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興濤：推進中國史與世界史學科融合發展的思考

作者：黃興濤，系中國人民大學歷史學院教授

關於中國史與世界史學科的會通融合，其實是一個老問題。在經濟全球化時代，歷史學的大視野觀照、長時段把握和問題化導向，必然內在地發出這樣的要求。記得2004年的時候，史學前輩李文海先生就曾發表一篇引人注目的文章，題為《打破分割、促進融合》（載《歷史教學問題》2004年第5期），他對當時歷史學八個二級學科（包括世界史和考古學在內）各自為營的現象，表示出深深的憂慮，並從促進歷史學科整體發展的角度，呼吁各二級學科之間理當自覺地進行會通融合。

2011年，歷史學分成如今並立的三個一級學科：中國史、世界史和考古學。這當然有助於世界史和考古學目前的發展，體量過小的世界史學科的確會制約中外歷史研究和教育的會通融合水平。但同時也應看到，2011年以來，由於三科分離而激發的歷史學內各學科彼此會通融合的渴望與呼聲，不僅沒有削弱、反而變得愈加強烈了。2014年，教育部社會科學委員會歷史學部在西北大學專門召開“中外歷史研究的會通”主題研討會，便是對此一訴求的積極回應。筆者有幸參加了這一會議，至今仍對三個一級學科的與會學者就此達成的共識記憶猶新。2020年，《歷史研究》雜志也曾就這一問題發表多篇專題筆談，學者們圍繞歷史學的學科特性、社會發展的現實需要、不同歷史問題的內在邏輯和固本強基、創新發展的學科內驅等多種角度，深刻說明了歷史學門類下各學科會通融合的必要、可能與前景。筆者以為，目前，中國史與世界史學科的融合其實不需要更多的學理論証，應該深入考慮的是如何在制度層面對其加以保証，如何採取切實措施加以推進。

首先，歷史學科內在的融合發展要求，必須在高校的本科教育體制中得到明確體現和強化保障。無論是中國史還是世界史的本科教育，都不能兩相割裂。世界史的本科教育，正如學者們所強調的：“不能是‘世界史加外語’”，理當充實有關中國歷史影響以及中外歷史互動的教育內容，體現中國人的關切和情懷﹔而中國史的本科教育，也應該自覺置於世界史的視野中，保証學生能掌握較為充分的世界史知識。中國史和世界史本科教育的兩相貫通，是培育學生愛國情懷和人類命運共同體意識的需要，也是加強史學人才培養的基礎，在課程設置、師資配備和日常熏陶中，都應加強對此一要求的自覺貫徹。長期以來，歷史教育界對此本無分歧，但近些年，由於學科分離等多方原因，在有的高校此種學科融合反而出現相對弱化趨勢，需要有所警覺。目前，教育部設立的歷史教學指導委員會，沒有分化成三個一級學科各自的教學指導委員會，這對於歷史本科教學的一體化貫通要求來說，是十分明智的。至於在課程設計中，究竟怎樣兼顧，如何保証科學的交互課程比例，除了通史主干課程外，尚應有何種配套課程，都還需要去做進一步的考量。在這方面，歷史學三科一體的教學指導委員會當能發揮更大的推動作用。

其次，在研究生教育層面，如何培養學生具備貫通中國史和世界史的學科視野、資料獲取與問題意識的能力也需引起重視。高層次史學人才的造就理當打破學科界限，按照新文科建設的要求，適當組建一些具有獨特問題意識的學科交叉教研團隊，鼓勵有條件的教師積極開設跨學科課程，吸收中國史和世界史學科的研究生共同參與課題研討，多進行融合性的研討式教學，從而在實戰研究和教學中養成跨國認知、跨學科思考的習慣和能力。在這方面，生態史、醫療社會史、數字人文和公共史學等領域已做出可貴探索、走在前列，但還需加大力度。就學科融合不足的現狀而言，甚至不妨輔助一點必要的跨學科選課規定，給予研究生一定的制度性引導。目前，歷史學門類的三個一級學科評議組是分立的，在探討研究生教育如何進行跨學科融合問題時，可以通過建立三個學科評議組聯席會議制度的方式來進行，以切實加強體制化的組織保障。

再次，在當今，史學界欲推進中國史與世界史的學科融合，一個重要的支點和基礎，當是大力發展中外古史比較、古代中外交通史和近世以來的中外接觸、碰撞和交流史研究，尤其是近世以來的中外關系史、中西日互動史研究。這些研究的強化和深化本身，將成為中國史與世界史學科融合最好的融合劑。筆者曾經指出，“明確提出中外歷史研究的會通這一命題，將其作為中國史學發展自覺的努力目標，反映了我國現階段歷史研究發展的內在需要，體現了歷史研究者在新時代中的學術自覺。”而在現階段，要做到中外歷史研究的會通，重視中外關系史的研究，又能起到某種杠杆和基礎性支撐作用。

在古代世界，各國人民之間的接觸和交往有限，但國際視野的具備，仍有助於包括中國史在內的國別史研究者豐富認知視角，增強分析問題的層次和深度。地理大發現之后，西力東漸，國家和地區之間的聯系日益緊密、相互的作用和影響不僅無法避免，而且不斷加大，這就決定了跨國語言材料和認知資源的使用在中國史研究中具有極為重要的地位。實際上，對於認知和把握這一階段的中外互動歷史來說，中國史和世界史的學科融合，不僅是有益的，而且是必須和必不可少的。毫無疑問，面向新時代，我們更加需要具有全球或世界視野的中國史研究，也更為需要體現中國影響和因素、滲透中國關切和情懷的世界史研究，而這將是兩個學科彼此融合的理想結果。

在追尋這一目標的過程中，加強中外史學界多學科的多維對話與交流，必須得到格外的重視。因為研究者會遇到經濟全球化意識與民族國家觀念之間的矛盾問題，要面對各自視野的國際化程度與對中國了解深度不平衡的矛盾問題，還勢必受到諸如“西方中心論”或“中國中心觀”之類認知模式的困擾。筆者以為，強化中外學者有關研究的深度對話和交流，是中外歷史得以會通的重要途徑。就中國史研究方面而言，以往我們的交流很重視“走出去”，如今，或許更應當重視“請進來”：既要請外國的“中國史”研究者和學生來中國交流、學習，也要請一流的西方史和世界史學者來交流、對話，同時還應該實行一些制度來保証此類交流的常態化。這一點，目前可以說已成當務之急。

推進中國史和世界史學科的融合發展，需要統籌安排和精心設計，特別是需要在制度方面加以多方面的自覺引導和推助。比如，國家和地方的各種社會科學基金項目中，可以設置一些專供中國史和世界史學科成員聯合攻關的申請項目，或者帶有兩個學科融合性質的委托課題等，以鼓勵和吸引學者去積極申請，真正發揮其切實的導向作用。

歷史學的各類各級學會組織，也應定期召開具有學科融合性質和特點的專題學術研討會，自覺組織中國史和世界史兩個學科的學者參與聯合研討。比如2018年，紀念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100周年，中國社科院世界史研究所、上海大學合作主辦了“全球史視域下的一戰與中國”國際學術研討會，邀請中國史和世界史學科的學者聯合研討，收到了很好的學術交流效果。這類學術會議若經常性舉辦，並帶有制度性規定，其推進學科彼此融合的效應自可想見。

新的時代，需要更為興盛發達的歷史學，而促進中國史和世界史學科的融合發展，將成為推動歷史學走向輝煌的必由之路，值得史學界同仁去努力探索和實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