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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旦大學王振忠主持完成的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明清以來徽州日記的整理與研究》（項目批准號為：12BZS085），最終成果為同名專著。
徽州地處皖南低山丘陵地區，這裡，“商成幫，學成派”，是傳統中國研究中最具典型意義的區域社會之一。近數十年來，經過海內外諸多學者的共同努力，“徽學”已蔚為大觀，愈益受到明清史學界的高度重視。“徽學”以其豐富的內涵，以及層出迭現的新史料，而處於明清史研究的前沿，具有極為廣闊的學術前景。作為一門新興的學問，“徽學”要在新世紀保持其獨具的學術魅力，除了理論視野、研究方法和技術手段的更新之外，很大程度上更端賴於新史料的收集、整理和研究。其中，徽州日記是重要的一個史料來源。
以往學界習知的徽州日記，主要有《汪悔翁乙丙日記》、《春帆紀程》和《畏齋日記》等。就徽州研究而言，特別是篇幅較多的《畏齋日記》，曾引起諸多學者的重視。在這方面，負責整理、出版《畏齋日記》的劉和惠先生，曾作有《讀稿本〈畏齋日記〉》，對《畏齋日記》反映的階級關系（階級對立、高利貸、土地田租買賣）、社祀、物價和其他（如會文、罷市、天象與地震、氣象）等，均做了較為詳細的介紹。此后，日本慶應義塾大學的澀谷裕子、現就職於早稻田大學的熊遠報、韓國高麗大學的權仁溶以及本課題承擔者王振忠等，也都對該書做過研究。東亞各國學者對於《畏齋日記》的關注，反映了該書在明清史研究領域所具有的重要價值。不過，劉和惠標點、整理的《畏齋日記》，雖然基本上保存了原貌，但卻作了一些刪節。從現存於黃山市博物館的《畏齋日記》稿本來看，被刪節的那些內容（如反映民情風俗方面的史料），具有重要的史料價值。有鑒於此，對於該成果的研究，也仍然有著相當大的空間。至於程庭的《春帆紀程》，以往學者所見者，多為《小方壺齋輿地叢鈔》本，該版本多所刪節，可據程庭文集———《若庵集》的完整內容做進一步的研究。此外，杭州市文物考古所收藏的鄭旼《拜經齋日記》，也曾引起一些學者的注意，但相關的研究論文均是從“新安畫派”的角度加以剖析，尚缺乏歷史學研究的縱深感。應當指出的是，除了上述這些日記外，在一些文集及公藏機構、私人收藏中，還有不少頗具價值的相關日記，有待進一步的調查以及深入發掘和探討。這些資料的收集、整理和研究，對於拓展“徽學”研究的學術資源，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
十數年前，課題承擔者在翻閱《歙縣大阜潘氏支譜》時，發現該書卷十《文詩鈔》中，保存了嘉慶和光緒年間的6篇展墓日記，遂作有《徽商展墓日記所見徽州的社會與民俗———以〈（歙縣）大阜潘氏支譜附編·文詩鈔〉為中心》一文。與此同時，課題承擔者在皖南從事村落人文地理考察期間，陸續收集到一萬余件（冊）的徽州文書，其中有四十余種從明清一直到20世紀50年代的徽州日記，從文獻學的角度來看，它們是首次發現的歷史文獻，對這些日記的整理與研究，其重要的學術價值不言而喻。
日記是記錄作者個人生活、見聞及思想的一種史料，該課題所謂的“徽州日記”，是指有關徽州內容的日記，以及徽州人撰寫的日記。近十數年來，課題負責人在皖南等地收集到四十余種的徽州日記，其中，以寫作者之身份來看，主要有文人鄉紳日記、學生日記、畫家日記、學徒日記、農民日記、醫師日記等數種。而以內容分類，則有徽商日記、展墓日記、游記、宦游日記等。這些日記，大多數都是在民間新近發現的新史料。該課題的研究，以個人收藏的日記為主，進一步收集各類叢書中的徽州日記，整理、標點並做相關的研究，為學界提供一批明清民國史研究的珍貴史料。
該成果從新史料整理入手，對逐部日記加以細致的深入探討，通過標點、整理，結合實地調查，將文本放回到徽州當地的歷史地理坐標中加以分析、研究，並概括出徽州日記的特點及其史料價值，最終形成一部徽州日記的資料整理及研究專著。
從現有的初步研究來看，這些徽州日記保存了宏大歷史事件的微觀記錄，對於徽州人群的性格特征作了相當形象的揭示，同時，對於明清以來徽州社會的生活實態有著生動的敘事，展現了多姿多彩的城鄉景觀和風俗民情。此外，徽州日記還有助於解決一些學術爭論。譬如，紅頂商人胡雪岩的籍貫問題，歷來言人人殊。而根據新發現的徽州文書稿本《南旋日記》，內有一段有關胡雪岩在杭州所建園林的記載，對於解決這一難題，具有突破性的學術價值。
近十數年來，徽州文書的研究雖然取得了不小的成績，但與文書的巨量遺存相較仍顯得極為不足。徽州日記對於研究明清以來徽州村落社會生活、徽商的經營活動、文化追求和價值取向等，均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另外，對民國時期徽州日記之整理和研究，還具有跨學科的學術價值。譬如，“一個普通的山村少年，不經意間站在了歷史和地理的邊緣，以其鮮活的個人生命印証了歷史的脈動和人生世態，提供了傳統歷史編年之外的一份民間記錄”———婺源詹慶良日記展示的1949年水嵐村的鄉村世界，不僅具有重要的史學研究價值，而且，通過課題負責人此前的實地調查，以及對日記作者的深入訪談，可以進一步了解近五十年來徽州農村社會的變遷，類似的研究成果，可供社會學和人類學等相關學科參考。總體而言，通過此一項目的實施，為學界奉獻了一批第一手的民間文獻，並為浩繁無數的徽州文書之分類整理與研究，探索出一個較為成功的途徑。
就新發現的徽州文獻而言，不僅以往備受關注的契約（即狹義的“徽州文書”）浩繁無數，而且，日記、書信、宗教科儀、啟蒙讀物、訴訟案卷等亦極為豐富。今后的分類整理與研究，是推進“徽學”和明清社會文化史研究最為基礎的工作。
該成果收集和整理了十數種徽州日記，並對相關日記加以細致研究，在獨立發表學術論文的基礎上，最終形成二十余萬字的專著《明清以來徽州日記的整理和研究》。由於現存的徽州日記之收藏頗為分散，有的仍然庋藏於各地圖書館、檔案館、博物館中，有的仍保留在私人收藏家手中。這些，都有待於將來進一步的收集、整理和研究。
該成果對於“徽學”的學科建設發展具有重要的學術意義。作為“區域研究”，“徽學”研究的核心是明清以來徽州的社會經濟史，是研究徽州社會、徽商以及徽商在全國各地活動產生的相關問題的一門學問。研究徽州，絕非僅僅著眼於徽州地方史，而是為了通過徽州研究，深入了解南宋以來（特別是明清以降）的中國社會，立足於徽州區域研究提供的豐富史料，深化對整體中國的認識，解釋中國大歷史。在這方面，徽州日記的研究無疑是極佳的一個切入點。而徽州日記文獻的收集、整理和研究，則是“徽學”研究中亟待深入的一項基礎性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