呂一民：法國在第三共和國前期的知識生產與傳播

作者：呂一民，系浙江大學歷史系教授

人稱“歐洲的世紀”的19世紀，對法國等歐洲國家來說，既是“浪潮涌動、創造力迸發的一百年”， 同時也是“權力競逐的世紀”。為此，英國著名史學家理查德·埃文斯在參與“企鵝歐洲史”撰寫時，干脆將其負責的19世紀卷取名為《競逐權力：1815—1914》。埃文斯筆下的“權力”無疑涉及多個維度，既包括政治、軍事、經濟，又包括社會、文化等許多方面。培根有句名言“知識就是力量”，無論在英文還是法文中，此處的“力量”不僅可以譯成“權力”，同時還包含“強權”“強國”之類的引申義。事實上，第三共和國前期法國朝野人士對“知識”所表現出來的超常熱情，也可在很大程度上歸因於他們對某一方面權力的渴求，以及對法國重新成為一流強國的期盼。

第三共和國是在第二帝國因戰敗垮台之際應運而生的。為此，共和國初期，戰敗的法國人在蒙受割地賠款的民族恥辱時，也難免會聚焦如下問題進行深刻反思，即一個至少在表面上看足以傲視其他列強的頭等強國何以會在普法戰爭中如此不堪一擊？這當中，一些有識之士不約而同地把敗因與法國在知識生產，特別是教育體制方面的種種不足聯系在了一起。一時間，諸如此類的說法相繼在法國不脛而走：一些對法國小學教育深感不滿的人宣稱，“擊敗法國的不是撞針步槍，而是普魯士的小學教師”﹔而另一些人則把矛頭指向法國的高等教育，認為法國之所以在普法戰爭中戰敗，是因為德國的大學在許多方面都明顯優於法國。

此外，第三共和國起初不過是個在戰火中誕生的“早產兒”，其“合法性”頗有爭議。圍繞著究竟該實行共和制還是君主制，法國曾出現過激烈的政體之爭。為讓共和制真正落地生根，共和派人士展開了異常艱巨的斗爭。這一經歷令共和派人士掌權后愈加清醒地意識到，經歷了大革命開啟的一個世紀的動蕩、沖突之后，法國不僅亟待依托理性、民主，在尋求民族團結和精神統一上獲得突破，共和國本身也需要讓自己更令人信服地和“進步”緊緊聯系在一起。而在當時的大背景下，“知識”早已被當作“進步”最理想的標志。也正因如此，共和派領袖儒勒·費裡在第三共和國早期初掌政權時會如此說道：“第一共和國給了我們土地，第二共和國給了普選權，而第三共和國賦予了知識。”

費裡的這番話清楚表明，在他本人以及其他共和派人士心目中，讓第三共和國更多地賦予國民各種各樣的知識，是一項足以與第一共和國在大革命中借助對外戰爭擴大法國版圖，以及第二共和國賦予男性公民普選權之類的豐功偉業相提並論的壯舉。在這一想法驅使下，共和派人士一旦大權在握，便極盡所能推進知識的生產和傳播。

共和派在執掌政權后，始終把教育改革作為優先關注的重要任務之一。由於共和派執政之初的當務之急是確立和鞏固共和政體，其早期的教育改革遂以“反教權和世俗化”為中心任務，尤其是確立了初等教育改革的三項原則：義務、免費、世俗化。為堅定青少年共和信念、加強其愛國主義情感，中小學還增設了道德與公民教育課﹔而在共和政體鞏固之后，教育改革即很快轉變為以振興經濟，亦即適應第二次工業革命的興起、滿足現代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要求為導向。與教育改革的上述變化相呼應，各個知識領域在法國也更明顯地處在不斷專業化和細化的過程當中。

原本就在法國素有影響的理性主義，隨著實証主義的發展，日益被賦予科學和意識形態的色彩。知識也開始更多地被視為“理性啟蒙下的權力”統領的現代公民社會的基石。因應知識體系的發展完善，致力於獲取知識的人員，得益於第三共和國當局的倡導和支持，專業化程度亦不斷提高，給法國社會帶來了積極影響。其中，一些科學家不僅迸發出了強烈的求知欲，還顯示出了非凡創造力。法國當時在放射性等一系列領域取得的成就便是很好的例証。在這方面，路易·巴斯德尤其值得一提。這位在法國知識生產方面功績卓著的領軍人物，在成功研制出多種能夠拯救眾多人生命的疫苗的同時，還始終抱持這樣一種強烈願望，即憑借這些突出成就彰顯法國科學的進步大於德國。當時，不少出類拔萃的法國學者也憑借自己在知識生產方面的驕人成績，成為廣受同胞推崇乃至膜拜的英雄人物。巴斯德於1895年去世時，第三共和國當局為其舉行了國葬。

從事物理、化學之類實驗科學的研究者所傳承的科學理念，這一時期已逐漸被奉為一切認識活動的模式。實証主義在此時的高歌猛進，甚至賦予了科學更偉大的雄心：不僅要解釋自然，同時也要解釋人。受此影響，人文學科力圖根據決定論的原則進行自我建構。在法國近現代史學中曾有過顯赫地位的“實証主義史學”，就是在這種特定背景下產生並壯大的。文學領域也是如此。左拉認為，“小說家不應隻滿足於做一個輯錄現象的觀察家，而應當做一個公正的實驗員，他應把自己作品中的人物以及人物的情感置於一系列的實驗之中，並像化學師同物質打交道那樣，檢驗情感與社會真相”。

第三共和國前期，大多數法國民眾的受教育程度和知識素養均有引人矚目的提高，這顯然與當局重視知識生產和傳播是分不開的。當局不僅高度重視發展教育，而且還大大增加了作為公務員的教師的數量，並讓這些教師能夠享受相對較好的待遇。可以說，正是通過費裡在教育領域推行的改革，初等學校的組織在法國牢固確立了下來：所有教師都出自師范學校，由國家支付工資，並在公共建筑中工作和居住。根據規定，學生應學習“不能不知道的東西”，不僅包括讀、寫、計算，還有歷史、地理、少量自然科學和簡單的農學。當局在1887年甚至還專門頒布指令，強調要多利用直觀的、積極的教學法，“促使學生參與知識發現”。

當時大多數法國教師心中也普遍懷有一種實施公民文化和知識教育的強烈使命感。於是，在他們的課堂上，歷史課會採用史學大師拉維斯編寫的教材卓有成效地來弘揚民族情感。即便是地理課，也會以自身方式來歌頌法國這個比例勻稱、“氣候溫和”的“有規則的六邊形”，認為“這個國家物產豐富，景色多姿，一切都散發著溫馨平和的氣息”。而在傳授其他自然科學知識時，教師們還會特別重視讓學生去“發現”拉瓦錫等法國近代科學史上創造性的天才。

除了依靠各級學校的課堂傳播知識，法國這一時期也極為重視借助其他途徑來達到傳播目的，例如，數量日益增多的各種報刊、遍布全國各地的市鎮圖書館，甚至包括主辦大型博覽會等。就后者而言，恰逢法國大革命100周年舉辦的1889年巴黎世界博覽會尤其值得關注。此次博覽會的主旨是展示科學技術進步，為此，還在特意修建的埃菲爾鐵塔上展示巴斯德等法國“知識英雄”的大名。這一時期，法國大力推動海外殖民擴張。伴隨著法蘭西帝國領土的擴張，新產生的各種知識也在向更廣闊的地區傳播。

由上可見，法國在第三共和國前期，無論是在知識生產還是傳播方面，不但舉措頗多，而且產生了較好效果。當法國從19世紀跨入20世紀時，在絕大多數法國人心目中，法蘭西已和共和國融為一體。有人甚至認為，自1789年大革命爆發以來，還沒有任何制度在六邊形土地上創造過這樣的奇跡：雖然這個制度並沒有使每個人都心滿意足，甚至並未保証每個人每天都能溫飽不愁，然而第三共和國仍仿佛是最可以接受的制度。這一切，包括后來法國成功經受住一戰的嚴峻考驗，進而實現對德復仇的願望，很大程度上均與法國此時在知識生產和傳播方面的舉措和成效密切相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