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朝道教古靈寶經的歷史學研究

首都師范大學歷史學院劉屹主持完成的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六朝道教古靈寶經的歷史學研究》（項目批准號為：12BZS025），最終成果為同名專著。

一 研究的目的和意義

古靈寶經研究一直是道教研究的重要課題。原因有三。

第一，道教研究面臨的一大難題，是作為研究基本材料的道教經書，往往時代和作者不明，這成為利用道經研究道教的最大障礙。在看似漫無頭緒的道藏集成中，二三十卷古靈寶經因為有相對明確的造作時代，因而長期以來受到中外學者的高度重視。

第二，靈寶經的鮮明特點是吸收大量的佛教因素，乃至被認為是“佛道混合”的產物。源自中國本土的道教，如何處理與外來佛教的關系問題﹔哪些佛教因素被靈寶經所吸收，哪些又被靈寶經有意無意地拒絕﹔靈寶經對佛教因素的吸納與揚棄，對於道教和佛教又各自產生了哪些影響？這都關涉到中古時期的本土文化如何取用和改造外來文化的重要論題。

第三，靈寶經教和科儀對中古乃至現當代道教都有深刻的影響，位居三洞次席的洞玄部靈寶經，卻成為在中古時期流傳和行用最廣的一部道經集成﹔靈寶齋儀則在宋以后得到加強，一直沿用到明清和近現代道教中。甚至在當代道教科儀中，仍能看到對六朝靈寶經的尊奉和使用。

以上三方面的原因，使靈寶經長期以來受到道教學者的重視，成為國際道教學界的一個熱點論題。該成果研究有充分而豐富的國際道教學界的學術積累，也正說明靈寶經的研究對於道教研究具有重要的學術意義。簡言之，靈寶經教和科儀具有貫通古今道教的重要價值，是深入了解中國道教的一把不可或缺的鑰匙。掌握了靈寶經教的特色，也就把握住了中古道教經教化的主流趨向和現當代道教科儀的歷史淵源所在。

二 成果的主要內容和重要觀點

該成果的研究並非重復和引述前人的論斷，而是從根本上重新建立靈寶經研究的新理論和新框架。主要內容和貢獻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第一，對國際道教學界有關靈寶經研究的成果，做了系統而周密的梳理與評價，整理出了一份靈寶經研究的學術史。從1950年靈寶經被正式研究以來，日本、歐美學者對靈寶經研究的成果眾多、名家輩出，但中國學者起初並未參與到靈寶經的研究中來。到20世紀90年代，國際道教學界出現了大淵忍爾、柏夷和小林正美三位學者圍繞靈寶經一些基本問題你來我往的論戰。20世紀末至21世紀初，中國學者開始進入這一領域時，首先面對的就是國外學者之間爭執不定的問題，但不止一位中國學者並未充分地研討基本史料，就輕易地在論辯雙方中選擇了一方，而把另一方的意見徹底否定。梳理學術史的目的，一是全面透徹地掌握前人究竟做了哪些研究工作，二是搞清在發生論辯的問題上，各方學者的觀點和意見是在怎樣的邏輯思路下推衍而出的。隻有真正了解其得出觀點的依據與邏輯，才能通過比較各方的意見而做出相對合理的選擇。換言之，隻有充分梳理學術史，才能對前人研究中產生的爭議做到心中有數、擇善而從。這也是該成果項目展開的前提與基礎所在。

第二，鑒於靈寶經研究中存在的爭議問題，該成果的研究側重於從重新解讀靈寶經研究的基本和關鍵材料做起，借助於歷史學研討史料的方法，目的在於為靈寶經研究建構起一個相對可靠而明晰的新平台，即最大限度地為基本而重要的材料提供相對清晰的定年，這是該成果不同以往研究的一個顯著不同。這方面主要工作體現在如下兩個方面。

（1）敦煌本“靈寶經目錄”是能夠確定哪些靈寶經屬於東晉末劉宋時期造做出來的“古靈寶經”的關鍵性材料。此前學界據以討論的文本，主要是大淵忍爾提供的釋讀，但大淵氏的釋讀存在明顯的句讀和理解上的錯誤。該成果的研究凸顯了中國學者以歷史學方法解讀基本史料的優勢。從文本句讀到寫本的定名，從文字的疏通到歷史背景的探析，該成果對靈寶經研究的最基本材料提出了重要的釋讀意見。

（2）該成果的重要進展是對這批靈寶經的定年意見做到更進一步的細化。以往研究都是把二三十卷古靈寶經當作一個整體來看待，這是因為前輩學者最初相信所有的古靈寶經都是由葛巢甫一人在東晉末年造做出來的。但隨著研究的深入，近年來，已有越來越多的學者開始懷疑葛巢甫造作全部靈寶經的可能性，但一直沒能給出合理且可信的論証，彼此的意見也總不能相互兼容。在陸修靜時代，古靈寶經被分為“元始舊經”和“仙公新經”兩部分。按照傳統的看法，“舊經”早於“新經”，“新經”都是為了進一步解釋和闡發“舊經”所作。由於缺乏歷史學的考察，此前學者隻能把這二三十卷靈寶經大體界定在東晉末劉宋初，再加上先入為主地認為“舊經”必然早於“新經”，往往把一兩部靈寶經中的思想觀念，當作全部靈寶經一致遵守的經教思想﹔看到“舊經”和“新經”中表面上相同或相近的內容，就都不假思索地認定是“新經”在進一步闡發“舊經”，這樣就人為地泯除了各經之間客觀存在的差異性，忽視了靈寶經內部經教思想發展的前后關系，對很多有意義的線索視而不見。正是大多數學者抱持著對靈寶經這樣的基本看法，使得靈寶經研究中很多問題的討論都是在缺乏實証性的研究根基之上展開的，很多都是憑學者個人的主觀推測進行的討論，很少能有切實可靠的討論基礎。這是靈寶經研究中爭議較多卻又難以達成統一意見的主要原因。

該成果通過靈寶經文本內容的內在關聯性，大膽地提出了“新經”早於“舊經”作成，“新經”和“舊經”中又各自有先后之分。具體來說，“新經”的主體部分，即7卷“行業新經”，是葛巢甫在東晉末年（400年前后）所作﹔而“新經”中的“教戒訣要”3卷，則是410年葛氏道所作。420年劉宋的建立，成為“舊經”正式出世的歷史契機﹔437年陸修靜作《靈寶經目序》時，“舊經”還隻有“出者三分”，即10卷出世﹔到471年陸修靜作《三洞經書目錄》，“舊經”已有21卷問世，還有15卷尚未問世，一直到北周末年再被全部做出。通過該成果的研究，目前可以知道哪些靈寶經是在哪個時間段中被做出的，這樣就可以把這二三十卷靈寶經，分別系於這條時間線上，為深入理解古靈寶經的經教思想發展的歷史脈絡提供了相對清晰的時間坐標。對古靈寶經歷史脈絡的厘清，無疑會給古靈寶經的研究帶來新的考察思路和理論指導。

第三，該成果重點研討了古靈寶經的經教思想中一些重要概念，如“三洞說”、“業報輪回說”、“度人”與“度亡”、“戒行”與“戒止”等。這些論題有的是此前學者涉及的，但他們是在把幾十卷靈寶經作為一個整體、認定“舊經”早於“新經”的前提下展開的討論。該成果研究在重新建構起靈寶經逐步造做出來的歷史進程后，這些問題就有了考察其發展演變的新坐標﹔有些問題則是通過確立“新經”早於“舊經”這一前提才得以凸顯出來。通過對這些論題的研討，還可以進一步驗証該成果所提出的“新經”早於“舊經”的結論。因此，古靈寶經的“新經”早於“舊經”、“新經”和“舊經”內部又有先后之分，並不僅僅是通過文本和文獻上的考証得出的結論。更重要的是，隻有在這樣的時間線索和經典先后關系之下考慮，古靈寶經經教思想發展的特點和演變情況，才能得到較為合情合理的解釋。不是隻有某一方面的思想脈絡符合這一時間線索，而是出發點不同的幾方面考察都符合這條時間線索。因而該成果的基本結論，有文本考証和思想脈絡這兩方面的檢驗，應該是可以成立的。

三 成果的價值

該成果的學術價值和應用價值也體現在三個方面。

第一，對於道教研究具體論題本身的價值。（1）切實地推進了古靈寶經研究的進展。特別是對於這個國際道教學界研究半個多世紀的重要論題，充分發揮中國學者閱讀母語原始資料的優勢，提出了帶有根本性、顛覆性的合理意見。該成果的研究並沒有為古靈寶經研究畫上句號，在該成果所呈現的歷史背景和時間脈絡的基礎上，今后還可從古靈寶經中發現和提煉出更多有意義有價值的論題。（2）對這幾十卷古靈寶經的研究所採用的研究方法和取得的研究成果，可以成為研究其他中古時期道教經典集成，如上清經、正一法文經等的范例。基本思路可以歸結為：運用歷史學考察史料的方法檢視基本的道經文獻，運用宗教學考察思想脈絡的方法重建經典之間的互相關聯，以文本文獻考証結合思想觀念發展的脈絡，為確定時代不明的道教經典的可能年代提出更具參考性的意見。

第二，對於中國的道教研究如何適應國際化的啟示意義。道教研究本身是門國際化程度較高的學問，但目前的狀況是，中國道教學者在按照學

術規范與國際道教學界對話方面，還缺乏充分的經驗和實踐。該成果在如何搜羅、梳理、評價、選擇國外學者的研究成果和觀點方面，做出了嘗試。該成果的研究說明：中國學者如果能立足於自身的優勢，再充分汲取國外學者研究的可取之處，完全可以做到“后出轉精”的學術成果來。

第三，該成果對於歷史學、宗教學的跨學科研究也是一種有益的嘗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