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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像為郭紅鬆繪）
作者系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名譽院長、北京大學新結構經濟學研究院院長
2016年5月17日，我作為經濟學界的代表參加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現場聆聽了習近平總書記“一切有理想、有抱負的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都應該立時代之潮頭、通古今之變化、發思想之先聲，積極為黨和人民述學立論、建言獻策，擔負起歷史賦予的光榮使命”的偉大號召后，更覺責任重大，要抓住時代機遇，推動能夠幫助我國乃至其他發展中國家認識世界、改造好世界的經濟學理論創新，實現“知成一體”的目標，不辜負習近平總書記的殷殷期望。
中國的知識分子歷來以天下為己任。1840年鴉片戰爭敗於英國以后，如何推動民族復興是中國知識分子鍥而不舍的追求，“西天取經”一時成為近代中國知識界的普遍心態。經濟是基礎，從1901年嚴復翻譯出版《國富論》以后，經濟學在中國是社會科學中的顯學，尤其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大量地引進西方經濟學理論。
我國的改革開放，並沒有按照西方當時盛行的新自由主義所倡導的華盛頓共識，一次性消除計劃經濟中政府對經濟的各種干預，而是以辯証唯物主義所主張的“實事求是”的精神，逐漸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過渡。在20世紀八九十年代，西方主流經濟學界認為這是最糟糕的轉型方式，但是中國卻取得了人類經濟史上的發展奇跡，其他遵循新自由主義華盛頓共識轉型的國家，則遭遇了經濟崩潰、停滯、危機不斷。
為何根據西方主流經濟理論制定政策的發展中國家基本都失敗，而中國沒有遵循西方主流理論制定政策卻實現了民富國強與西方發達國家並列於世界之林的夙願？
西方的主流理論來源有二：一是對過去成功經驗的總結，如亞當·斯密的《國富論》所主張的自由市場主義﹔二是解決西方某個時代的問題，如20世紀30年代西方遭遇經濟大蕭條后出現的凱恩斯主義。理論提出者從理論所產生的社會發展階段、產業、社會、政治、文化、價值理念等被馬克思稱為“結構”的變量中，“抽象”出理論中的決定因素，來解釋觀察到的現象或解決出現的問題，其他結構變量則被“舍象”而成為理論的暗含前提，被“舍象”的變量若發生關鍵性變化，原來的理論就不再適用，而會被新出現的理論所取代。發展中國家許多結構因素和發達國家有關鍵性差異，來自發達國家的經濟學理論在發展中國家自然不能“放之四海而皆准”。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學理論若要實現認識世界、改造好世界的“知成一體”目標，必須來自發展中國家總結自己經驗或解決自己問題的理論創新。
從18世紀的亞當·斯密一直到20世紀30年代的凱恩斯，引領世界經濟學理論思潮的知名學者多集中在英國﹔從二戰以后到現在，世界上的經濟學知名學者多集中在美國。引領經濟學理論新思潮的知名學者之所以會在時空上集中出現於一個國家，是因為一個理論的重要性取決於所解釋的現象或所解決的問題的重要性。從工業革命開始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英國是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發生在英國的經濟現象就是最重要的經濟現象﹔一戰后美國崛起，到了二戰后，美國的經濟總量佔世界經濟總量的將近一半，發生在美國的經濟現象就成了最重要的經濟現象。從錯綜復雜的社會經濟變量中抽象出關鍵變量來構建理論以解釋經濟現象或解決經濟問題時有“近水樓台先得月”之便。因此，世界經濟學的研究中心和知名學者集中之地就先后出現在作為世界經濟中心的英國和美國。中國已經發展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第一大工業國、第一大貨物貿易國、第一大外匯儲備國，成為世界經濟增長的第一引擎，這為我國經濟學界提供了重要發展機遇。
然而，要抓住這個時代機遇，必須改變我國經濟學界過去流行的以西方主流理論來解釋中國現象或以中國數據來檢驗西方現有的主流理論的做法，而要直面中國的現象或問題來進行理論創新。2020年8月24日，習近平總書記在經濟社會領域專家座談會上指出：“新時代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豐富實踐是理論和政策研究的‘富礦’，我國經濟社會領域理論工作者大有可為。”當前，世界經濟中心正向中國轉移，世界經濟學的研究中心也必然轉移到中國，引領世界經濟學理論新思潮的大師級經濟學家也將在中國出現。我國的經濟學理論創新不僅能夠為認識世界、改造好世界和實現“知成一體”的目標作出貢獻，也能夠更好地幫助其他發展中國家抓住各自的工業化現代化機遇，從而實現共享繁榮、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