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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振鐸（1898-1958），筆名西諦，祖籍福建長樂，生於浙江溫州。資料圖片
郭沫若手書《悼鄭振鐸同志》 資料圖片
鄭振鐸與友人在北京北海公園合影（前排左起依次為李健吾、曹禺、鄭振鐸、巴金、唐弢）。資料圖片
【大家·同心同行】
更值得懷念的是你的愛國主義的熱情，對被壓迫人民的同情和正義感。參加五四新文學活動的一批人物，並不是每一個人都繼續前進，其中有一些人變成洋奴買辦，御用文人，早被丟進社會的垃圾堆裡去了。而你，始終站在中國人民這一邊，沒有迷失過方向。還記得當你和秋白同志在北京創立文學研究會的時候，就主張人民的文學，也就是文學為人民服務。從這以后，你沒有改變過這一正確的方向。
鄭振鐸是杰出的人文社會科學家和著作家。李一氓說：“我認為他是中國文化界最值得尊敬的人。”（《懷念鄭西諦》）人們欽佩他的學問和成就，但有不少人卻往往忽略了一個重要的事實：鄭振鐸之所以能獲得這些成就，是與馬克思主義和中國共產黨人對他的重要影響分不開的。從五四時期起，他就開始接受共產主義的引導。只是這些事實后來似乎被湮沒和忽視了，如今回顧百年，應該做些發掘和重提。
周恩來曾經這樣評說過郭沫若：“……一出手他就已經在‘五四’前后。他的創作生活，是同著新文化運動一道起來的，他的事業的發端，是從‘五四’運動中孕育出來的。”（《我要說的話》，載1941年11月16日《新華日報》）這段話，如果用在鄭振鐸身上，也是非常合適的。鄭振鐸就是“五四”所孕育的“一代才華”（郭沫若語）。他是在俄國十月革命爆發那年，從溫州上北京讀書的。課余，他在住地附近基督教青年會的閱覽室裡，開始大量閱讀社會科學和俄國文學著作，並認識了同樣也來看書的瞿秋白，成為摯友。五四運動后，他和瞿秋白都成了各自學校的學生代表，冒著“隨時有被逮捕的危險”（鄭振鐸《回憶早年的瞿秋白》），積極投身於運動。暑假他回溫州，又把北京學生運動的經驗帶到甌海之濱，參與發起“救國講演周報社”。他還參與發起當地最大的新文化團體“永嘉新學會”，提議創辦會刊《新學報》。暑假后，他回京繼續參加運動，在給張東蓀信中說自己“奔走忙碌得了不得”。
當時他最重要的工作，是與瞿秋白等人創辦《新社會》旬刊。該刊1919年11月1日創刊，鄭振鐸主編，北京基督教青年會所屬“社會實進會”刊行。社會實進會成立於1913年11月，成員以學生為主，原帶有宗教性質﹔此時由於新思潮的沖擊，宗教色彩減淡，鄭振鐸與瞿秋白等人參加進去，更將它改造為一個強調“社會改造”的社團。《新社會》的《發刊詞》是鄭振鐸寫的，強調提出“我們是向著德莫克拉西（按，即‘民主’的音譯）一方面以改造中國的舊社會的。我們改造的目的就是想創造德莫克拉西的新社會——自由平等，沒有一切階級一切戰爭的和平幸福的新社會”。這些觀點無疑是進步的。創刊號一出，鄭振鐸便攜帶刊物拜訪陳獨秀，並在陳獨秀的指示下寫了《我們今后的社會改造運動》（發表在第3期）。在《再論我們今后的社會改造運動》（發表在第9期）中，他指出青年們應該“學那俄羅斯的青年男女的‘去與農民為伍’的精神”。在第12期發表的《學生的根本上的運動》中，他再次號召：“我親愛的同學們！去！到田間和工廠裡去！”反復強調辛亥革命脫離工農的歷史教訓。
鄭振鐸還在《新社會》上發表了不少文章揭露資本主義的罪惡和必然被推翻的趨勢，論述世界各國的社會改革運動。如在第11期發表的《現代的社會改造運動》中，高度評價了“信奉馬克思的國家主義”的“俄國的廣義派”（按，這是當時對“布爾什維克”的不甚妥確的意譯），指出“這種主義，實在是社會改造的第一步。有許多人稱他們為過激派，確是不對”。最值得提起的是，1920年4月國際勞動節三十周年前夕，為配合中國工人階級和早期共產主義者第一次大規模慶祝該節日，他還特地把《新社會》第17至19期（分別於4月11日、21日與5月1日出版）連續三期都辦成了“勞動號”，並寫了好幾篇有關“勞動問題”的重要論文，論及推翻剝削制度的問題。在中國共產黨還沒正式誕生之前，一個青年學生這樣提出問題，可謂石破天驚。
鄭振鐸當時還在論文《新文化運動者的精神與態度》中，公開地大力號召新文化運動者應該向馬克思和列寧學習“實踐的精神”和“徹底堅決的態度”。他很早就翻譯、發表過列寧的文章，如在1919年12月15日《新中國》第8期發表所譯列寧的《俄羅斯之政黨》和《對於戰爭之解釋》，在1921年11月5日《時事新報》發表所譯《李寧的宣言》等。他還與耿濟之最早翻譯了《國際歌》歌詞，后來發表於1921年5月27日《民國日報》，和9月《小說月報》第12卷增刊《俄國文學研究》。這些都印証了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論》中說的：“五四”以后的文化生力軍開始有了“新的裝束和新的武器”。
《新社會》連出三期“勞動號”后，北洋軍閥政府驚恐萬分，便以“主張反對政府”的罪名把它扼殺了。其實，早在該刊剛創刊時，遠在南方的浙江“督軍”和“省長”就在去年11月27日密電“大總統”“國務院”“內務部”“教育部”等處：“如《新社會》《解放與改造》《少年中國》等書以及上海《時事新報》，無不以改造新社會、推翻舊道德為標幟，掇拾外人過激言論，迎合少年浮動心理，將使一旦信從，終身迷惘。”而所謂的“國務院”則在12月2日即密令各省“督軍”“省長”“都統”“護軍使”等：“此種書報，宗旨背謬，足為人心世道之憂……應即隨時嚴密查案。”（見北洋政府國務院檔案﹝（一〇〇二）51﹞，原件今存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這些密電咬牙切齒地把《新社會》列於許多刊物之首，正是它莫大的光榮。而《新青年》雜志則稱它“是現在一個最有進步最切實的雜志”（見1920年5月1日《新青年》第6期所刊廣告）。《新社會》被禁后，鄭振鐸等人不畏強暴，繼續創辦了《人道》月刊。
與《新社會》同時，北京還出現了一本由鄭振鐸友人宋介主編的《曙光》雜志。鄭振鐸參加了“曙光社”，對該刊的編輯工作也作出過重要貢獻。現在研究者公認，該刊從第6期起發生很大轉變，登載了許多宣傳馬克思主義和俄國革命的譯文，而鄭振鐸就正是從這一期開始發表文章的，而且一次就發表了從國外的《蘇俄》《勞動周報》等刊物上翻譯的三篇文章，並加了精彩按語，分別論述了蘇俄的軍事、生產和文化狀況。
除了上面提到的，鄭振鐸在五四時期還參加或組織了好幾個進步社團。1920年8月，周恩來率鄧穎超等天津覺悟社社員赴京，請人道社（鄭振鐸是負責人）、曙光社（鄭振鐸是社員）等四團體在陶然亭開茶話會，李大釗親臨指導並提議成立了名叫“改造聯合”的組織。9月，鄭振鐸與羅敦偉等組織“批評社”，隨即他主編《批評》半月刊，並發表了《新的中國與新的世界》等文。同時，他又與易家鉞等發起“青年自立會”。更重要的是，他這時參加了李大釗領導的秘密組織的活動，“經常的在北大圖書館或教室裡開會”（見鄭振鐸《回憶早年的瞿秋白》，載1949年7月28日《文匯報》）。他當時參加的秘密組織應是北京社會主義青年團，因為他在北京社會主義青年團1921年3月30日的大會上與李大釗一起被選為出版委員。（此據當時混入社會主義青年團大會的內奸關謙寫給北洋政府的秘密報告。原件今存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
更少為人知的是，鄭振鐸當時主編或參與編輯的雜志，甚至在中國早期共產主義運動史上也留下了光榮的印痕。例如，在1921年2月莫斯科出版的《共產國際遠東書記處公報》第1期上，瞿秋白發表《中國工人的狀況和他們對俄國的期望》，就提到《人道》是一本“從事社會主義學說的宣傳”的“最受歡迎的”雜志，並代表《人道》等“向俄共（布）黨表示衷心的敬意”。7月，在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上，張國燾作《北京共產主義組織的報告》，其中就提到《曙光》，並特別提到該刊所登載的譯文。（見中共中央黨史資料征集委員會編《共產主義小組》，1987年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出版。）
“五四”以后，鄭振鐸繼續長期與瞿秋白、沈雁冰、張聞天、惲雨棠、夏衍等中國共產黨人保持密切聯系，還有一些當時秘密的特別黨員如胡愈之、胡詠騏等人，都是他最親密的摯友。
陳毅在《紀念鄒韜奮先生》一文中曾指出：“以一個中國最優秀的知識分子的代表而堅決走上為工農兵大眾服務的道路，這是韜奮先生永垂不朽，可為范式的地方。我們熟知韜奮先生的歷史。他是以一個民主主義者走入戰場，偉大的革命實踐推動他向前邁步，直至與共產主義相結合，最后以他的為國家為民族為人民服務的品質和事業說，置諸共產主義者前列，可說毫無愧色。因此鄒先生的道路是徹底的革命民主主義者與共產主義最終結合的道路。徹底革命的民主主義者與共產主義的一致性在鄒先生一生歷史實踐中，又一次証明了。”我認為，除了起點不同以外，鄭振鐸與鄒韜奮幾乎完全走著相同的道路。正如陳毅接著又極其庄嚴鄭重地指出的：“那麼，我們想一想這是一件偶然巧合吧？我想不是的，我想這裡極其庄嚴鄭重地指出了中國革命的總規律，這一條定理有不可拒抗的偉大力量。”
是的，在鄭振鐸身上，確實能看到中國革命運動的偉大力量！
（作者：陳福康，系福州外語外貿學院鄭振鐸研究所所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