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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東莼（1900—1979），湖南醴陵人。歷史學家、翻譯家、教育家、社會活動家。曾任廣西省立師范專科學校校長、華中師范學院院長、民進中央副主席、中央文史研究館館長。本版圖片均為資料圖片
楊東莼翻譯的摩爾根《古代社會》
時代的洪流滾滾向前，人類的歷史在繼承中不斷發展。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獨特印記，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固有使命。回望中國共產黨建黨百年艱苦卓絕、光輝燦爛的發展奮斗歷程，我們會發現，這是個體命運與國家命運最為息息相關的一個時期。多少仁人志士在風雷激蕩的大時代裡追求真理和光明，盡一己之力，拼命地為這個民族、這個國家奉獻，以堅定的信仰和堅實的態度，帶動、鼓舞、影響著身邊的人。在那些黑暗的歲月裡，他們用自己的力量點燃了思想之燈，照亮了周遭的世界，給渴盼光明的人們帶來希望。楊東莼，這位中國近現代杰出的馬克思主義學者，著名的歷史學家、翻譯家、教育家和社會活動家，就是這樣一位在時代洪流中不惜燃盡自己也要追尋真理與光明的實干家。
追隨李大釗
信仰傳播馬克思主義
1919年5月4日，北京3000多名悲憤的學生組成了龐大的游行示威隊伍，從天安門出發，直奔趙家樓。五四運動的爆發徹底打破了動蕩年代的混亂與沉悶，迅速點燃了國人救亡圖存的愛國熱情。時年19歲的楊東莼，一位從私塾教育輾轉到北京求學的湖南熱血青年，參加了這場史詩性的運動。他立志做行動主義的“毅者”，積極參加各種學生運動。在北大，他迅速成為了“新青年”一代的知識分子，代表著一個從政治上的愛國主義到文化上的反傳統主義之間的廣義光譜。
進入北大學習之后，楊東莼一直與北大中文系的湖南老鄉鄧中夏住在一起。兩人朝夕相處三年，楊東莼曾說，“雖然是同學，但我視他為師表”，鄧中夏在楊東莼的記憶裡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鄧中夏）年紀比我大了五六歲。他是湖南宜章人，家裡大約是一個小地主。來北京以后，他即和家庭斷絕了聯系。在我的印象中，鄧中夏是一個非常朴素、勇敢和熱情的人。他愛幫助別人，在同學中，他享有很高的威信。”
在鄧中夏的引導影響下，楊東莼對時事政治、社會問題展現出了濃厚的興趣，閱讀了大量進步書籍。他精讀了柏拉圖的《共和國》，聖西門的《空想社會主義》，孟德斯鳩的《法意》，亞當·斯密的《原富》，馬克思的《資本論》，黑格爾的《哲學》等等。楊東莼是北大圖書館的“常客”，這是因為李大釗的辦公室在那，很多社會主義書籍、雜志在那。李大釗“主持的北大圖書館成為左傾思潮的發祥地”，吸引了很多像楊東莼一樣渴望追尋真理，改革社會現實的青年人。
五四運動之后，參與者逐漸分化為“談論主義”與“研究問題”兩派，楊東莼的哲學老師胡適、唯物史老師李大釗分別給出了截然相反的答案，對哲學有著濃厚興趣的楊東莼卻堅定選擇了后者。他對李大釗十分敬仰，因為李大釗身上有普羅米修斯般的使命感，讓俄國十月革命的火種最早在北大播下，是眾多青年走向革命的引路人。
1920年3月31日，楊東莼與鄧中夏、羅章龍等參加了由李大釗直接領導的“北京大學馬克斯學說研究會”(“馬克斯”后通譯為“馬克思”)的創辦活動。這是中國最早出現的、有組織有計劃研究和宣傳馬克思主義的革命團體。1921年7月中國共產黨成立后，北京地區共產黨組織為了加強馬克思主義的研究和宣傳，決定把這個“研究會”在北大校內完全公開，並在《北大日刊》上刊出啟事。楊東莼作為北大“馬克斯學說研究會”19位發起人之一參與起草了《發起馬克斯學說研究會啟事》。
在李大釗的深刻影響下，楊東莼積極參加工人運動，與鄧中夏深入長辛店鐵路工人群眾，與平民教育演講團成員朱務善等一起，在京綏鐵路上做調查和聯系的工作。到工人家中訪問，廣交工人朋友，宣傳革命道理。這段難忘的日子，他和鄧中夏總是並肩奮戰、形影不離。
以苦為樂
探尋真理的曙光
1923年7月，楊東莼在長沙協均中學任教時加入中國共產黨，毛澤東出席監誓。那時，他與何叔衡、曹伯韓、黃芝崗等常有工作聯系，但不久，他和黃芝崗同時失去了與黨組織的關系。
1924年3月7日，楊東莼重回醴陵，擔任縣立中學（又稱淥江中學）校長。這所學校同樣有著光榮的革命傳統，李立三、程潛、陳明仁、左權等都曾在這裡求學。他在學校期間，以教員身份作掩護，引導支持學生組織學術團體“社會問題研究社”，研究時政，鞭撻時弊，支持他們創辦了《前進》周刊，宣傳馬列主義，揭露帝國主義、封建勢力侵略、壓迫人民的罪行。在淥江中學，馬克思主義像熱帶的藤蔓植物一樣長勢迅速，“社會問題研究社”吸引了60多名成員，其中，左權、蔡升熙、宋時輪等后來成為中共黨和軍隊的高級干部和著名將領。
1927年，在大革命失敗后，白色恐怖籠罩上海，楊東莼被懸賞500光洋通緝，在弟弟楊人楩的幫助下，東渡日本留學。在日本三年間，楊東莼繼續研究馬克思主義並從事翻譯著述工作。他在《評所謂讀書運動》一文中引用蔡元培的話：“我們不研究馬克思決不能懂得馬克思，不懂得馬克思也不配反對馬克思……《資本論》不但是一部好書，而且是十九世紀的偉大的著作，無論贊成或反對馬克思的青年，都值得一讀的。”
在日本期間，楊東莼除了翻譯狄慈根的《人腦活動的本質》(又名《辯証法的唯物觀》)《論邏輯書簡》《一個社會主義者在認識領域中的漫游》《哲學的成果》外，他還先后翻譯出版了恩格斯的《費爾巴哈論》（與寧敦武合譯），德波林的《斯賓諾莎與辯証唯物主義》。最值得一提的是，楊東莼還翻譯了摩爾根的名著《古代社會》。他認為，《古代社會》對於學習馬列主義是一部很有參考價值的書，對於原始社會的研究，更是一部重要的著作。他與張栗原合譯了此書，又經馮漢驥修改校訂，在1929年、1930年由上海昆侖書店分兩冊出版。此后在1935年12月，又重新修訂，經歷史學家周予同推薦，由擅長西洋史研究的何炳鬆負責，納入20世紀上半葉中國最具影響的叢書“萬有文庫”。此外，他還在《民鐸》雜志上了連續發表了《狄慈根之哲學》《思想之方向轉變》《從自然科學的唯物論到辯証唯物論》三篇宣傳辯証唯物論的文章。
這些著作和文章是他從事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譯介、運用唯物辯証法的重要體現，對他日后進行的各種學術研究都有深刻影響。在日本留學的這段時間，也是楊東莼思想方向的轉折點，曾經夢想成為梁啟超式政論家的楊東莼，成為積極實踐的共產主義者和馬克思主義的布道者。在學術與政治對峙的現實環境裡，他仍然是一個富有激情的理想主義者，堅持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研究與宣傳。
投身革命
做真理思想的燃燈者
1932年年初，新桂系軍閥雄心勃勃，想把廣西建設成一個強大的“模范省”，提出“建設廣西，復興中國”口號，以與蔣介石抗衡。李宗仁、白崇禧為積極延攬人才來廣西，決定創辦廣西省立師范專科學校，楊東莼出任校長。他聘請了一批知名進步人士來校任教（這些人基本上都是共產黨員、作家、翻譯家）。楊東莼和他們“巧妙地利用桂系同蔣介石之間的矛盾，在白色統治下，建立了一個小小的革命據點”，使“廣西師專成為除蘇區外，當時國內獨一無二的公開宣傳馬列主義、宣傳民主思想，實行科學教育方針，學風端正，思想活躍的高等學校”。
“一二·九”運動后，楊東莼到上海參加由沈鈞儒、鄒韜奮等人發起組織的“上海文化界救國會”，從事愛國民主運動。1937年到1948年間，他輾轉湖南、廣西、香港、四川等地參與抗戰、從事教學。物質上艱難、困苦，但他樂觀、堅忍，不屈不撓地把智慧和精神的種子播撒給學生。對於楊東莼的教育效果，李宗仁曾這樣訓責部下：“為什麼楊東莼訓練的干部如此成功，你們訓練的干部這樣蹩腳呢？”李宗仁的話再次証明，楊東莼在任校長時，把師專變成了培養進步學生的革命搖籃。
西安事變后，楊東莼受中共中央指派，執行對新桂系高層的統戰任務。楊東莼到湖南南岳，會見劉斐，與他同去桂林見李宗仁、白崇禧。李宗仁、白崇禧再次與楊東莼探討對時局的看法，楊東莼指出，中共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是堅定的，西安事變的結果最終還是會由統一戰線來決定。
豁達剛直
志高才大的淳淳長者
周恩來總理在不同時期對楊東莼有三個評價：一是“楊東莼在廣西，力足敵十萬健兒”﹔二是“學識淵博，膽小如鼠”﹔三是“既是老革命，也是新黨員”。新中國成立后，楊東莼聽從周恩來總理的安排，又一次去廣西，擔任廣西大學校長。他曾對學生說：“要一分為二，肯定優點，指出缺點。要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不要有什麼顧慮。每個人都有一個小袋袋，我也有一個袋袋，周總理給我的鑒定是‘才高、智大、膽小’六個字。我經常以這六個字來鞭策自己，努力克服自己的缺點，為黨和人民多做工作。”
六七十年代開展的某些所謂“學術討論”，實際上是不講道理的圍攻批判，對此，楊東莼十分反感。報刊上點名批判周谷城、夏衍、孫冶方，他偏偏要在各種場合大談自己和這些同志過去共事、交往的經歷，婉轉地流露出由衷的惋惜與同情。他還經常說：“不念舊惡，在必要的條件下應該如此做﹔不念舊情，那就會變成獨夫和天下絕物。”
在艱難的歲月裡，楊東莼不顧個人安危，幫助原《大公報》負責人王芸生、經學家馬宗霍等解決生活困難。語言文字學家黎錦熙居室逼狹，藏書亂積，無法開展研究，楊東莼四處奔走，替他解決了住房問題。邏輯家金岳霖重病時得不到應有的照顧，隻能雇板車送醫院求治，楊東莼為此大聲疾呼。
到了70年代，年過七旬的楊東莼，仍然豁達而又剛直，經常在不同場合反駁“四人幫”捏造的無稽之談，在民主黨派中德高望重，被人們親切地稱呼為“楊東老”。他堅持真理、敢講真話的浩然正氣，彰顯了他的風骨。75歲時，他寫下了這樣一首詩：“自愧平生一無長，書在手邊輒淺嘗﹔香花毒草各有趣，悟到真諦喜欲狂。五十年來走四方，處處為人打雜忙﹔甘草一味價誠賤，湯頭歌訣不能忘。”
（作者：周洪宇，系華中師范大學教授，《楊東莼大傳》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