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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江晟，系浙江師范大學人文學院副教授
印刷術是歐洲社會從中世紀向近代轉型的一個重要裡程碑。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印刷術和印刷文本在近代早期歐洲社會當中所扮演的角色已不僅局限於一種傳播工具，而是更多地融入了彼時的社會當中，成為其固有的組成部分。當我們論及歐洲從中世紀向近代轉型的近代早期階段時，顯然不能忽視“現代性”這一概念。那麼，對近代早期歐洲社會發揮重要作用的印刷術和印刷文本在何種程度上展現了此種“現代性”呢？
論及現代性，其最得以彰顯的指向便是近代社會與中世紀社會的差異，即所謂的“斷裂性”。從印刷術發展的角度來看，這種斷裂性表現在三個方面，即對宗教權威的打擊、“公共輿論”的出現和身份認同的危機。
首先，印刷術的發展和印刷文本的大量問世，以及由此帶來的閱讀方式的改變，都對傳統宗教權威造成了沉重的打擊。在近代早期，印刷術所帶來的重要改變之一便是默讀這一閱讀習慣的流行。盡管早在12世紀，默讀已經成為一種趨勢，但直到印刷文本大量面世，普羅大眾方能接觸到大量的廉價文本，大量信眾的閱讀行為模式才從過去在教堂中聆聽神職人員布道和集體誦讀經本轉變為更為私人化的默讀，從而大大削弱了教會的權威。書籍史研究者讓-弗朗索瓦·吉爾蒙認為，默讀所導致的結果是奠基性的：從長遠來看，這種接觸書籍的方式帶來了一種嶄新的行為模式——在私人空間裡進行閱讀可以讓閱讀者遠離人群，並允許他進行獨立的思考。年鑒學派歷史學家羅歇·夏蒂埃也將默讀這種閱讀方式視為現代性的重要文化進程之一。他認為許多天主教的高級教士對這一閱讀方式的恐懼並非毫無根據：因為一旦私人化的閱讀變得更加普遍，教會對經文解釋的控制將會受到質疑。
其次，印刷術推動了近代早期“公共輿論”的出現。“公共輿論”的存在，可以說是歐洲社會現代性的重要標志之一。隨著大量印刷文本的出現及流通，各種思想觀念已經不再局限於享有特權者和高度專業性的圈子之內，宣告了過去精英階層壟斷知識和意識形態之局面的終結﹔公眾對某些事情的認識也不再依賴於權威當局的觀念灌輸，並且能夠通過閱讀、復制和散播特定的文本來表達他們自己的觀點。這些印刷文本也是証明社會當中存在“公共輿論”最為可靠的証據。比如，在法國舊制度時期的大約三百年時間裡，基於印刷術的發展而獲得大批量廉價發行的宣傳冊，在某種程度上推動了公眾積極參與政治討論。
再次，印刷術所制造的大量文本內容及其大眾傳播方式對這一時期人們的身份認同造成極大的影響。在近代早期的歐洲社會，身份認同的危機，即傳統社會中穩固的共同體結構的瓦解同樣也是“斷裂性”特征的一大表現。例如，在這一過程中與印刷文本關系甚密的語言文字就是構筑身份認同並固化共同體邊界意識的一種重要手段。不論是路德在德意志地區倡導德語的使用，還是法文在法國印刷文本中比重的逐年增大，抑或是天主教陣營對於出版和使用拉丁語文本的堅持，無不証明了語言文字在這一時期所起到的重要作用，即強化新形成的一些小規模的共同體——比如路德教派、德意志民族、法蘭西民族——的邊界意識，削弱了人們對統一的基督教共同體的歸屬感和身份認同，進而引發身份認同的危機。不僅如此，印刷文本的受眾、傳播模式甚至於其內容本身也都展現出了這個社會中所存在的種種藩籬，包括階層的劃分、性別的對立等，從而在無形中進一步割裂了社會的整體形態。更遑論不同陣營所出版的帶有強烈對抗意識的宗教印刷文本了，它們更為直接地遵照宗教信仰的界別強行將不同的信仰共同體割裂開。
經由印刷文本的催化和刺激，眾多的個體因為所持有的多重身份認同而處於矛盾當中，卻又不得不做出抉擇，即因為一種身份認同而放棄另一種身份認同﹔一系列的群體也因為其成員的身份認同危機而陷於分崩離析的境地，從而進一步割裂了社會共同體。比如，在16世紀法國聖巴托羅繆屠殺之后被迫改宗信仰天主教的胡格諾派牧師緒羅·迪羅西耶，便體現了這種身份認同危機：他一度在天主教陣營的授意下發表了《信仰聲明》這種宣傳冊類作品，以召喚更多的新教徒背棄其原來的信仰，但卻招致了大量新教印刷文本的抨擊和辱罵。在這些印刷文本的抨擊之下，備受煎熬的迪羅西耶最終又再度叛教，重新皈依新教信仰，並因此郁郁而終。由此可窺見，近代早期歐洲社會已經遭遇到了身份認同的危機。
不過，面對如上趨勢，我們能否判定“斷裂性”便是近代早期歐洲現代性的唯一表征呢？或者，印刷術以及印刷文本的出現，是否就全然站到了“連續性”的對立面呢？
筆者認為並不盡然。印刷術和印刷文本的出現是對歐洲社會長期以來就存在著的信息需求的回應，這種回應其實早在木版印刷技術問世時便得到印証。不僅如此，如果我們仔細考察15世紀不同社會群體對印刷術和印刷文本的接受度，便會發現即便是在諸如修會這樣的教會保守勢力當中，也涌現出了不少支持、贊助甚至自己創建印刷行的修道院﹔而教會本身對印刷術也並非持否定的態度，乃至於在15世紀后半葉到16世紀初，初步興起的印刷行業所承攬的主要業務之一便是贖罪券的印刷——而正是大量印制的贖罪券引起了馬丁·路德的抨擊，進而引發了席卷歐洲的宗教改革運動﹔除此之外，歐洲各地原本從事手抄本買賣的書商也成為印刷行業對外拓展的重要推動力。以上事實都証明了印刷術和印刷文本並沒有遭到當時社會中各個群體的排斥，反而很好地融入了彼時社會的運作當中。顯然，這種“融洽”而非“被排斥”的關系，反映了印刷術和印刷文本本身即帶有社會發展的“連續性”的特質。
可以說，引發“現代性”諸多表征的社會轉型的原動力其實在中世紀已經醞釀許久。這是一場內生性的變革，是一種帶有“連續性”特質的變化。這樣一場內生性的變革催生了對印刷術和印刷文本的急切需求。因此，印刷術和印刷文本的出現，是歐洲從中世紀到近代轉型鏈條中合理存在且自然發展出來的一環。
近代早期這一從中世紀向近代轉型和過渡的階段，既充滿了決裂、取代和更替的斷裂性，又保留著繼承、保存和延續的連續性。這種矛盾的現代性當然不僅僅表現在印刷術的發展之中，但從多個角度來看，印刷術卻是歐洲社會現代性得以發展的一個極為重要的載體和工具。故而在某種意義上說，於15世紀發端並在16世紀經歷曲折發展的印刷術和印刷文本的歷史，是歐洲社會從中世紀到近代轉型的一個縮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