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群慧：構建新發展格局的現代化理論邏輯

作者：黃群慧，系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現代化經濟體系的系統結構、測度指標與重大問題研究”首席專家，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所長、研究員

習近平總書記在省部級主要領導干部學習貫徹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精神專題研討班開班式上指出：進入新發展階段、貫徹新發展理念、構建新發展格局，是由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理論邏輯、歷史邏輯、現實邏輯決定的。他指出，構建新發展格局明確了我國經濟現代化的路徑選擇。構建新發展格局這個經濟現代化路徑具有怎樣的理論邏輯？這需要我們從經濟現代化理論角度深入研究、把握。

現代化理論是關於現代化現象特征和規律的、經過一定邏輯性表述的理性認識。對於現代化，一個比較普遍的解釋是人類社會從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轉變的歷史過程，包括發達國家經歷工業革命以來的深刻變化過程以及發展中國家追趕世界先進水平成為發達國家的過程。現代化理論已經發展成為具有眾多流派的龐雜的知識體系，其中值得強調的有三方面理論共識。

一是現代化階段論。現代化是一個可以劃分為不同階段的過程。經典現代化理論中對現代化階段比較著名的劃分包括羅斯托關於傳統社會、為起飛創造前提、起飛、向成熟推進、大眾化高消費、追求生活質量的現代化“六階段”，以及錢納裡關於經濟現代化的前工業化、工業化前期、工業化中期、工業化后期以及后工業化的工業化“五階段”。中國的現代化進程始終是有階段劃分的，1964年周恩來對實現四個現代化提出了“兩步走”的設想，1980年鄧小平把現代化目標調整為70年時間跨度的“三步走”戰略，進入新時代，習近平總書記對實現第一個百年目標之后的30年又提出了“兩步走”的戰略安排。

二是現代化模式論。現代化是一個具有多種路徑即多種模式的過程，也是一個具有路徑依賴的過程。由於不同國家的資源稟賦和社會歷史文化前提差異，雖然成為發達國家的現代化目標趨同，但發展的路徑和模式可以有多種，尤其是后發國家的現代化模式與先進國家不同，后發國家可以通過“后發優勢”實現“趕超”。我國現代化同西方發達國家有很大不同。西方發達國家是一個“串聯式”的發展過程，工業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信息化順序發展，發展到目前水平用了二百多年時間。我們要后來居上，決定了我國發展必然是一個“並聯式”的過程，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是疊加發展的。

三是現代化動力論。根據馬克思主義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的著名論斷，社會變遷的動力是解放和發展生產力，是經濟增長和結構變革，對應到現代化過程中，現代化過程的驅動力就是經濟現代化。在經典的現代化理論看來，經濟現代化的核心過程就是工業化，這意味著現代化的實質就是由工業化驅動的現代社會變遷的過程。而工業化、經濟增長實際上構成了發展經濟學乃至整個經濟學的核心議題，從這個意義上看，眾多經濟理論都可以理解為經濟現代化理論和現代化動力理論。習近平總書記針對中國現代化“兩步走”的目標，指出要繼續把發展作為第一要務，把經濟建設作為中心任務，尤其強調創新是引領發展的第一動力。

從上述現代化理論的三方面共識看，構建新發展格局的現代化理論邏輯可以歸結為三條主線。

一是基於現代化階段論，構建新發展格局是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進程進入新發展階段的必然要求，是與現代化新階段相適應的經濟現代化路徑。

“十四五”時期是我國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現第一個百年奮斗目標之后，乘勢而上開啟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向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進軍的第一個五年，我國進入了新發展階段。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新發展階段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中的一個階段，同時是其中經過幾十年積累、站到了新的起點上的一個階段。新發展階段是我們黨帶領人民迎來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歷史性跨越的新階段。

新發展階段是社會主義事業的新階段，由於中國人民經過幾十年的積累，迎來了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歷史性跨越，因此新發展階段也是中國現代化進程進入的一個新發展階段，這個新發展階段開啟了全面建設現代化國家新征程。從現代化階段看，新發展階段意味著中國已經從經濟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經濟高速增長階段與起飛前准備、起飛和向成熟推進這三個階段相對應，高質量發展階段與大眾高消費和對生活質量追求這兩個階段相對應。從工業化階段看，中國已經步入工業化后期，新發展階段意味著中國開始從工業化后期向后工業化階段過渡，是新型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同步發展的高質量工業化階段。這實質表明新發展階段是我國最終實現現代化的“沖刺”階段。

在新發展階段這個實現現代化的“沖刺”階段，中國經濟需要跨越現代化進程中的三個關鍵節點，一是在2025年前后跨越“中等收入階段”成為高收入國家，二是在2035年基本實現現代化、人均國內生產總值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三是在2050年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雖然基於潛在增長率預測，中國能實現這三個目標，但是這顯然“不是一個自發、被動、不用費多大氣力自然而然就可以跨過的階段”，這個新發展階段需要圍繞經濟高質量發展尋求相應的新發展路徑和現代化戰略。而加快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則是與這個新發展階段相適應、以新發展理念為指導的新的經濟現代化戰略。在這個新發展階段，中國經過了“富起來”階段已積累了比較雄厚的物質基礎，綜合國力已居世界前列，形成了超大規模的大國經濟基礎，無論是從生產供給角度看，還是從14億人巨大的市場潛力看，都具備了國內經濟大循環的基本條件。不僅如此，中國改革開放以來低成本出口導向的工業化戰略對中國實現經濟趕超發揮了巨大作用，但核心技術受限、內需亟待開拓等弊端日益明顯，與新發展階段不相適應。加快構建在更高開放水平上實現國內經濟大循環為主體的“雙循環”新發展格局，就成為新發展階段經濟現代化路徑的必然選擇。

二是基於現代化模式論，構建新發展格局是中國基於自身資源稟賦和發展路徑而探索的、以自立自強為本質特征的、突破核心技術“依附性”的一種經濟現代化模式。

中國作為一個現代化的后發國家，要實現趕超成為一個現代化國家，必須根據自身社會、經濟、自然和歷史文化條件，充分利用“后發優勢”，探索適合自身國情的經濟現代化模式。

所謂后發國家的現代化模式具有“后發優勢”，一方面表現在可以廣泛學習先進國家的現代化經驗、汲取其教訓，從而基於自身發展進行創新、在現代化模式上與發達國家有所不同﹔另一方面表現在引進、消化、學習、吸收先進國家的技術，進而減少技術創新和技術進步的成本和時間，從而有別於先進國家的現代化模式和路徑。當然，這兩方面“后發優勢”被有效地利用、探索自己的現代化模式、實現經濟趕超的前提是，后發國家政府有對自身國情、國家經濟落后狀況有正確的認識以及有強烈意願推進國家經濟現代化進程。中國經濟現代化進程表明，中國成功利用了后發優勢，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更好地發揮政府作用，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走出了一條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經濟現代化道路，中國的現代化進程進入追求生活質量的經濟高質量發展新階段。

但是，后發國家在推進經濟現代化進程中可能存在其“后發劣勢”，雖然利用了先進國家的經驗和技術，但也會產生對先進國家的在技術、貿易和資本等方面的“依附關系”。在基於全球價值鏈分工的今天，其全球生產分工地位往往也被鎖定在價值鏈中低端。在先進國家確定的世界經濟規則和支配的國際經濟秩序中，后發國家往往處於不平等的地位。當后發國家現代化進程發展到一定程度，國際競爭力日益增強、經濟規模迅速擴大和國際經濟地位得到顯著提升以后，后發國家與先進國家之間可能會發生全面貿易摩擦，從而制約后發國家的經濟現代化進程。在發展經濟學中激進學派用“依附性”來描述世界經濟體系中發展中國家的這種“依附關系”。如果后發國家現代化進程發展到一定階段，不能夠有效地通過自主技術創新突破這種“依附關系”，其現代化進程有可能停滯甚至完全中斷。

對於中國現代化進程而言，中國經濟發展也面臨著創新瓶頸，科技創新能力薄弱成為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阿喀琉斯之踵”。雖然中國科技創新能力不斷提升，已經成為研發人員投入第一大國、經費投入第二大國，但是以“工業四基”為代表的產業基礎能力高級化和產業鏈現代化水平亟待提升，存在大量“卡脖子”技術，技術體系中很多關鍵核心技術依賴於國外。這種核心技術“依附性”如果不能有效突破，將直接制約我國新發展階段的經濟高質量發展和我國現代化進程推進。2018年中美貿易摩擦、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沖擊以及經濟全球化逆流背景下，更加凸顯了這種核心技術“依附性”突破的必要性和急迫性。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構建新發展格局最本質的特征是實現高水平的自立自強，必須更強調自主創新”，這意味著構建新發展格局是一種立足於暢通國內經濟大循環為主、尋求突破核心技術“依附性”的經濟現代化模式，在一定程度上是對低成本出口導向型工業化發展模式的揚棄。當然，這不意味著要忽視對外開放，而是重視以國際循環提升國內大循環效率和水平，塑造我國參與國際合作和競爭新優勢，改善我國生產要素質量和配置水平，推動我國創新能力提升和產業轉型升級。構建新發展格局，是要在經濟全球化下實現核心技術“依附性”突破、具有中國特色的經濟現代化模式。

三是基於現代化動力論，構建新發展格局是一種圍繞經濟循環暢通無阻、充分利用大國經濟優勢的經濟現代化戰略。

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經濟現代化是國家整體現代化的驅動和基礎。雖然不能夠直接把經濟發展完全對等為經濟現代化過程，但如何促進經濟增長和經濟結構優化，推動從傳統經濟結構向現代經濟結構轉變，無疑是經濟現代化戰略的核心。構建新發展格局作為我國新發展階段的經濟現代化路徑，也是新發展階段的經濟現代化戰略部署。

新發展格局的關鍵詞是“經濟循環”。經濟活動本質是一個基於經濟分工和價值增值的信息、資金和商品（含服務）在居民、企業和政府等不同主體之間流動循環的過程。馬克思《資本論》中提出社會再生產理論，將社會再生產過程描述為由生產、分配、交換和消費等環節構成的經濟循環，還給出了產業資本循環從貨幣轉換為商品、從購買商品到生產出新商品、從新商品再轉換為貨幣的三個過程和公式。從經濟循環角度來刻畫新發展格局，一方面抓住了經濟運行的本質特征，另一方面也進一步豐富和發展了當代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

構建新發展格局的關鍵則在於經濟循環的暢通無阻，從而連續不斷地實現社會再生產過程，保証經濟持續增長和經濟結構不斷優化。這也是中國在新發展階段經濟現代化戰略的核心要求。當前阻礙中國經濟循環暢通的因素，既有供給側結構性因素，也有需求側內需潛力得不到有效釋放問題，還有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下國際環境不確定不穩定明顯加大的影響，這要求從戰略和政策上實現：通過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來提高供給體系對國內需求的適配性，同時加強需求側管理來擴大對供給的有效需求﹔經濟增長動力在更高水平對外開放基礎上的內外平衡，國內國際雙循環互相促進﹔在經濟效率與經濟安全之間的統籌平衡，實現更有效率、更為安全的產業體系和區域布局。

構建新發展格局要求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從現代化戰略角度看，其理論邏輯基礎在於大國工業化的特性。庫茨涅茲指出，在同樣的人均國內生產總值水平下，大國的工業尤其是制造業佔比份額比較大﹔錢納裡等認為，雖然大國和小國在發展格局上可以歸結出許多不同，但大國經濟發展的最一般特征是由於人口眾多、市場容量巨大，可以體現出更多的內向化傾向。改革開放之初中國雖然具有龐大的人口，但由於人均收入很低，還不能說具備了龐大的市場容量，那時候中國積極參與國際大循環，市場和資源“兩頭在外”，採用出口導向工業化戰略具有其合理性。現在，中國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已經超過了1萬美元，具有4億多中等收入群體，這無疑已經是一個十分龐大的市場，再加之制造業增加值已經是美國、日本和德國之和，在這樣供需條件下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的新發展格局就十分合乎邏輯。當然，國內大循環為主並不意味著忽視國際循環，而是要求國際循環還要以國內大循環為依托，二者相互促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