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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學鍇：安徽師范大學教授
傅璇琮先生（左）與劉學鍇先生（右）合影 圖片由劉學鍇先生提供
《李商隱詩歌研究》 圖片由劉學鍇先生提供
唐詩研究之路
記者：首先，能否談談您是怎樣走上唐詩研究之路的？
劉學鍇：當時林庚先生讓我寫學年論文，題目都給我選好了，就寫陳子昂，我也根據老師安排，看了陳子昂等人的作品。后來，林先生講盛唐氣象，讓我讀《全唐詩》，統計各個時期題材的分布情況。我就趁這個時候，把《全唐詩》看了一遍。
記者：那您為什麼主攻李商隱研究呢？
劉學鍇：這是非常偶然的事情。人民文學出版社編了一套“中國古典文學讀本叢書”。大約是1975年，出版社的副主任帶人來學校，希望我們編李商隱詩選，因為其他的一些比較知名的詩人都有詩選了。這就是我研究李商隱的緣起。跟我合作的余恕誠先生，他的重點是搞整個唐詩研究，但我耽誤時間太久，年齡又大一些，所以我覺得不能把攤子鋪得太開，就很無奈地壓縮戰線，把它壓縮到這麼一個很狹小的陣地上。
但是真正看了那些注文和材料后，從觀點到材料到作家的生平，到作家的作品的系年，這裡面問題還是很多，盡管唐代詩人裡除了李杜韓柳以外，研究最多的就是李商隱。所以我當時就想先做李商隱的詩歌集解，因為說法太多而且互相矛盾，有的非常離奇，走火入魔的也有。正好我1979到1981兩年沒有課，在這之前一些基本的材料都搜全了，就把初稿寫完了，大概有一百五十萬字，然后請余先生一篇一篇看，看時用鉛筆在上面做一些記號，我們兩個再分頭來干。1983年遞交的稿子，到1988年年底才出來，等我拿到書已經是1989年了。
記者：那李商隱是您最喜愛的詩人嗎？
劉學鍇：從喜愛來講，我受林庚先生影響比較深。他喜歡盛唐詩，連李杜二人也是喜歡李白甚於杜甫。我當然也喜歡盛唐詩，以前甚至也想搞王昌齡集的校注，但已經把李商隱的詩集整理出來了，那時年齡又大了一些，無可奈何，隻好縮小戰線、不及其余，繼續從事李商隱的研究了。李商隱的詩歌集解出來以后，確實發現了不少問題，特別是像江鄉贈劉蕡詩這樣的疑案，從岑仲勉先生提出疑問以后，一直沒有解決，又極大地牽涉詩文編年和闡釋的相關內容，所以我研究的興趣也就比較大了。而且以往有人特別是明代人喜歡貶低李商隱，認為他的作品非常隱僻，隱僻到好像不能讀懂，我不是這個想法，我覺得不能要求好的作品都是那種一讀就能懂的。像無題詩，並不是很難懂，前后次序調一下關系也不大，但是從文字上來講，用典並不是很多。
當時正好是在改革開放的大背景下，過去李商隱的地位被壓得很低，但事實上，他的詩不僅藝術特色鮮明，而且傳統題材每個方面都有傳世之作、一流之作。對這樣的作家作品重新進行全面的梳理研究，我覺得是很有價值的。之后，我又把已經收集好的材料請余恕誠先生看，整理成資料匯編，后來又獨立完成了李商隱文的編年校注，收獲也很大。原來我以為隻要注疏就可以了，但是在這個過程中發現了不少問題，為此我已經發了不少文章了，因為借助詩和資料匯編還有文的校注，寫起來相對比較容易。最后李商隱的傳論隻寫了兩年，后來正好流行寫接受史，我就把這方面的內容也寫完了。
記者：您對自己的研究方法有沒有一些總結呢？
劉學鍇：我肯定是那種最保守、最沒有新意的。林先生確實對我啟發很大，因為我從本科起就經常去向他請教，每次他就點起一根煙侃侃而談，談他對作品的感受，這方面我受林先生的影響比較大。所以像《唐詩選注評鑒》，在高校是不能拿去評職稱的，也不算任何科研成果，但隻要初學的人讀了之后覺得有些收獲，那麼我就感到很滿意了。
我之所以沒有採取評點式的方式，是因為那樣的要求比較高。古代真正精彩的評點，可能就是一兩句話，但是你要消化的話，就是一大篇文章。“神韻說”到現在沒有一個人能說得非常清楚，所以我採取的是比較老實的方法——有一點感受，我就隨文書寫，看到一個地方寫得還不錯，我就加點文採多講幾句。
學術人生隨想
記者：您是知名教授，帶過很多學生。當年北大名師會聚，您就是跟著這些老師學習的。從求學的自身經歷和教授學生的角度來說，您認為一個學生應該怎樣讀書呢？
劉學鍇：這個問題從我自己的經歷來講就很難回答了，因為我耽誤了近20年。《文學評論》上刊發了一篇張伯偉教授寫的新中國70年來的古代文學研究的文章，他把上世紀90年代作為分界點，把這70年分成了兩個時期，這一點我也很同意。我們雖然前后兩個時期都在做研究，但整個路數基本上屬於前一個時期。我們這一代人大體上都是守著自己一畝三分地的專家，其實連專家也很難說，因為你搞的那些東西有一些到現在還不懂。所以90年代有博士學位以后成長起來的這批人，我們跟他們是沒法相比的。他們讀的書多，時間也多，各個方面條件也好，視野也寬，接觸到的西方理論也比我們好。當然，現在也有對人比較約束的東西。我總覺得，對搞人文科學的人，不能像對自然科學的人那樣管理。現在北大相對比較自由，他們還能搞代表作制度，其他很多學校都不允許，你不申請到像樣的課題，你幾年沒有成果，那你就要面臨被淘汰的危險，我覺得這個不好。人文科學需要積累。
記者：確實，教育部門和各高校科研單位也在逐步改善現狀。但是實際上作為現在的學生，通常會比較迷茫，不知道該讀什麼書。我們這代人沒有經歷過一個好的讀書方法的訓練。在這方面，您能不能給我們提供一些指導意見？
劉學鍇：這個題目太大了。現在跟過去時代不一樣了，過去是講書香門第，現在試問有幾個書香門第？沒有。因為過去的人學習的面本身就很窄，你就叫他讀《十三經注疏》，他也不是沒有條件，但現在是不可能的事情。小學、初中到高中畢業一直到考進大學，沒有太多時間念書，所以書香門第的問題根本就不現實。即使進了大學從頭讀起，讀通《十三經注疏》也是不可能的，除非能保証活100歲而且80歲以后還能開花結果，這個沒有人敢冒險。但是最精要的東西，我們這一代人也缺乏，《十三經注疏》除外，《老子》《庄子》等書得了解的，這些篇幅也不大。這樣源頭性質的文獻假如說你一點都不知道，那你搞任何一段的文學研究都很困難。我從1978年以后招研究生也有這個問題，閱讀面僅盯著專業，比如我搞魏晉南北朝隋唐五代文學，就把這一段的背景翻一翻。我的學生鄧小軍算是讀書讀得最多的一個，作為他的老師，我讀的書絕對沒有他多。除了本方向的書，他還讀了很多先秦的書，但是這樣的學生絕跡了。另外，過去像我們這些人，不管其他方面條件怎麼樣，至少我對文學有興趣，那時候搞文學也好搞理科也好，待遇都差不多，不存在收入懸殊的問題。但現在人文科學和社會科學不一樣了，人文社會科學和工程技術科學就更不用說了，這樣一來，我就發現了一個現象。比如我教的某屆學生，幾乎沒有一個人報考師范大學研究生，沒有一個人把中文系當作第一志願。不管自己是不是喜歡中文系，但他絕對不念中文系，他們現在從事的都是金融、經濟方面的工作，這就是社會風氣的變化。人文科學本來就要有很深的積累，像錢鍾書那樣的學者，現在基本沒有了。
記者：現在社會上偶爾也會泛起“一代不如一代”的聲音，這種聲音也從社會滲入學界，您是如何看待這個問題的呢？
劉學鍇：不能那樣要求，每個時代都有每個時代的不同情況。能夠卓然領銜於一個時代的學者，隻能作為一種奢望。萬一哪天有一個人對文學和文學研究很有興趣，而家庭環境又允許他這樣全身心地去投入，也許會蹦出來這樣的人物。多數人還是要根據自己的基礎和愛好選定一個稍稍集中一點的領域，長期地去專攻，那樣效果會好一點。但是現在好像很多人什麼文章都能寫，我一方面很佩服，一方面很奇怪，因為這好像是不太可能的事情。這幾年的雜志我都自己自費訂閱，但那種讓人看了能夠眼前一亮的文章很少。
上世紀90年代以后，文學研究涉及的面廣了，不僅僅局限於古典文學本身，也不像過去隻注重那一點點歷史。文化社會學也好，文化的古典研究也好，面鋪得很廣，好像攤大餅，餅攤得很快，最后回不來了，中心那一點文學本身的東西卻沒有下功夫。
古典文學研究就某個個別的人而言，可以有一些自己的側重點，但整體來說，要以經典作家作品，一二流的作家作品為主。現在有些碎片化，有的對象毫無意義，也被翻出來研究。跟搞歷史不一樣，我到某個野外搞了一片秦磚漢瓦，可能搞出一些新成果來，但是文學作品假如本身是垃圾的話，那它就是垃圾，不可能變廢為寶。現在研究生那麼多，連本科生也要寫畢業論文，又要求創新，隻好寫人家不屑於寫，本身又毫無價值的東西。但這樣搞下去，一個很顯然的結果就是大作家大作品的研究這些年一直沒多少進展。
記者：您說的是。如果基礎研究比較差，隻在研究對象上作拓展，或是變換視角，這樣的做法對整個研究來說不僅不是進步，反而是種退化。
劉學鍇：材料還是那些材料，解釋還是那些解釋，換一個角度就展示出一篇有創新性的文章了，這不是騙人嘛。我總覺得還是要從作品本身做起，無論是用老的評點的方式也好，用論述的辦法也好，反正得把作品搞透，但是現在能夠在這方面下功夫的人太少了。
記者：現在社會上老是在談論一個功利的問題，有些人對中文系並沒有太大的興趣，覺得文學是無用的學問。能否請您談談，文學和文學研究在您一生當中所起到的作用或者意義。
劉學鍇：2018年我回安徽師大參加校慶，經常有人問我兩個問題，一個就是為什麼從北京跑到安徽去，一去就是四十年而且也不想回來，一個就是我現在的生活目標。我可能還是想當大學老師，而且還是中文系的老師。我在搞研究的過程中沒有任何痛苦，盡管有時候搞得非常累，因為搜集資料不像現在這麼方便。但是心情是很愉快的，因為這個東西我自己喜歡，一邊做學問一邊欣賞，就像看戲一樣，百看不厭。所以搞古典文學研究，特別像唐詩，至少我精神上很愉悅，從這方面講我這一生沒有任何遺憾。
如果有下輩子的話，我還是會搞文學。在學校工作時我有個習慣，每一年我會把所有知名文學雜志都翻一遍，挑好的文章來讀。我覺得有了文學之后，人的生活要豐富很多，特別是讀好的作品。我不主張文學過多地宣揚那些惡的丑的東西。我覺得人性無善惡，也可以說既有善又有惡，那麼，現在花那麼多力量來展示惡，是自己跟自己作對，把自己降為動物。那些東西能讓人產生對社會的興趣嗎？不太可能。所以，我主張文學作品盡可能表現真善美的東西，那樣的話人生過得才會有些亮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