要內容。無論是主張“天人合一”的董仲舒，還是強調“天地神人”的海德格爾，都以回答人類與世界的關系問題為己任，都把人和世界的存在視為哲學思考的重要起點。哲學家們正是在回答這個根本問題上形成了各自不同的理論觀點，並由此構成了解釋終極問題的不同哲學范式。深入分析這些范式結構特征和思想方法，就可以理解中西哲學之間的根本異同。

其次，對“有無/是非”問題的關注是中西哲學思考的共同主題，“有無之間”“是非之間”構成了哲學家們必須回答的第一哲學問題。老子的“有無相生”和蘇格拉底的“無知為有知”，皆顯示了哲學家們的真智慧，而如何理解“有無”“是非”“真假”“善惡”，則是哲學的核心話題。分析的工作就是要透過中西哲學在對這些問題思考中逐漸形成的不同哲學傳統，發現這些傳統背后隱藏的具有普遍意義的哲學觀念和邏輯理路。這正是中國哲學當代建構的重要內容。

最后，人類的共同經驗促成不同哲學傳統對辯証法的方法論選擇。《周易》的“生生”觀念和赫拉克利特的“火”之變化，王夫之的“理勢”和黑格爾的辯証法，都直接反映了哲學家們解釋事物變化發展的共同方式，“相克相生”“對立統一”的觀念成為辯証法的基本內容。分析考察辯証法在人類認識活動中的形成發展和邏輯機制，這也是中國哲學當代建構的重要任務。分析在這裡更是一種“綜觀的”方法（維特根斯坦語），即可以看到事物之間的普遍聯系。

正是基於對中西哲學共同關注問題的分析考察，中國哲學的當代建構完全可以確立自己的哲學立場，充分運用自己的哲學資源，對當今世界哲學發展作出自己的哲學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