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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系中國人民大學原學術委員會委員、哲學院教授
石峻（1916—1999）是著名的中國哲學史專家、佛學家、教育家。在運用馬克思主義研究中國哲學史的老一輩學者中間，石峻堪稱杰出的一位。他是學院派佛學的探索者，是中國哲學史事業的推動者，是中國近現代哲學研究領域的開拓者和奠基者。他耗盡畢生精力，建立起一座高高的學術豐碑。
【哲人追“思”⑨】
畢生向學索玄珠
1916年10月25日，石峻出生在湖南省零陵地區（今屬湖南省永州市）一戶貧苦農民家中。曾用名易元、鳳崗、柏宓。父親初通文字，同情革命，曾同朋友到廣東、香港等地游歷，買回許多宣傳革命思想的書籍。這些書對石峻的成長影響很大。父親為人正直，疾惡如仇，曾參加過中國共產黨人領導的秋收起義，可惜隊伍被敵人打散了，從此便失去同組織的聯系，隻好回鄉繼續務農。
石峻自幼聰慧，刻苦好學，考入長沙廣義中學（今湖南師范大學附屬中學）。這是一所由辛亥革命烈士禹之謨創辦的學校，富有革命傳統，石峻深受熏陶，漸漸向往革命。中學時代，石峻學習成績優異，尤其是理科，成績更佳，但他還是選擇了自己更感興趣的文科。當時中學並不開設哲學課程，僅有“邏輯學”和“國學概論”。這兩門課程竟使石峻對哲學乃至中國哲學史產生濃厚興趣。他在課余自學了梁啟超所著《清代學術概論》、胡適所著《中國哲學史大綱》（上卷）、馮友蘭所著《中國哲學史》（上冊），立下專治中國哲學史的職志。高中畢業后，許多人勸他報考理科，理由是理科就職容易，文科就職困難。他不為所動，還是在第一志願填報北京大學哲學系。1934年他以優異的成績被錄取。
那一年北京大學哲學系錄取的學生共16名，可是1938年領到畢業証的隻有三位，大部分同學都已經轉專業了。三人當中，有一位因病在美國去世，留在中國內地的僅有石峻、任繼愈兩位。二人同年，又做過同學、舍友、同事，同治中國哲學史，終身結為好友。
在北大期間，石峻涉獵中外哲學史上各家各派的學術思想，打下深厚的理論功底。在課外，他喜歡找一些中文或外文的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等經典作家的書籍來讀，找一些宣傳歷史唯物主義和辯証唯物主義的書籍來讀。這些書幫助他認識到：馬克思主義哲學才是正確的世界觀。站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上，回觀中外各種哲學學說，他有了新的體驗，進入了新的研究境界。石峻對我們這些學生曾提及，當時宣傳馬克思主義的書籍得偷偷地買、偷偷地讀。新買回這類書籍，必須包上書皮，在書皮封面上寫上《紅樓夢》之類的假書名，借以掩人耳目。也許正是出於這個原因，他養成了包書皮的習慣：凡是買回的新書，他總用牛皮紙包上書皮，然后才放上書架。石峻從就讀北大開始，漸漸養成好買書、好讀書的習慣。每月收入的十分之一左右，都用來買書。積攢下來，家中藏書竟有幾萬冊之多。各個房間都堆滿了書，就連陽台上也被書佔滿了。樓下鄰居幾次找上門來，擔心陽台承重強度不夠，會被書籍壓垮，勸他少放一些。他買書絕不是為了擺設，每一本都會認真閱讀。凡是他讀過的書，通常會留下痕跡。任繼愈回憶說：“石公嗜書如命。每次買回新書，必先親手用牛皮紙包書皮，其技術整齊方正，無人能及。我們老朋友去他的書房，請他把包著書皮的書取出，他能信手取下，百試不爽。我們都說他有‘特異功能’。聽說他臨終前，已不能說話，手寫兩個字留給家人，這兩個字是‘保書’。”
石峻熱愛哲學，一心向學，有“不得玄珠誓不還”的氣質，但從未忘懷國事。他喜歡讀書，但絕不是“兩耳不聞窗外事”的書呆子。“國家興亡，匹夫有責”，顧炎武的遺訓時刻敲打著他的心扉。1935年，日本帝國主義繼侵佔東北之后，又向華北進犯。北平告急！中華民族告急！當時正讀大學二年級的石峻憂心如焚，深深感到：華北之大，再放不下一張平靜的書桌了。必須行動起來，投入到抗日的洪流中。是年12月9日，他和同學們手挽著臂膀，冒著凜冽的寒風，走上街頭游行，抗議國民黨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呼吁全民抗戰。
1938年，石峻在北大哲學系畢業。他被當時的系主任湯用彤看中，留在哲學系工作。北大南遷以后，與清華大學、南開大學共同組成西南聯合大學。石峻繼續在西南聯大哲學系執教。他擔任過湯用彤的助手、研究助教、專任講師等職務。從1940年開始，他獨立授課，講過“哲學概論”“倫理學”等課程。“哲學概論”是一門全校性的大課，聽課同學常達百余人，來自不同專業，程度參差不齊，難度相當大。三位教師同時開這門課，聽課同學可以自由挑選。另兩位教師都是留學回國的資深教授，隻有石峻是初登講台的青年人。他以淵博的學識和出色教學藝術，贏得同學的信任，一度在三個課堂裡選課人數最多。由於教學效果好，他很快成為全校頗有名氣的教師。
1948年，已屆而立之年的石峻離開北大，受聘為武漢大學哲學系副教授、圖書館主任。那時大學的領導，隻有校長、教務長、圖書館主任三位。在武漢大學，他加入中國共產黨的外圍組織“新民主主義教育協會”，組織護校隊，保護校產，順利地把武漢大學交到中國人民解放軍接管部隊手裡。
1952年，全國高校院系調整，隻保留一個哲學系，即北大哲學系。其他院校的哲學系一律合並到北大哲學系。在這種情況下，石峻又回到了母校。那時北大哲學系的教師上百人之多，學生每年招一個班，40人左右。教師的數量比學生還多。哲學系的教師雖多，可是能上講台的人卻很少。中國哲學史課程由四位教師共同負責。先秦部分由馮友蘭講，魏晉隋唐部分由任繼愈講，宋元明清部分由張岱年講，近代部分由石峻講。
1956年，中國人民大學創辦哲學系，規模很大，每年招四個班，200余人，遠遠超過北大哲學系。石峻服從組織安排，由北大調往人大，參與哲學系籌建工作。本來，他在北大已是入黨積極分子了，即將加入中國共產黨。沒想到，竟因這次工作調動，影響了入黨進程。原因是人大黨委對他提出特殊要求。校長吳玉章代表黨組織跟他談話說：“你留在黨外，比留在黨內起的作用更大，可以團結更多的黨外知識分子。”他堅決服從組織的安排，直到1985年，賀麟、張岱年等老一輩知識分子都已經加入中國共產黨，他才再次提出入黨申請。黨支部書記楊憲邦主持召開中國哲學史支部黨員大會，鄭重宣布接納他為中國共產黨黨員。他順利經過考察期，數十年的願望終於實現了。
在人大，石峻是哲學史教研室的首任主任。西方哲學史教研室分離出去以后，繼續擔任中國哲學史教研室主任。他曾任人大校務委員會委員、中國哲學史學會第一、二、三屆理事會常務理事、副會長、《中國哲學史研究》主編、中國現代哲學史學會創會會長、中國宗教學會常務理事、中國倫理學會理事等職。老校長吳玉章對中國哲學史這門課程非常重視，曾親自到社會主義學院講授這門課程。石峻協助吳玉章校長做了許多具體工作。石峻還以吳玉章校長的名義請侯外廬同志到人大哲學系講授中國哲學史專題。石峻在人大哲學系執教40余年，先后講過“中國哲學史”“中國近代思想史”“中國哲學史原著選讀”“中國哲學史史料學”“印度哲學史”等近10門課程。大家公認他是中國哲學史界“講課最多的教授”。早在1963年，他已晉升為教授。時值國民經濟困難時期，他與同時升職的60位教授聯合上書國務院，要求保留原工資水平，暫時不拿教授工資。這一“暫停”就停了30年，直到20世紀90年代才恢復教授工資水平。
綜觀石峻的一生，除了“文革”期間被下放五七干校外，基本都在大學中度過。他終身治中國哲學史，雖飽經磨難，未改初衷。
學院派佛學的探索者
在中國學術界，研究佛教的學者大致有兩種。一種人是佛教的信仰者，以太虛等人為代表。他們大都是出家人，也有未出家的居士。他們對佛教堅信不疑，宣講佛經，弘道揚法，或根據時代的要求對佛經作出新的解釋。另一種不是信徒，多為大學教授，以湯用彤等人為代表。他們隻從理性的角度理解佛教，研究與佛教有關的學理。我們姑且稱之為學院派佛學。石峻雖不是學院派佛學的開拓者，卻是名副其實的探索者。他在這一領域的貢獻，主要體現在以下幾點。
一是探討佛教何時傳入中國的問題。按照佛教信仰者的說法，佛教在公元一世紀，也就是東漢初年傳入中國。東漢明帝在永平年間做了一個夢，夢見金甲力士送來佛教經典。朝廷遂派出官員乘白馬到西域求取《四十二章經》。這就是佛教傳入中國的起點。據說在洛陽修建白馬寺，就是為了紀念取經的白馬。石峻作為學者，當然不會信服這類傳言。他認為，不能為佛教傳入中國設定一個具體的起點，佛教傳入中國很可能是中外文化長期交流的結果。隨著外國經商隊伍的出現，佛教也慢慢傳入中國。最初隻有外國信眾，后來中國信眾逐漸多了起來。佛教傳入中國絕非偶然現象。佛教之所以會傳入中國，還得從自身找原因。東漢末年，經學衰微，已不能起到控制人心的作用。這時，有著一套完整倫理體系的佛教進入，漸漸吸引了統治者和大眾的目光，漸漸擴大影響甚至取得“以佛治心”的榮耀。佛教遂能與儒道二教抗衡，取得三教並稱的地位。
二是探討佛教同固有文化的關系問題。佛教傳入中國，對中國文化發展產生了重大影響。漢語原來隻講究平仄二聲，受佛教影響才變成抑揚頓挫四聲。人民英雄紀念碑的底座叫作“須彌座”，也是來自佛教。在漢語中，大量的外來語如真理、知識、世界、大無畏等，皆出自佛經。至於許多哲學術語，如唯心、唯物、本質、現象等，更是同佛教有關。
石峻強調，研究佛教本身不是目的，其重要性在於更充分地理解中國文化，更恰當地發展中國文化。他批評了兩種錯誤傾向。一種傾向是隻重視研究中國哲學，而忽視對佛教的研究。這樣研究中國哲學，肯定不可能到位。其實，佛教早已成為中國哲學的組成部分，如果忽視這一點，哪裡還談得上“研究”？另一種傾向是隻研究佛教，拋開佛教同中國哲學之間的聯系。這樣的人隻能描述“佛教在中國”，根本無法了解“中國的佛學”。基於這種認識，他主張把二者結合起來，重點考察佛教的中國化進程。石峻認為，中國佛教並不是照搬印度佛教，而是在同中國文化的互動中展開的。他把中國佛教的發展歷程，概括為五個階段。第一個時期是漢代的佛教。這時佛教剛剛傳入中國，人們把佛教視為一種道術，同中國傳統文化沒有什麼不同。統治者接受佛教，是為了延年益壽，多子多孫，或長治久安。第二個時期是魏晉南北朝時期的佛教。這時佛教受玄學影響很大。“玄學研究體用、有無、本末這樣一些比較抽象的理論，它廣泛地影響了當時佛教的發展。所以這個時期的佛教可以說是佛玄時期”。第三個時期是隋唐時期的佛教。這時佛教主要是為了適應中國大一統的需要，特點是系統性、宗派性。“佛教各派高僧和佛教學者都希望抬高自己一派的理論，同時也將其他不同的佛教學說能概括進來，從而建立一個龐大的宗教學術體系或宗教思想體系”。第四個時期是宋元明清的佛教。這時佛教已經由盛轉衰，“佛教的一些信仰者主要是証明其理論與正統的儒家思想不違背，提倡儒、釋、道三教融為一體，公然在表面上以儒家思想為主，也摻雜了佛教的思想內容”。顯然，佛教的中國化特點更加明顯了。第五個階段是近代的佛教。這時佛教普遍受到西方外來思想的沖擊，佛教的部分理論甚至成為溝通中國傳統思想和西方外來思想的中間環節。無論是改良派，還是革命派，“他們不僅用佛學結合了近代西方的資產階級哲學，同時也把佛學思想明顯地和他們的政治運動（無論是改良運動，還是革命運動）結合在一起，這樣也就形成了我國佛學新的歷史時期”。
緊緊抓住佛教中國化的特點，由石峻領銜，聯合樓宇烈、方立天、許抗生、樂壽明等人，編輯了皇皇四卷本的《中國佛教思想資料選編》。第一卷涵蓋漢魏兩晉南北朝部分。第二卷涵蓋隋唐五代部分，由4冊組成。第三卷涵蓋宋（遼金）元明部分，由4冊組成。第四卷是佛教經論譯本選，由樓宇烈單獨完成。全套書共計10冊，約4130千字。1981年中華書局初次出版，2014年再版。全書收錄牟子等一百二十多位高僧或學者的名篇佳作，對中國佛教研究者的幫助極大，堪稱必讀之書。
三是以僧肇為重點個案。石峻關於中國佛學的個案研究，涉及慧遠、支孝龍、慧達、僧肇、禪宗、華嚴宗等，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成果當屬關於僧肇的研究。早在20世紀30年代，石峻剛剛大學畢業不久就選定僧肇為研究對象。1938年，他撰寫了《僧肇學述》一文，可惜沒有保留下來。湯用彤回憶說，石峻“素好肇公之學”。1944年，他在《圖書季刊》上發表《慧達〈肇論疏〉述所見》一文，探討了《肇論》涉及的諸多理論問題。1993年，北京大學召開會議，紀念湯用彤先生誕辰一百周年，石峻特地提交了一篇長文。可見，他幾十年都沒有放棄關於僧肇的研究。《肇論》的開篇是《宗本義》一文，學者均無異議﹔唯獨石峻表示質疑。他研究發現，在南朝，最早記述《肇論》的學者是宋代的陸澄。可是，在他所撰《法論·目錄》中，並未著錄此篇。日本《續藏》二編乙二十三帖載陳慧達所作《肇論疏》三卷也沒有此篇。石峻由此得出結論：此篇“或為后人篡入，非僧肇所作也”。
石峻提出的第二點質疑是《肇論》中的《涅槃無名》篇。從有關文獻看，《涅槃無名》篇的名稱首見於僧佑《出三藏記集》卷十二，在陸澄的《法論·目錄》中也有記載，梁慧皎所著《釋僧肇本傳》引証了此篇。盡管如此，石峻還是覺得此篇的體裁、文筆、思想同《肇論》中《物不遷論》《不真空論》《般若無知論》等三篇不一樣。三篇都是圍繞著“空宗”講的，此篇卻是圍繞著“有宗”講的，可見此篇亦非僧肇所作。
石峻認為，《肇論》的中心思想在於用空宗理論化解各派的爭論，在於超越玄學的影響總結佛教理論。《肇論》的出版標志著佛教依附玄學的時代已成過去，中國佛學已經找到獨立發展的道路。《肇論》已擺脫“名相”的束縛，石峻用中國語言、中國風格表達艱澀的空宗理論，為實現佛學中國化作出了重要貢獻。
中國哲學史事業的推動者
石峻研究中國佛學，只是研究中國哲學史的前奏，目的是更深入地研究中國哲學史。中國哲學史才是他的主業。為推動中國哲學史事業的發展，他投入畢生精力。他的貢獻，概括起來有三點。
一是探討中國哲學史的研究方法。新中國成立之初，一些從舊社會過來的知識分子自覺地接受馬克思主義的指導，石峻就是其中杰出的一員。他早年讀過馬克思主義方面的書，對馬克思主義並不陌生，可還是覺得有重新學習的必要。他積極參加思想改造運動，進步很大。他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開展中國哲學史研究，迅速進入新境界。與此同時，蘇聯一些人開始將唯物主義同唯心主義完全對立起來，蘇共中央政治局委員日丹諾夫在討論亞歷山大洛夫《西歐哲學史》的會議上發言強調，哲學史不是認識史，“科學的哲學史，是科學的唯物主義世界觀及其規律的胚胎、發生、發展的歷史。唯物主義既然是從與唯心主義派別斗爭中發生和發展起來的，那麼，哲學史也就是唯物主義與唯心主義斗爭的歷史”。中國的哲學界也開始受到這一觀點的影響，有個別教條主義者打著馬克思主義的旗號，將唯物主義同唯心主義完全對立起來，嚴重影響著中國哲學史研究的正常開展。對此，大多數中國哲學史研究工作者，都表示難以接受蘇聯人的觀點。1957年1月22—26日，“中國哲學史座談會”在北京大學召開，來自北京大學、中國人民大學、中央黨校、中國科學院哲學所的120位專家出席了會議。馮友蘭、賀麟、鄭昕、張岱年、石峻、任繼愈、馮契、陳修齋等人紛紛發言，對此提出批評。石峻在發言中指出，把唯物主義同唯心主義截然對立起來，是教條主義的表現，“目前教條主義影響在哲學史工作中突出的表現，就是他們從不注意中國不同歷史時期的一切特點，也不喜歡研究任何過去實際存在的具體問題。簡單地隻從抽象的概念出發”。“四人幫”被打倒以后，撥亂反正，中國哲學史事業走入正軌。石峻明確表示，我們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必須同教條主義劃清界限。他在《有關中國哲學史研究方法論的幾個問題》一文中，深有感觸地說：“對於任何人，不僅要察‘言’，看他的議論，而更重要的是觀‘行’，注意他的行動，萬不能作古人思想材料的奴隸。”為掃除教條主義的惡劣影響，石峻付出了極大的努力。
二是以范縝為重點個案。1981年，他在濟南齊魯書社出版的《中國古代著名哲學家評傳》第二卷上，發表長文《范縝評傳》，頗能代表石峻在新時期的學術風貌。他對范縝的理論貢獻予以高度評價。范縝以形質神用的觀點批駁了佛教有神論，具有劃時代意義。范縝那種不畏強權、堅持真理、不怕犧牲的精神，值得后人敬仰。石峻也不諱言范縝的思想局限性：“從他的理論體系本身來講，也有嚴重的缺點。雖與過去一般宣揚命定論的學說不同，認為貧富貴賤的差別完全是一種自然的偶然現象，但也由於包含了不可知論的因素，即人們依然不能掌握自身的命運，從而歸根結底也難免不陷入另一種意義的宿命論。”
三是致力於人才隊伍的培養。在哲學界，石峻不是寫作最多的人，留下的著作不算多。2006年，由他的學生整理出《石峻文存》，由華夏出版社出版，約550千字。2013年，由他的學生整理出《石峻文集》，納入“武漢大學百年名典”，由武漢大學出版社出版，約630千字。石峻酷愛讀書，他博覽群書，學識淵博，過目不忘，堂廡甚廣，是有名的“活字典”。其他人在研究中遇到問題，總喜歡向他求教，一般會得到滿意的答復。人大的方立天、張立文、葛榮晉等學者，每每寫出書稿來，都會交給他審閱。每每他都會放下手頭工作，專心閱讀，提出修改意見。
方立天、余敦康、楊憲邦、方克立、張立文、葛榮晉等學者，都曾聽過石峻的課，獲益匪淺。在他們取得的研究成果裡也包含著石峻的心血。石峻很關心青年教師的成長，無私地向他們傳授教學經驗，對他們幫助很大。他常對青年教師說：“講課要注意三點。第一，說話要慢，讓學生有回味的時間，能跟上老師的思路。第二，要少而精，提出一個觀點要掰開來，揉碎了，講清楚，切不可總是賣弄新名詞。第三，講課不僅要用嘴，還得用眼睛。用眼睛把聽者組織起來，通過眼神相互交流。”在石峻帶動下，中國人民大學中國哲學史教研室成為學術實力雄厚的重鎮。
石峻的影響力不僅限於人大，他在中國哲學史界也赫赫有名。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以后，迎來中國哲學史事業的春天。1978年中國哲學史學會宣告成立，張岱年任首任會長，石峻任首任副會長之一。他為學會做了大量工作，凡是學會組織的重大活動，他必然到場。學會辦有刊物《中國哲學史研究》，曾因為有人擅自重復出版，遭到勒令停刊整頓的處罰。在這個困難的時候，石峻出任該刊物的主編，幫助學會渡過難關。
中國近現代哲學研究領域的開拓者和奠基者
石峻是中國近現代哲學研究領域名副其實的開拓者和奠基者。他的貢獻有以下三點。
一是開創近代思想史新領域。舊版中國哲學史通常寫到清代就戛然而止，沒有近代部分，其實是古代中國哲學史。石峻是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登上講台講授中國近代思想史的第一人。開創中國近代思想史這一新領域的主要是石峻、任繼愈、朱伯崑三位當時的中年學者。三人共同備課，由石峻一人出面講授。這是北大哲學系開出的第一門課程。講稿整理成《中國近代思想史講授提綱》一書，1955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該書所涉及的人物有龔自珍、林則徐、洪秀全、康有為、譚嗣同、梁啟超、章太炎、鄒容、陳天華、吳越、孫中山、胡適、陳獨秀、李大釗等。這本書所確立的思想框架，至今還在教學中沿用。為了配合教學，石峻還編輯了厚厚的、幾十萬字的《中國近代思想史參考資料簡編》。此后，北大哲學系正式把中國近代哲學思想納入中國哲學史課程內容，仍由石峻出任主講教師。
二是以胡適為重點個案。石峻曾聽過胡適的課，完好保存著當年的聽課筆記。1983年他接受齊魯書社《中國近代著名哲學家評傳》編寫組丁冠之、肖萬源的邀請，撰寫長文《胡適評傳》。他用六個小標題概述胡適的一生。一是“胡適的家世和青少年時代”，介紹胡適在國內的讀書生活。二是“留美學習階段的胡適”，介紹胡適在美國留學時的情況。三是“從事白話文運動和‘中國哲學史’研究的胡適”，中肯地評價胡適在新文化運動中提倡白話文的功績，中肯地評價胡適在中國哲學史研究方面的理論貢獻。四是“作為實用主義積極鼓吹者的胡適”，批評了胡適否認普遍真理的錯誤觀點。五是“科學與人生觀論戰中的胡適”，認為當時的胡適“在自然觀方面卻多少帶有機械的唯物論傾向，這是不可否認的”。六是“資產階級改良主義路線徹底破產中的胡適”，說明歷史發展規律的不可抗拒。石峻沒有採取分門別類的方式寫胡適，而是區分不同歷史時期的胡適，既對胡適的學術成就進行了客觀評價，也不放過對實用主義的批判。
三是出任中國現代哲學史研究會創會會長。1987年，石峻聯合李振霞、許全興、於良華、張文儒等學者，創辦了中國現代史專業委員會（又稱中國現代哲學史研究會）。該學會從屬於中國哲學史學會，是個二級學會。自創會以來，前十年皆由石峻任會長。他為學會樹立了一個良好傳統，即每年開展一次學術活動。石峻指出，研究中國現代哲學史須涉獵面很廣，通識古今中外。不但要懂得中國的學問，還得懂得外國的學問﹔不但要懂得中國的今天，還得懂中國的前天即古代，還得懂中國的昨天即近代。他常說，研究中國現代哲學史要擅於“今為今用”。在現代史上，帝國主義和資本主義是我們的敵人，可是人家畢竟經濟發達。我們要超過敵人，必須向敵人學習，努力掌握先進的科學技術。從這一點來看，全盤西化不可取，盲目排外也不可取。
石峻離開我們已經20余年了，他的許多親炙弟子也已步入退休者的行列。回想起同先師相處的日子，仿佛音容笑貌猶在。石峻那種矢志向學、嗜書如命的精神，那種大膽開拓、革故鼎新的精神，那種獎掖后學、甘為人梯的精神，那種淡泊名利、不計得失的高尚人格，那種平易近人、和藹可親的長者風范，將永遠值得我輩取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