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與魏晉玄學

清華大學王曉毅主持完成的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周易〉與魏晉玄學》（項目批准號為：12BZS024），最終成果為同名專著。課題組成員有：張齊明。

魏晉玄學是中國古代思想史上的重要發展階段，而《周易》則是玄學家構建理論體系的最重要經典之一，與《老子》《庄子》並稱“三玄”。魏晉玄學與《周易》關系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孔穎達的《周易正義》，將王弼《周易注》與韓康伯的《系辭注》等合為一書，奠定了爾后王、韓易注在中國易學中的主流地位，成為歷代官方易學的文本，影響極為深遠。因此，王弼、韓康伯的易學著作，一直為學術界所關注。湯用彤先生於20世紀三四十年代撰寫的王弼易學的三篇開拓性論文：《言意之辨》、《王弼大衍義略釋》與《王弼之〈周易〉〈論語〉新義》。堪稱20世紀這一課題研究的裡程碑之作。繼湯用彤先生之后，盡管學術界對這個領域繼續用力，但大多數成果主要集中在王弼易學方面，至今未見系統研究魏晉玄學與《周易》關系，展現魏晉玄學義理易學發展細節的學術專著問世。

該成果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開掘了大量史料，並運用社會歷史與學術思想相結合的方法，從士族社會政治與玄學義理易學、義理易學與象數易學、義理易學內部不同觀點之間的互動角度，全面研究了魏晉不同時期玄學流派與《周易》的關系，即正始、竹林、元康、東晉時期玄學義理易學的發展史，提出了一系列新的學術見解，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 《周易》與正始玄學

該成果主持人對王弼家學淵源、學術方法以及本體論特點做過深入研究，有較多的前期研究成果，經過充實提高，融合到該成果中。在以下兩個問題上，取得了具有原創性的研究成果。

（一）將黃老道家“因循”哲學納入研究視野

學術界認為，“援老（老庄）入易”是王弼《周易注》的特色。該成果則認為：道家的“老”，不是老庄而是黃老。王弼以黃老道家“與時遷移、應物變化”的“因循”政治哲學為指導，創造性地發揮了《易傳》中的時位學說。以卦時統帥爻位，從社會人事角度，將六十四種卦解釋為六十四種社會時勢即六十四種成功之道，試圖為統治者順應時變，靈活運用儒、法、兵等諸子學說經邦治國，提供決策智慧。

（二）對何晏易學的性質，提出了新的觀點

何晏、王弼是魏晉義理易學的領軍人物，但兩人的貴“無”論哲學並不完全相同，所以對六十四卦“時義”形成原因的解釋存在差異：王弼將事物變化動因歸於自然之性，“時義”反映的是事物自身發展變化的規律，故用社會人事解易。何晏思想比較蕪雜，漢代元氣論影響較大，有較多的象數因素，在漢易與對王弼新說之間徘徊，留下了“自言不解《易》九事”的時代困惑，其中之一，就是“時義”的本質。

二 《周易》與竹林玄學

學術界對這個問題的探討，一般局限於阮籍《通易論》個案，而對竹林玄學易學思想的整體狀況，未做系統梳理。該成果將竹林玄學劃分為三個階段，將阮籍的《通易論》、向秀的《周易注》佚文、嵇康與阮侃關於“宅無吉凶”四篇論文中涉及易學的相關文字置於學術變化大背景中作綜合分析，提出了新的見解：認為竹林玄學以義理易學為主導方向，但是在漢代“象數”問題上存在兩種態度，一是以嵇康、阮籍為代表，持宇宙氣化論，繼承了漢代象數易學的諸多因素，有神秘文化傾向﹔二是以向秀為代表，繼承了王弼的貴“無”本體論與義理易學，比較徹底地否定象數，反對神秘文化，開啟了西晉義理易學的發展方向。

三 《周易》與西晉玄學

在前人成果的基礎上，著重分析了“言意之辯”這種源於《周易》的學術方法，對元康玄學不同學派的影響：王衍、樂廣的貴無派持“言不盡意”論，裴頠的崇有派持“言盡意論”，郭象的“性”本體論持“寄言出意”論。該成果的創新之處，是對張璠《周易集解》的研究。漢唐之際易學文獻中，有三種以“集解”形式存在的重要著作：《荀氏九家易集解》、張璠的《周易集解》與李鼎祚的《周易集解》。張璠的《周易集解》，則因傳世佚文甚少而備受冷落，至今未見專題研究論文。該成果對該書進行了深入探討，通過對相關人物與佚文的考証，認為張璠的《周易集解》，大約成書於西晉后期，是魏末至西晉時期二十二家義理易學《周易》注釋的匯集﹔作者既有禮法派，也有玄學派，並非王弼易學的簡單復制，體現出西晉義理易學的多元化發展特點。

四 《周易》與東晉玄學

在魏晉玄學研究領域，東晉時期屬於薄弱環節，不僅學術成果少，並且集中在韓康伯易學與張湛《列子注》個案研究上。因此，東晉玄學與《周易》的關系，成為該成果用力最多的時段，創新之處多表現在以下五個方面。

（一）將東晉玄學大致分為三個階段

（1）恢復階段（317∼344年），以王導、庾亮為代表的中興名士，糾正了西晉元康放達派的失誤，在實踐中推行“名教即自然”的主流派玄學理念，禮玄雙修。王弼《周易注》立於官學，奠定了東晉士族社會的思想基礎。（2）鼎盛階段（345∼385年），又可分兩個時期：前期為345∼354年，在司馬昱、殷浩等第一代永和名士的推動下，太和十年間清談達到鼎盛，象數與義理在清談中激烈交鋒，但無重要學術建樹。后期為355∼385年，以謝安、王坦之為代表的第二代永和名士走上了歷史前台，清談盛況雖不如前期，但多有學術創建，韓康伯的《系辭注》與張湛的《列子注》是代表作。（3）衰落階段（386∼420年），以王恭、王忱、殷中堪、桓玄為代表的太元名士，生活放縱而無學術創建，士族社會與玄學文化走向沒落。

（二）王弼《周易注》與東晉官方易學

王弼《周易注》立於官學是一個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事件，反映了魏晉義理易學取得了官方意識形態地位。遺憾的是，王弼《周易注》立於官學的時間，古代文獻中沒有明確記載，因此學術界在這個問題上眾說紛紜。經考証，王弼《周易注》於東晉太興二年（319年）六月始立官學，標志著魏晉玄學義理易學成為官方政治哲學。盡管太興四年（321年）增補鄭玄《周易注》，太元九年（384年）增補王肅《周易注》，形成王弼、鄭玄、王肅三家並立官學的局面，而王弼易學無疑佔主導地位。這種格局，是東晉玄學名士與司馬氏皇權“共天下”在經學領域的反映。

（三）東晉“易象妙於見形”之辯及其意義

東晉咸康六年（340）年，孫盛與殷浩就“易象妙於見形”發生了論戰。《世說新語·文學》記載了這場辯論，劉峻的注釋引了一段關於易象問題的文章，沒有注明文章的作者。因此學術界對這篇未署名文章的作者出現了不同觀點。該成果認為，該文章不是殷浩的作品，是孫盛的《易象妙於見形論》。孫盛認為易象揭示了“卦氣”的運行奧秘，直接反映了事物的本質與規律（道）﹔殷浩則認為易象不可能完全表達聖人的思想，應當運用形名方法，通過分析形器的外在現象，揭示其內在的本質規律（道）。這是魏晉玄學義理派與傳統象數派在東晉新形勢下的思想交鋒，為韓康伯以義理為本融合象數的新易學，提出了新的時代要求並提供了思想資源。

（四）從“公謙之辯”看魏晉義理易學的功能

東晉中期的玄學思想界出現了一場重要的論戰，辨析“公”（公開坦誠）與“謙”（謙虛退讓）兩種品德的關系，史稱“公謙之辯”。論戰中各派均通過對《周易》之《乾》《坤》《謙》《損》卦義解釋，支持自家的學說。學術界對“公謙之辯”的研究，多從倫理哲學角度展開。該成果則通過梳理相關史料，揭示了魏晉玄學義理易學在實踐中的真實作用：認為以王弼《周易注》為代表的義理易學沒有實現其原初設想的決策功能———摒棄象數派的佔卜方法，通過理性分析“時位”正確決策。其實際作用是通過解釋《周易》的言辭，闡發社會政治與道德人倫的一般原理。

（五）韓康伯易學對“象數”的融通及其意義

東晉韓康伯所著《系辭注》上下、《說卦注》、《序卦注》、《雜卦注》5篇不僅是東晉玄學的代表作，也是易學史上的學術重鎮。面對江南地區神秘主義文化傳統與象數易學的復蘇，以摒棄象數佔卜為特色的王弼易學顯然不能適合時代需要。為了保持玄學對社會的影響力，開始了玄學義理易學與象數易學的融合過程，韓康伯易學應運而生，其貢獻表現在兩個方面。

其一，韓康伯將玄學前輩的各種宇宙本體學說———他將王弼的貴“無”論、嵇康阮籍的“元氣”說和郭象的“獨化”論融為一體。提出了獨特的

“太虛”理論與“機理”學說，以玄學的本體論哲學成功解釋了《易傳》所涉及的象數問題，消除了義理易學與數術佔卜之間的理論矛盾，將神異現象納入玄學的“自然”哲學體系內予以理性融通。這一變化不僅適合了東晉時期思想文化環境的變化，而且彌補了王弼易學的局限，擴大了義理易學的解釋空間。

其二，張湛《列子注》是東晉玄學的集大成之作，但該書的基本論點來源於韓康伯的《系辭注》。即韓康伯的哲學思想，在張湛《列子注》中得到進步發展。張湛的年齡小於韓康伯，韓康伯於公元375年逝世，而張湛至少在公元382年仍健在，任中書侍郎。在歷史文獻中，韓康伯主要政治活動的時代是太元之前，而張湛則在太元之后。《列子注》的成書應當晚於《系辭注》，大約創作於東晉后期的隆和元年（362年）至太元七年（382年），太元時期的可能性較大。張湛將韓康伯的“大虛”觀念，發展成“太虛”學說﹔將韓康伯的“幾”、“數”、“理”觀念，發展成系統的“機理”“理數”學說，建立了新的宇宙哲學體系，以理性思維解釋了各種神秘現象。

總之，該成果對魏晉各個時期玄學與《周易》關系做了系統梳理，對許多學術難點進行專題研究，提出了一系列新觀點，而且這些觀點相互聯系，構成了比較完整的解釋系統，比較清晰地展現了魏晉義理易學的歷史發展脈絡，對推動本學科發展，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