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乃和：英國現代知識生產機制的形成

作者：張乃和，系天津師范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歐洲文明研究院教授

英國現代知識生產機制經歷了個人庇護、自主組織、藍圖設計、早期實踐和全面建設等不同階段，最終形成於19世紀中后期，其突出特征是自主性、多樣性和開放性。在這一機制形成過程中，英國現代知識生產者實現了專業化、職業化和實踐轉向，國家的資助和引導作用日益增強。

經濟社會變革是英國現代知識生產機制形成的根本動力。據倫敦經濟學院斯蒂芬·布羅德伯裡教授最新研究成果統計，以1700年為標准年計算，從14世紀初到16世紀初，英國人口和國民生產總值大致經歷了一個V形變化周期，人均國民生產總值雖曾一度徘徊不前，但經濟社會結構卻在悄然發生根本性變革。農民和工商業者個體力量的增長、英國由羊毛出口向呢絨出口國的轉變、重商主義的全面推行、資本主義萌芽的壯大等開啟了經濟社會轉型時代。正如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中曾指出的那樣，英國在15世紀和16世紀之間出現了一條清晰可辨的“鴻溝”，發生了“生產關系的革命”。

在經濟社會變革的推動下，文藝復興帶來的思想解放和人文主義的興起，是英國走向現代知識生產機制的重要一步。有識之士在意大利文藝復興影響下較早開始質疑教會壟斷下的傳統經院哲學和神學體系，大力倡導人文主義“新學”，即通過閱讀希臘語、希伯來語原文重新解釋聖經，研究古希臘羅馬文學、藝術、歷史等世俗學問。15世紀上半葉，就在威克利夫的宗教改革思想被禁不久，英王亨利四世之子“好公爵漢弗萊”成為英國人文主義“新學”的首位庇護者。他選任人文主義者擔任私人秘書、委托和資助文學作品的撰寫，由此開創了英國“新學”的知識生產機制，即個人庇護制。都鐸王朝開國之君亨利七世也曾延攬人文主義者，資助他們撰寫詩歌或史書。15世紀末16世紀初，倫敦市長之子約翰·科利特不但在牛津大學任職並倡導“新學”，而且還個人出資邀請著名人文主義者伊拉斯謨來英國講學，並以其個人地產收入資助重建了聖保羅學校，指定呢絨商公會為信托受托人負責管理該學校，聘請人文主義者擔任校長。該學校成為英國首所非神職人員管理的學校。這是對個人庇護制的繼承和發展。幾乎與此同時，一些教會神職人員和大學教授也開始傳授“新學”。不過，當時從事“新學”的主體並未專職集中於某一專業領域，只是業余或兼職人員。

15世紀末古騰堡金屬活字印刷技術傳入英國，知識生產和傳播的效率大為提高，為英國現代知識生產機制的形成奠定了技術基礎。亨利八世開啟的宗教改革，不僅斬斷了英國教會與羅馬教皇之間的聯系，而且解散了約800家大小修道院，遣散了8000余名男女修士。這不僅摧毀了傳統的“舊學”知識生產機制，而且催生了“新學”知識生產機制。16世紀中葉，一位議會下院議長曾在發言中指出，由於沒收教產致使教區牧師收入微薄，大學教育衰落，各地學校緊缺，“知識衰敗”，“智慧之樹在枯萎而不是在生長”。實際上，這是宗教改革造成的“知識危機”，是新舊知識生產機制轉換的表現。在這一轉換過程中，國王主要資助舊機制，新機制建設則主要由早期資產者推動，如1572年成立古物學會，1597年正式成立格雷欣學院。這成為業余“新學”群體日益自主組織化的標志，也是“新學”知識生產機制擺脫個人庇護制的象征。

16世紀末17世紀初隨著資本主義的進一步發展，英國不僅在宗教改革上日趨成熟、國內外政局更加穩定，而且還出現了文學和哲學前所未有的繁榮局面。根據麥克勒蘭德的文學成就指數統計，這一時期是工業革命前英國文學成就指數最高的時期，其中以莎士比亞的文學成就為代表。在哲學上，大法官弗蘭西斯·培根繼承和發展了文藝復興時期的自然主義思潮，開啟了哲學的認識論轉向，推動了“科學革命”的興起。培根還設想了知識生產的新機制，並在其生前未完成的《新大西島》中進行詳細描繪。這種設想的知識生產機制是由國家批准設立、知識生產者自主組織協調、既相互獨立又內外開放的烏托邦，是知識生產者走向專業化、職業化並與實踐相結合的新機制，是英國現代知識生產機制的理想藍圖。

培根的設想推動了英國皇家學會的建立。早在英國內戰期間就有一批人受培根思想的影響，每周在倫敦和劍橋舉行聚會，交流研討自然哲學和實驗科學問題，自發形成了一所“無形學院”。1660年斯圖亞特王朝復辟后，該學院成員集中於倫敦的格雷欣學院，籌劃建立一所促進物理、數學等實驗知識的有形學院。1662年，英國皇家學會獲得國王頒發的首部特許狀，成為首個以促進自然科學知識為宗旨的學術法人組織，也是目前英國乃至世界上最為古老的學術法人組織。1663年的特許狀明確規定了國王為該學會的創建者和資助者，確立了學會全稱、學會紋章的構成和樣式等。1669年的特許狀則進一步擴大了該學會的特權，國王無償授予其一片土地，允許學會不限於倫敦而可在英格蘭全境舉行學術會議，等等。這樣，自然知識的生產活動不僅開始建立起全國性組織，而且還孕育了學會內部的同行評價機制、對外學術交流機制、學術成果的自主出版機制等。尤其是在對外通信交流的基礎上，英國皇家學會從1665年開始定期出版一些信件，由此誕生了歷史上首家學術期刊，至今仍是國際學術界的重要刊物。

英國皇家學會不僅積極開展對外學術交流，而且還廣泛吸納國內各類自然知識人才。盡管該學會最初確定會員名額是55人，但同時規定凡男爵等級及以上者，內科醫師學院成員，牛津大學和劍橋大學的數學、物理和自然哲學教授等，均為該學會的編外會員。培根設想的知識生產機制初步得到實現，由此推動了自然知識生產的變革。1687年牛頓《自然哲學的數學原理》的出版，不僅標志著現代經典力學體系的建立，也標志著現代科學知識體系基礎的確立。因此，英國皇家學會成為培根所設想的知識生產機制的早期實踐。

隨著“光榮革命”后君主立憲制的確立以及英格蘭與蘇格蘭的合並，英國國內政局更加穩定，統一的國內市場形成，工業革命開始萌動﹔1709年議會通過《版權法》，現代版權和專利制度建立，這些均為英國現代知識生產機制的最終形成提供了有利的社會條件。據統計，僅在1663年到1750年間，倫敦市內外和蘭開夏郡就建立了近60所新式學院﹔類似於英國皇家學會的學術法人組織也紛紛成立，並不斷面向實踐開展科學技術研究。馬克思恩格斯曾敏銳地發現這一點並指出，隻有到了18世紀，知識才轉變成了科學。在工業革命開展的過程中，科學與技術的結合日益緊密，並構成了生產力的重要組成部分。

在工業革命接近尾聲之時，英國現代知識生產機制也呼之欲出。尤其是到19世紀中葉，自然科學知識逐步實現專業化，各學術法人組織的成員成為專職研究者，國家的資助和引導作用也逐漸增強。1849年，議會開始向皇家學會提供財政資助﹔1850-1851年，牛津大學和劍橋大學先后設立自然科學學院、歷史學院和道德學院，培養現代知識生產的專業人才﹔1853年，樞密院教育辦公室設立科學與技術部。國家的組織引領和財政支持、專業科研和教學機構的設立，使得英國現代知識生產機制得以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