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八旗駐防族群的社會變遷研究

湖北省社會科學院文史研究所潘洪鋼主持完成的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八旗駐防族群的社會變遷研究》（項目批准號為：13BZS065），最終成果為同名專著。課題組成員有：路彩霞、陳新立、熊霞。

八旗制度是清代國家與社會的基本制度，八旗駐防是一個特殊族群，佔旗籍人口約近半數，他們亦兵亦民，遍布全國幾乎所有的關津要隘，是清廷統治的基石。駐防族群尤其是直省駐防，散布於漢族的汪洋大海之中，其族群演變與社會生活、民族關系變遷，是清史和滿族史、社會史的重要內容，具有重要的學術理論意義和現實意義。近年來“新清史”的崛起，影響甚廣，八旗駐防族群的相關研究意義更顯得突出。此前，相關學術領域成果已有相當積累，但總體上梳理與討論八旗駐防族群社會變遷著作尚付闕如。如定宜庄的《清代八旗駐防研究》一書，作者在后記中所說，研究年代止於乾隆時期，這一時期，八旗駐防制度已經定型，但對於此后駐防族群與社會的變遷，迄今未涉及﹔劉小萌的《清代北京的旗人社會》，主要對象為京師禁旅八旗，對駐防旗人著墨較少﹔韓國學者任桂淳的《清朝八旗駐防興衰史》，選取廣州、荊州等少數幾個有駐防志書的旗營進行討論，不免有所局限。從這個意義上講，該成果的研究，有助於推動該學科領域的研究。近年來，新清史諸學者及其論著，如歐立德（MarkElliott）及其《滿洲之道：八旗制度與清帝國族群認同》、羅友芝（Evelyn Rawski）及其《最后的帝王：清代皇族社會史》、柯嬌燕（Pamela Crossley）及其《歷史的明鏡：清帝國意識形態中的歷史與族群認同》、路康樂（Edward Rhoads）及其《滿與漢：清末民初的族群關系與政治權力，1861—1928》等。或以理論見長，或進行一個點的研討，且較少涉及駐防檔案與地方文獻。該成果研究中，或直接明確對其中一些結論給予回應，或在具體問題上提出自己的意見，實際上回應了新清史的相關研究。

總體上，該成果是一項長時段、大視野的研究，以清代歷史滄桑巨變為廣闊的時空背景，從駐防制度到駐防旗人族群社會生活變遷，結合文獻與田野調查，研究這一群體在從清中葉至辛亥革命以后的變遷與演變。對清代駐防旗人族群的社會生活、制度變遷、民族關系以及太平天國到辛亥革命時期的重大轉變、民國以后各地駐防旗人的不同發展道路，進行了一系列深入討論。

項目組多次赴清代八旗駐防故地進行田野調查，先后在南京、鎮江、青州、杭州、福州、長樂、開封、西安、成都、廣州、荊州等地深入調研。同時赴北京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南京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及各地檔案館、圖書館檢索、查閱檔案及古籍文獻，為研究打下基礎，形成了注重民族學的田野工作的特色，並從這一新的視角探討近代各個歷史時期駐防旗人的歷史、文化和民族變遷，具有學術求真的史學意義和以史為鑒的現實意義。田野工作的豐富資料，不僅用於該成果的敘述之中，也在成果的附錄中全文照錄，提供給學界同人參考。如記錄旗營社會生活和糧餉收入的“光緒時期青州旗營糧餉殘冊”、親歷辛亥西安旗城攻防戰的《辛亥顛險始末記》，以及鎮江旗人家族清末分割房產的契約，等等，均為值得重視的重要史料。

從內容上看，該成果討論了作為大清王朝統治基礎的駐防八旗制度及旗城社區的建立，並對社區日常生活、規范進行研究。駐防旗人族群中日常生活與社會變遷的重要內容，如婦女、婚姻，民族關系與駐防旗人族群的土著化，生計與出路，其經濟生活與綠營軍隊的比較，太平天國以后旗城、旗營的重大轉折，辛亥革命及其以后旗人社會所走過的不同道路，等等。採用了一些新的視角，比如將土著化作為駐防旗人社會變遷的一條主線，將族際關系與文化互動及族群認同聯系討論，又如辛亥鼎革以后的研究，已有的研究僅注意旗人的貧困與遭遇歧視的狀況，而該成果進一步關注了各地旗人的不同變化，也注意到各地旗人族群內的世家與軍人家屬、小康人家的變化，等等，均有一定新意。

該成果在吸取學界已有成果並在此基礎上進行了大量的田野工作，口述訪談與檔案、史籍文獻結合，並搜集了相當數量的駐防地方文獻與家譜、清代八旗駐防族群的社會變遷研究祭冊、歌謠等，深入研討，縱貫整個清代到民國時期，討論駐防旗人的族群變遷，研究內容更為廣泛和深入，訪談與檔案、史籍資料、地方文獻有機結合，實地考察的切身體驗與新、舊資料的分類梳理，在內容與方法上均有一定創新。這些創新主要表現如下。

其一，從時段上看，該成果涉及自清代八旗駐防設立到民國時期駐防解體，以及駐防旗城、旗營解體之后旗人的生存狀態，長時間、大跨度、多角度地對駐防旗人社會生活演變進行了系統討論。

其二，以內容而言之，從旗城、旗營設立時起，即將其作為一個特殊的由同質人口組成的社區進行觀察與討論。駐防旗營社區，既是獨立的鎮守單位，也是漢族汪洋中的孤島。如果將若干點線結合來觀察，也可以看成群島，或者是點面結合的防線。而社區內部，駐防旗人生活於制度的規范之中，衣食住行、婚喪嫁娶均籠罩於駐防制度之下，甚至婦孺的作息飲食時間也有嚴格的規矩。駐防旗人無疑是由“同質人口”組成的特殊社區，將旗城旗營作為一種清代的特殊社區進行討論，這是該成果的一個重要學術貢獻。

其三，土著化是該成果研究的主要線索之一。駐防旗人族群長期的孤島生活，逐漸土著化，成為當地世居族群。在項目負責人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礎上，進一步討論了駐防旗人族群土著化的基本特征和方言島現象等。駐防旗人成為所在地方的土著居民，是不以清廷統治者意志為轉移的重要歷史成果。也正由於土著化，他們成為當地社會的一分子。土著化不僅是項目負責人此前曾提出的四個標准，如就地安葬、就地參加科舉、戶籍管理的當地化和刑事案件的就地處理等，同時也包括與滿語滿文消失同時出現的方言島現象，這種既便於與當地人民交往，又與之保持區別的語言現象，也是土著化進程中，駐防旗人族群對自身族群認同的形塑與構建。這對他們與當地民族的關系、他們自身的族群認同等諸多方面，都產生了重要影響。

其四，該成果在上述視野與語境下，對駐防旗人族群及其后裔的社會生活與婦女、婚姻等問題進行了討論。如駐防旗營的婦女生活及其在家族中的地位等，雖然常常為人們所提及，卻鮮有正面的討論，該成果以調查所得的祭冊等資料與文獻結合，仔細觀察和討論了旗人婦女的生活、生育與家族地位等。

其五，民族關系與駐防旗人的族群認同，是既獨立又緊密關聯的問題。該成果對駐防旗人與當地民族的關系問題，在旗人土著化觀念下，進行了深入討論。用老舍先生一句“大家伙既誰也離不開誰，便無妨做朋友”來概括駐防旗人與當地的民族關系，貼切而生動。在民族關系深入發展條件下，駐防旗人族群融入當地社會，成為其中的一分子﹔同時，從文化的選擇學習及差異上看，駐防旗人仍然保持著自己的族群與身份認同。在很多地方，這種自我認同在辛亥以后的民族歧視中，反而得到強化。

其六，太平天國至辛亥革命以后，駐防旗人社會的演變，尤其是各地旗人后裔走過的不同發展道路，也是該成果的重要觀點。清中葉以后，在旗人貧困化不斷加深的背景下，又遭到太平天國運動的沉重打擊，這一事件也成為旗營歷史的重大轉折點。此后，雖經清廷種種努力，駐防旗城、旗營最終無可挽回地走向衰敗。至辛亥革命后，經歷了“陵谷之變”的駐防旗人族群，走上了不同的變遷之路。一些旗營直到20世紀20年代末仍然以軍人集團的形式存在，其糧餉制度也得以大體維持﹔而另一些地區，則很快轉向了城市貧民或農業勞動者﹔更有一些因其軍人或軍人家屬的身份，仍然與當地居民保持著身份差異。而學界鮮有關注的旗人世家的歷史變遷，也值得學界重視。

總之，該成果具體討論了清代八旗駐防族群200余年的社會生活變遷，觀察這個特殊群體與清代駐防制度的緊密關系，梳理整個制度與生活、族群與社會的大變化過程，是從族群與社會角度解讀清代八旗駐防歷史的學術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