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叢林：晚清直隸總督與轄區經濟變遷

作者：董叢林，系河北師范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

晚清面臨“數千年來未有之變局”，時勢和社會條件較之前發生重大變化。那麼，此期直隸總督與轄區經濟變遷的狀況如何？回答這一問題，需將其置於宏觀的比較視野之下。因此，本文首先從清前期相關情況說起，然后再重點論述晚清時期的變化。

清前期直隸經濟的基本樣態

清前期的直隸經濟，與當時全國一樣，也是自然經濟居於絕對統治地位。當然，與該區特定的自然地理、政治地理密切關聯，其經濟地理方面的表現呈多樣化狀態，譬如農、林、牧、漁、商、工在不同地方所佔比重或存在頗大差異，但就全局而言，居主體地位、最具典型意義的無疑還是小農經濟。

這種小農經濟幾乎可以說是“千年一貫制”，有變化也主要是局限於自身內部的量變，這在清前期的直隸表現亦頗典型。如生產工具的改進，像一些著述中舉及的“雙牛轅犁”等的使用，顯然只是加大畜力牽引和改良工具結構﹔糧食品種的推廣（如玉米）和新品種的引入（如紅薯），雖有助於糧類品種的豐富和產量的提高，但不具有沖擊自然經濟的意義。棉業與市場關聯比較密切，植棉在當時的直隸特別是其平原地區已較為普遍，也為官方所重視。乾隆年間曾任近二十年直隸總督的方觀承，於此即頗有督導實績。他還以工筆繪就《棉花圖》十六幅並配以說明文字，進呈后，乾隆帝為其每幅圖畫題詩，並允方氏的相應詩作附於“御詩”之后，留下了反映當時棉業情況的寶貴資料。不過，對其市場范圍和總體貿易量也不可估計過高。方觀承在《恭進棉花圖冊折》中說，植棉“先之以耰鋤袯襫，春種夏耘﹔繼之以紡績組纴，晨機夜杼。蓋一物而兼耕織之務，亦終歲而集婦子之劬”，所揭示的這種男耕女織的家庭生產才更能符合主流實際。

從清前期直隸經濟的總體情況看，即使資本主義萌芽逐漸發展，也遠未能突破自然經濟的藩籬，特別是與世界經濟聯系頗為有限，基本還是在傳統之轍上緩步前行。

天津開埠的節點意義

鴉片戰爭對中國來說是“劃時代”的重大事變，於中國經濟的影響也空前巨大。不過，在一定時間內，其影響上的地域不平衡性明顯存在。地處北方，與當時通商口岸相距較遠的直隸，所受影響遠不如東南沿海那樣直接而密切，此期直隸的經濟可謂在一定新的變化之下而仍基本維持傳統。

經過第二次鴉片戰爭，列強進而攫得一系列侵華權益，包括在北方地區開設三口（牛庄后改營口、登州后改煙台、直隸天津）通商。在三口中，天津地處中間，居於渤海內緣，近為京師門戶，地理位置重要，同時又具有口岸拓展的優勢條件，所以發展尤為迅速，成為北方貿易的中心大埠。有資料顯示，在開埠之初的咸豐十一年（1861年），各類棉布的輸入量（包括由南方口岸轉口而來的）就達150多萬匹。並且，以天津為中心，三口相關地帶合成“北洋”區域，其洋務專設“三口通商大臣”統管，官署設在天津。及至同治九年（1870年）由李鴻章擔任直隸總督，旋即受命兼任北洋大臣（由前“三口通商大臣”改），且由此形成“兩職一體”的定例，不但擴大和增加了直隸總督職權，而且也給其經濟運作提供了更大的舞台。

如果說，晚清直隸總督之中，在天津開埠前二十年間尚未見有典型的經濟能員，那麼，到天津開埠特別是“兩職一體”之后，便出現了這方面的官員。這絕非偶然，應該說是客觀情勢、職任條件、個人能力統一的結果。

近代工商業的發展與農業趨新

天津開埠之后，直隸經濟變遷開始明顯加劇，突出表現在近代工商業的發展與農業趨新等方面，而傳統經濟形態轉型也日益明顯。其中，直隸總督特別是“能員”的主觀能動因素也發揮著重要作用。

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在同治初年短時兼署過直隸總督）任間，在處理口岸貿易政務的同時，也有其他作為，譬如在天津籌設“軍火機器局”（后稱“天津機器局”）。及至李鴻章任直隸總督后，接手該局並著力改進和發展，使之成為北方最大而典型的官辦軍工廠。李鴻章在光緒初年主持籌辦官督商辦企業開平礦務局（開平煤礦），在招商集股、雇佣工人、生產模式、運輸營銷和經營管理等環節上，均頗為凸顯“新型”因素，並且發揮了明顯的示范輻射、連帶衍生效應。光緒七年（1881年），李鴻章指出該局“今則成效確有可觀，轉瞬運煤銷售，實足與輪船招商、機器織造各局相為表裡。開煤既旺，則煉鐵可以漸圖，開平局務振興，則他省人才亦必聞風興起，似於大局關系非淺”（《直境開辦礦務折》）。在李鴻章任間，轄區還發生了天津電報總局的設立、新型郵政業的開啟等諸多事件。李鴻章以洋務領袖的地位坐鎮直隸和北洋，亦多涉外省區洋務局廠的領辦，與他在職轄區形成互為配合之勢。

到袁世凱任直隸總督時，正值清末新政開辦期間。他對經濟也較為重視，特別是善用行家裡手，使新型工、商、金融等業在轄區全面發展。還有一個值得關注的現象是層級性、系統性經濟組織的設立。如直隸工藝總局，“為振興直隸全省實業之樞紐”（《北洋公牘類纂》卷十六，工藝一），在其帶動之下，諸多縣份的工藝局（廠、場、所）也紛紛設立。

至於傳統農業，晚清時期在直隸（乃至全國）經濟中固然一直佔有重要地位，但也不是完全沿襲舊態，其“趨新”走勢愈發明顯。農產品商品率的不斷提高，農業、農村與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聯系愈加緊密，為其要端之一。這固然基於客觀經濟形勢的發展，而當政者順勢開發市場的作用也不應忽視。至於在農業技術層面的科學倡導，更加依賴人為作用。譬如官設農事試驗場，進行糧、棉、桑、蔬等優良品種的培育或引進，種植、管理新法上的實驗和推廣等。為培養農業科技人才，則有的放矢地設立農業學堂。這些都在清末直隸所辦“新政”之列。

由上述內容，可略見晚清直隸經濟變遷所體現的“轉型”趨向。若從價值判斷層面來說，這種“轉型”具有雙重性：一是體現由傳統經濟向新型經濟過渡發展的時代進步性﹔二是受制於列強而不能完全自主、難以健康發展的局限性，以致呈現相當程度的“畸形”狀態。在這種情況下，其經濟“發展”也就顯示出復雜而矛盾的狀況。多年前，著名經濟史學家汪敬虞就曾提出近代中國資本主義“發展與不發展”的命題，並將其作為“貫穿中國近代經濟史的中心線索”，這對我們審視晚清直隸總督與轄區經濟變遷問題亦能有所啟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