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外童年社會學的當代進展研究

浙江師范大學鄭素華主持完成的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國外童年社會學的當代進展研究》（項目批准號為：12CSH001），最終成果為同名專著。課題組成員有：胡全柱。

一 研究的目的和意義

“兒童”“童年”在過去的社會學中不是一個中心議題，往往被視為其他議題的附題。20世紀80年代以來，一種“新”童年社會學開始發展起來，受女性主義研究及社會學分支學科的啟發，不再以傳統“社會化”理論定位“兒童”，而視兒童為積極的、主動的社會行動者。近年來，西方兒童與童年研究的熱情日趨高漲，幾乎可以說是西方社會科學研究中的一門顯學。相較之下，國內兒童與童年思想的研究，則較為欠缺。故而探索西方當代童年社會學思想尤顯必要。

為此，該成果研究目的：一是著眼於“童年的社會學再發現”，梳理當代西方童年社會學思想的發展線索、研究取向。二是借助比較研究分析當代西方童年社會學的新進展、新觀點、新主張。三是聚焦、剖析當代西方童年社會學主要關注議題（作為社會問題的童年、作為結構形式的童年、媒介化童年、作為權利的童年）。四是探討當代西方童年研究的方法與倫理爭議。

二 成果的主要內容

該成果的主要內容是探索當代西方童年社會學的思想。最終成果由導論、結語、九個章節構成。內容上分為三個部分：一是童年社會學的理論進展﹔二是童年社會學的當代議題﹔三是童年社會學的方法與倫理。

（1）首先，該成果分析了童年社會學的理論進展，其最直接地體現在一些關鍵概念的理解上，為此，我們在文獻研讀與分析的基礎上，歸納了當代西方童年社會學思考兒童、童年的主要概念包括“社會化”“世代”“行動性”“結構”“參與”等，透過這些概念意涵的新理解來呈現童年社會學的進展。其次，為分析童年社會學究竟取得何種程度進展，我們著重探討了為什麼傳統社會學忽視兒童與童年問題，傳統社會學是如何思考兒童與童年的，傳統社會學理解兒童與童年問題的主導框架﹔在此基礎上指出新童年社會學究竟“新”在何處，並歸納其核心觀點、主張。最后，我們梳理了當代新童年社會學兩個主要研究取向：一是童年的結構—宏觀取向的研究﹔二是社會建構取向的研究。指出兩種研究取向並不矛盾，它們在解釋某些問題上是互補的。

（2）該成果探析了童年社會學的當代議題，主要聚集於四個方面：一是童年與社會問題。該議題在西方涉及廣泛，當代集中體現為“童年危機”話語。在梳理“童年危機”話語的基礎上，我們指出其背后實系現代文化的危機。在這裡，我們主張以宏觀的視野理解童年問題，以超越過去的教育學、心理學的解讀。第二個議題從結構的視野定位童年。傳統兒童理論關注的重點是作為個體的兒童或兒童個體的發展，較少關注兒童群體的歷時或共性變化﹔忽視從宏觀上關注兒童群體及童年問題，這導致對兒童的結構性忽視。第三個議題是對兒童、童年與以數字技術為基礎的新媒介關系的分析，包括新媒介與兒童社會性發展、虛擬消費、移動文化等。第四個議題是有關“童年的文化政治學”的討論，這個議題涉及兒童、童年與權利及政治的關系。

（3）該成果著重探討了一些代表性的童年研究的傳統方法以及新的研究方法，並剖析它們的優劣。指出這不僅是一種方法轉變，同時是一種觀念的變化：兒童從被作為被動的研究客體到作為有行動能力的研究參與者、組織者、主導者。此外，我們還探討了有關兒童、童年研究倫理的一些基本倫理的爭論，指出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兒童”“童年”在當代社會結構位置上的提升。

三 成果的重要觀點

社會學中“兒童問題/童年問題”的反思，促進了西方當代童年社會學的新進展。社會學中的“兒童問題”主要是關於社會學家分析、梳理、書寫、言說兒童及童年的概念、框架。在傳統社會學研究中，兒童從不被視為中心問題之一，社會學中有關兒童、童年的研究並不真正與兒童、童年相關，它們不過是探討其他問題例如社會秩序維系、文化傳遞與習得、社會穩定與整合等的跳板、工具而已，兒童群體本身的社會經驗遠未受到應有的重視。

該成果在研讀大量文獻的基礎上，指出這一問題與“婦女問題”密切相關。社會將少數群體成員（婦女、兒童）建構為不如成人即不具備成人的能力、不能像成年男性那樣行動。獨立、理性、自主、智慧、自信屬於男性，是成人的標志，女性則被視為弱於男性成人而更接近於兒童。盡管婦女研究的起源、動力與兒童研究有所不同，但兒童、婦女的社會位置的共同特征，使得兒童研究、婦女研究之間可以相互借鑒，在一定程度上，能將兒童/童年從傳統社會化范疇中解放出來。

在呈現當代西方童年社會學進展方面，一是通過“關鍵概念”的梳理，討論了童年社會學的新發展，主要表現為對“社會化”的新理解、對兒童“參與”能力的重視、強調兒童作為“社會行動者”以及引入“結構”概念凸顯童年的社會位置。傳統社會學思考“兒童/童年”問題，最核心的概念是社會化，視兒童為社會秩序的潛在威脅。然而，我們認為這個概念仍然富有重要的價值，兒童的社會化不是單純的被動適應、內化過程，也是建構、革新、創造性再生產的過程。二是通過比較分析，指出童年社會學的“新”“舊”之別，核心在於兒童在社會學知識生產中位置的不同。盡管在“新”“舊”童年社會學之間難以劃出一個明確的界限。然而，“新”童年社會學的主要觀點與立場，卻促進了多樣的童年研究，這些研究涉及文化、階級、性別、社會政策、歷史情境、新技術與新媒介等，發展出兒童中心的、兒童友好的和兒童賦權的、兒童參與的研究方法。

針對當代童年社會學的研究特點，該成果認為西方“新”童年社會學以兩種路徑凸顯了兒童的能動性和“作為社會行動者”的主體位置。一種路徑是從結構的、宏觀的視野定位童年。通過將童年提升到類似於“階級”“性別”“族群”等范疇的地位，來呈現兒童在社會中以往不被注意的位置。另一種路徑從社會文化的層面上定位童年，視童年是社會建構的，強調童年的多元性、復雜性，其削弱了童年本質論的傳統認識，實質是一種文化相對主義的童年觀。

西方童年社會學關注議題眾多，我們梳理、概括出四個主要議題：童年與社會問題﹔童年與社會結構﹔童年與新媒介﹔童年與權利。有關童年與社會問題，我們提醒更應關注這些問題如何被“問題化”的或者這些問題的構成方式。兒童為什麼在社會系統中位於邊緣？我們認為結構模式的童年研究能解答此問題，這是由兒童在社會結構中的“依賴性”位置決定的，而這種位置是由成人給定、設置的，兒童無法改變。有關童年與新媒介的問題，我們認為兒童不是新媒介的被動接受者、受害者，而是參與者、創造者、生產者，新媒介重新配置了兒童與成人的關系，實際上為兒童創造了一個新的數字社會世界。有關童年權利的探討，我們指出當前對兒童權利的理解存在文化上的差異，兒童權利的實現包含錯位、悖論與沖突：兒童參與權利與保護權利之間的深刻矛盾。不過兒童權利話語展現了一種新的童年隱喻，即兒童的社會位置需要被重新界定。

在當代童年研究的方法論與倫理方面。我們認為傳統的童年研究方法的核心特征是視“兒童”“童年”為被研究的對象，他們是被解釋的、被定位的。新的研究提倡兒童中心/焦點的研究，視兒童、童年本身具有獨立研究價值，兒童也是研究者。這種研究方法上的轉變，也可看作對兒童的一種新的賦權。至於童年研究的倫理，我們認為這一問題與兒童—成人的權力分配有深刻的關聯，而當前的討論主要集中在兒童與成人的差異上，如何弱化成人權威、平衡兒童與研究者的權力，是最根本的問題。我們認為需要研究者不斷自我反思，倫理問題貫穿童年研究始終。

四 成果的價值

一是彌補不足。“童年問題”是一個引起全社會關注的問題。然而，針對“兒童”“童年”的西方理論的整體性和系統性研究尤其是當代西方童年社會學思想的研究，目前還是一個學術缺憾。國內相關童年研究局限於兒童教育與心理、青少年問題、兒童社會互動行為研究，一般尚未上升至對“兒童”“童年”的思想史、文化史、社會史進行正面、深刻而系統的審察。

二是系統地呈現了童年的社會思想的發展與變遷。一般的研究多著眼於兒童、童年觀念的教育維度或歷史維度，較少對“兒童”“童年”的思想變遷、文化復雜性做全面的關注。該成果項目對兒童、童年的“現代”西方社會思想存在和現實表現方式進行了分析和研究。

三是該成果充分關注當代童年生存狀態，既在理論上探討了童年社會學思想的演進與發展，又關切到當代童年社會問題。故而，研究成果有助於從兒童的視角、立場，認識和介入現代風險社會中諸多童年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