邊省科舉與貴州地域社會

貴州民族學院文學院王力主持完成的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邊省科舉與地域社會關系研究》（項目批准號為：11XZS035），最終成果為同名專著。課題組成員有：王鳳杰、張鄉裡、袁洪流。

一 研究的目的和意義

該成果以貴州科舉為例，研究邊省科舉與國家認同、社會流動、地域社會文化發展的關系，探討邊省科舉的獨特影響，拓展科舉學研究的空間。在科舉學漸成顯學的今日，學界對科舉制度及活動本身、科舉與相關外部環境的關系的研究都已廣泛展開，但就科舉與地域文化關系而言，研究興趣點多在科舉昌盛之“人文淵藪”，少及邊省。然探討文化弱勢區域的科舉成就及其劣勢、科舉對其文化的推動與阻滯、地方社會與科舉的互動關系，當更有助於透視科舉與地方社會之關系。

二 成果的主要內容和對策建議

第一部分為邊省貴州的地理認知與文化認同。涉及三方面內容，一是“明代國家認同的文化基礎”，貴州具有特殊的歷史人文背景，地處邊遠，又在明永樂十一年才建省，其與中心地帶的關系如何？其國家認同又是如何建立起來的？該成果從文化與地理兩角度進行了探析，追溯了貴州這片土地歷代的歸屬，認為它雖然地處邊遠，但始終是中央政府的轄區，不曾擁有獨立的政權與中央政府並列或對峙，因而從地緣上提供了國家認同的基礎。明代朝廷實行“儒學政治化、科舉儒學化”的政策，在科舉活動中強化國家意志，為邊省提供了一個通過科舉活動體現國家認同的文化入口，成為貴州以爭取開科納入科舉版圖而達到文化認同的契機。通過不懈努力，貴州從附試他省而獨立開科，在文化上保持了與中心地帶的聯系。“邊遠”始終是貴州抹不去的文化烙印，“京黔裡程認知與邊省印象的強化”一節通過對史籍中貴州省城到京師距離數據的考証，指出部分史籍將原本“四千余裡”的數據表述成了“七千余裡”，夸大了距離的遙遠程度，影響了黔人的空間認知，加劇了貴州的“邊省”心態，因此貴州的科舉活動是在“認同”與“邊遠”兩種認知中發展的。

第二部分“貴州進士、舉人數量與時空分布”。首先對貴州科舉成績進行統計與辨析，長期以來貴州科舉成績數據不清，外人以為邊省無人，黔人則以為其認識是一種蔑視，缺乏數據支持，終難消爭論，因此辨析科舉成績是研究邊省貴州科舉的重要基礎。本部分以方志數據為基礎，綜合運用試錄、題名錄、實錄、檔案等史料進行分析考証，厘清數據，還原事實，得出明清兩代共有進士709人（明代99人、清代610人）、舉人5825人（明1716人、清4109人）的數據，並與一些省份進行了簡略對比。本部分另一個重要研究內容是探索明清貴州科舉人才的時空分布，設立時空坐標，通過各行政區域在不同歷史時段的進士、舉人數量進行細致數理統計，為貴州各政區進行成績排序，並從歷史人文地理角度分析其原因。同時，還對貴州進士、舉人中式的年齡進行了初步分析。

第三部分“貴州科舉考務組織與管理”。作為邊遠省份，貴州科舉考試的組織與管理狀況如何？與他省有何異同？這需要用大量歷史細節去復原。本部分從“考場”“考官”“考務”三個角度展開，涉及貴州貢院、考棚的建設、使用、維修﹔考官的簡派、分工、執事、赴任離任﹔考試的入闈、閱卷、錄取諸環節，系統梳理了明清貴州地方科舉考務問題。

第四部分“科舉人物與地方文教”。邊省科舉的發展離不開地方文教的積累，影響文教發展的社會主導力量是地方官員，尤其是專管文教的學政，明代貴州設學政較晚，又有人因遙遠而不願赴任，清代學政的簡派工作規范化后，派往邊省的依然是各省中資歷最低者，更兼貴州學政魚龍混雜，既有洪亮吉、程恩澤、嚴修等目光宏遠、銳意開拓的佼佼者，也有嗜抽鴉片、強索紅案銀兩的庸常懈怠之徒，該成果從多方面分析了不同學政對貴州文教與科舉的深刻影響。優秀科舉人物則是邊省形象的重要象征，該成果選取了兩類人為研究對象，一種是解元，另一種是巍科人物，前者是省內競爭的優勝者，其分布情況是區分省內文教強弱區域的依據之一，后者是全國競爭的優勝者，可據以進行全國范圍的對比。向來被視為文教弱區的邊省貴州能在12年內產生兩位狀元，是對科舉慣性認識的一種打破，不僅是個人實力的彰顯，也是地方文教的大事件。而尤值得思考的是：為什麼邊省會在朝代末期取得科舉的重大突破？其中是否有普遍性和規律性？該成果亦從文教發展規律的角度進行了闡釋。

第五部分是“貴州科舉與社會流動”，包括“進士戶籍、鄉貫與明代貴州社會流動”，“清代貴州科舉家族與社會流動”兩大方面。幾十年來學界一直認為科舉是社會流動的重要力量，社會流動分為水平流動和垂直流動兩種，地域間的流動屬於水平流動，而身份的變化則屬於垂直流動。貴州科舉在水平流動方面有其特殊之處，明清持續的移民帶來了大量水平流動的科舉參與者，該成果以明代進士為例，一一考証每個人的戶籍、鄉貫，分析其宏觀的社會流動情況。垂直流動往往能反映出家族代際身份變化與文化傳遞情況，這一研究以何炳棣《明清社會史論》對科舉家族的分析為代表，其方法多為學界所借鑒，該成果以《清代硃卷集成》所收貴州士子會試、鄉試、拔貢硃卷的履歷信息為樣本，對20個家族進行了代際身份變化的分析，得出成為科舉家族所需的代際數量，並在此基礎上探索形成科舉家族所需的諸處社會條件。

第六部分“貴州科舉的影響因素”，主要研究貴州科舉中的重要及特殊的影響因素。邊遠省份的自然、人文條件均有別於他省，影響因素也帶有邊省特色。此處從六個方面切入：地理交通、賓興助學、冒籍、民族問題、書籍刻印。地理交通部分系統考察貴州各級別考試中交通條件的影響，解釋交通因素對考生個人及邊省地域的宏觀作用，交通是邊省科舉的劣勢，但同時也會帶來政策的優惠，這也是該成果的內容之一。賓興助學部分研究的是邊省科舉中的公益助考助學活動，深入考察明清兩代貴州官方與民間互助兩種類型的文教公益行為，對其資金來源、資助額度、管理方式一一剖析，最終落腳在其對地方科舉的影響方面。冒籍是假冒籍貫以異地參加科舉的行為，文化強區士子冒籍進入弱區往往會傷害后者利益，有違社會公平，歷來為官方所不允，邊遠省份一直是冒籍的主要受害區域，明清兩代貴州冒籍現象眾多，且出過轟動一時的案例，而在人口流動越來越頻繁的清代，籍貫問題日益復雜，界定冒籍難度加大，成為打擊冒籍的阻力，該成果通過大量事例剖析了冒籍對貴州文教的深刻影響。少數民族科舉是民族眾多的邊遠省份特有的現象，也是科舉研究中的特殊話題。明代貴州有土官中鄉試，清代則在改土歸流后逐漸將少數民族納入科舉體系，卻又未賦予其完全同等的權利，該成果結合具體案例分析貴州少數民族的科舉權限、成績及引起的社會問題，據以探索朝廷對邊省少數族裔科舉的態度和目的。

三 成果的突出特色

成果有三大突出特色，一是內容創新程度較高。為學界對“邊省科舉與地域社會”話題的首次系統探索，又以邊省中賦予特殊性的貴州為例，多數內容此前未被研究過，大部分內容像“空間認知”“學政”“解元”“貢院”“賓興與助學”“冒籍”“少數民族科舉”“書籍刻印”等均系首次被納入貴州科舉研究視野。二是史料運用更為廣泛。在貴州歷史研究領域，史料始終是一個大問題，不像許多地方面臨史料眾多難以抉擇的問題，貴州史料存在兩大障礙，第一是文獻總量小，第二是散佚嚴重，前者是因為建省晚，文化開發相對滯后，產生的文獻絕對數量偏小，后者則是文獻保存與整理不足造成的，四庫館臣在乾隆《貴州通志》的提要中就特別強調了貴州“文獻難征”的問題，在他們看來，許多貴州歷史話題未能系統納入史志，就是因為資料亡佚嚴重，搜集整理工作效果不佳，這種困難在當前依然存在，是制約貴州歷史研究的巨大障礙，也是科舉學研究較少關注貴州問題的原因之一。之前的貴州科舉研究未能廣泛展開，與史料的限制有關，研究者使用的史料從范圍上以貴州地方史志為主，而且偏愛省志與簡略型地情書（如《黔南識黔》《黔南職方紀略》等），對子部、集部書籍挖掘不夠﹔從館藏上以貴州省內館藏為主，許多稀見書籍難以涉及。該成果有鑒於此，在史料使用上進行了大力開拓，在全面運用貴州省、府、州縣、鄉鎮志基礎上，廣泛觸及正史、實錄、檔案、諭旨、奏折、家乘、試錄、硃卷、闈墨、題名錄、齒錄、年譜、碑刻、傳狀、日記、詩文集，尤其是與科舉相關的各類政書，該成果研究中使用較多，對梳理科舉制度中邊省與普通省份的區別與聯系，起到重要作用。像《天一閣藏明代登科錄選刊》中的貴州鄉試錄，是了解明代貴州鄉試考務最重要的史料，此前無人使用，通過系統分析，基本能夠勾勒出明代貴州鄉試考務脈絡。項目前期對黔人及客籍人士著述均進行了充分調查，匯輯了大量細節性史料，為從人物角度認識貴州科舉奠定良好基礎。三是對歷史細節的探索更為深入。以前的研究很少有邊省視角，因而對貴州這樣的文化弱區的科舉關注層面較淺，常常隻羅列進士舉人數量以與他省對比，並不了解邊省科舉如何進行，其與他省有何區別與聯系。該成果較為詳細探索了各種歷史細節，如邊省科舉考場如何建設、使用，邊省士子如何赴試，邊省如何組織考試，如何閱卷，經費如何使用，均為此前研究所未深入探討。

四 成果的價值

該成果研究成果的學術價值如下。

一是研究范圍的開拓與豐富。從制度文明角度研究科舉文化的學術成果較多，地方科舉的研究則更為繁榮，但對邊緣區域的科舉活動關注較少，該成果以貴州這樣一個文化開發很晚的地區為樣本，探析地域文化與制度文明之間的關系，是對科舉學研究范圍的開拓與豐富。

二是研究思路、角度的示范作用。科舉涉及社會生活多個方面，切入的角度影響到研究效果。該成果廣泛涉及自然、人文地理，並從個人、群體及地域互動角度，細致剖析各種影響邊省科舉的文化因素，對其他地域的科舉學研究有一定的借鑒作用。

該成果研究成果的應用價值如下。

研究邊省科舉，對今天邊遠地區的教育、人才選拔事業的建設均有借鑒意義。貴州文化歷來為外界了解不足，厘清科舉史實，研究科舉活動與各種社會文化的關系，對於摸清文化家底、塑造地方文化形象具備推動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