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霞 嚴一欽：道家道教研究的拓荒者

作者：陳霞 嚴一欽，分別系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研究員、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博士后

【哲人追“思”⑥】

王明（1911—1992），字則誠，別號久思，是海內外知名的道家道教研究學者，也是我國近現代以來道家道教研究的拓荒者。新中國成立后，他歷任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員、兼任所學術秘書，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研究員、中國哲學史研究室主任、學術委員會委員，中國哲學史學會副會長等職，是第一批享受國務院特殊津貼專家。概言之，王明對道家道教的研究工作，有以下幾點杰出貢獻：第一，他以其深厚的文獻功底整理並研究了《太平經》《抱朴子內篇》《無能子》等幾部重要的道教經典，尤其是《太平經》和《抱朴子》，分別是早期道教的重要經典和魏晉神仙道教的重要典籍﹔第二，他在考據整理文獻的基礎上，對一系列道家道教經典的思想義理進行了深入研究，更是較早研究道家道教和中國傳統文化關系的學者之一，這些研究開創了現代道教學﹔第三，他喜歡提攜后學，影響和培養了一批優秀的同行和學生，學生們又培養了一批批的學生，使他開創的道家道教學術研究在當代呈現欣欣向榮之勢。

潛精研思：王明的學術探索之路

王明1941—1949年在中央研究院學習工作期間，學術重點是對重要道經的訓詁考據。1949年，他進入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1950年，他被選派到中國人民大學系統學習馬列主義理論和中共黨史。回到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后還參加了艾思奇主講的辯証唯物主義學習班。這種改造舊觀念、接受新觀念、適應新環境的知識分子思想改造對王明以后的學術研究產生了很大影響。他的學術觀點像那個時代的學者一樣帶有顯著的時代特征，讀者不難從他這段時期的文章中發現這點。1979年后，撥亂反正，學術研究逐漸走上正軌，他的思路也更加開闊，其研究從哲學史擴展到了文化史，思想提升到了更高的境界。

王明有生之年經歷頗多坎坷曲折，但並沒有影響他對學術的追求。在北大和西南聯大上學時，他就廣涉文史哲諸領域。這些學府的豐厚學術滋養，加上自身的勤學苦讀和好問好思，為他以后的學術發展和獨立開拓打下了堅實的基礎。在廣袤的文化田園裡馳騁一番后，他把自己的研究聚焦到了道家道教研究上，這成了伴隨他一生大部分時間的學術旨趣。早在1939年，他就在湯用彤先生的指導下研讀《道藏》。從1941年到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直到1949年，這期間他發表了幾篇很有分量的道教研究論文。1949年，進入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后，他的研究還涉及了中國造紙術。1957年，調到中國科學院哲學研究所后，他得以繼續從事其心儀的道家道教研究，出版了重要的道教研究著作。除此之外，他還參與了中國哲學史研究室主持的《中國哲學史資料選輯》工作，涉獵了先秦之部、兩漢之部、魏晉隋唐之部、宋元明之部、清代之部和近代之部的哲學史資料。

篳路藍縷：披荊斬棘整理道經

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的那段時間，王明讀了大量的道書，其研究“走的是歷史學和文獻學的路子”。隨后，他陸續在《史語所集刊》和其他報刊上發表《〈周易參同契〉考証》《〈老子河上公章句〉考》《論〈太平經鈔〉甲部之偽》《〈黃庭經〉考》《元氣說》《論種民》《儒釋道三教論報應》《論老子與道教》《曹操論》等文章。俄羅斯漢學家謝爾蓋·菲洛諾夫對這些研究的評價是“才華橫溢的文本分析”。下面將介紹其中最重要的四篇，它們奠定了王明在道教研究領域的重要學術地位。

《道藏》卷帙浩繁，計5485卷，512函，是收藏道教經典及相關書籍的大型叢書。從初唐開始編撰，至今已歷時1300多年。其中收集了大量的道教經典、論集、科儀、戒律、符圖、法術、宮觀山志、神仙譜錄、道人傳記等，還有一些失傳的諸子百家著作，是一部珍貴的寶典。但直到1911年劉師培在《國粹學報》上發表《讀道藏記》以前，一直無人對這部叢書進行研究。因為《道藏》中很多經典，既無作者，又無年代，真偽混雜，篇章殘缺和錯亂，簡直無從下手。四顧無依之時，王明隻有憑著自己深厚的歷史文獻學功底、嫻熟的訓詁考據功夫、敏銳的學術眼光，開始整理道經。

清人董德寧曾提及：“道書之古者，《道德》《參同》《黃庭》也。”王明也認為，“《道德經》為玄教經典之鼻祖，下分《參同》論外丹，《黃庭》說內丹，並為古典，甚可寶也”。於是他從這三部最重要的道教經典入手，逐一進行考証。《老子河上公章句》是《道德經》的一個重要注本，其成書年代（大致有先秦、秦漢和魏晉晚出三種說法）、作者（有河上公或后人偽托兩類說法）歷史上爭議很大。在仔細考辨史籍記載和原書的基礎上，王明完成了《〈老子河上公注〉考》。在厘清《老子河上公注》的成書時代（東漢）、作者（漢人偽托河上公）的基礎上，他發現西漢至三國老學經歷了三變，一為西漢初年以黃老為政術，主經國治世﹔二為東漢中葉至東漢末年以黃老為長生之術，主治身養性﹔三為三國之時，習老者既不治國經世，也不治身養性，大率為虛無自然之玄論。《老子河上公章句》就標志著哲學性道家向宗教性道教的轉變，是道教形成時期的重要文獻。

《周易參同契》號稱“丹經之祖”，其說雜以天文歷數。朱熹評說它讀之“艱深”，其辭多取比喻，“使人難曉”。其成書情況，前人亦有所疑慮，張心澂的《偽書通考》中甚至將《參同契》列為偽書。王明是近現代以來最早研究《周易參同契》的學者之一。據屈燕飛所述，近代以來研究《周易參同契》者可分為“科學派”與“思想派”兩類。王明為“思想派”之開風氣者，其文立論謹嚴，考証精審，影響甚大，直至今日，依然被各研究者所重視。他首先在嚴密考証的基礎上為《周易參同契》作了題解。在此基礎上，他考察漢代學術之流變，指出魏伯陽以《周易》會通其他經典，秉承《京氏易》《易緯》和黃老自然之道，旨在修大丹、服大丹而已。與漢人學《易》以推究災異與佔候吉凶不同，《參同契》開啟了以《易》作丹的先河，對后世內外丹派的影響極大。

另外一部經典《黃庭經》分內外《玉景經》。從晉至宋，誦讀、注釋、研習《黃庭經》的非常多，幾乎形成黃庭之學。然此書源流、作者均無准確記載，有傳帝嚳時降世者，有傳太上大道玉晨君作《黃庭內篇》者，皆不足信，均為宗教神異之說。王明從《魏夫人傳》考其來源，認為“黃庭思想，魏晉之際，已漸流行，修道之士，或有秘藏七言韻語之黃庭草篇，夫人得之，詳加研審，撰為定本，並予著述﹔或有道士口授，夫人記錄，詳加詮次”，指出了《黃庭經》與老子無涉，而與魏夫人有關。在該經的成書時間上，他指出魏晉之際，已有秘藏《黃庭經》草本，武帝太康九年，魏夫人得《黃庭內景經》，而《黃庭外景經》則傳世於成帝咸和九年左右。《黃庭經》為內丹派養生之書，將早期道書中的臟腑之論擴充為五臟六腑五官諸神，甚或全身八景神及二十四真，對中醫臟腑理論進行了神學化處理，成為道教內修的重要經典。他的這些研究成果發前人所未發，為現當代的道教研究立下了開山之功。

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期間，王明還考証了另外一本重要的早期道經——《太平經》。《太平經》以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為部，每部十七卷，全書共一百七十卷，內容龐雜，自成體系，后世道教各派教義均受此書影響，被學界譽為“道教第一經”。然《太平經》傳至近代，已散佚大半，僅在《正統道藏》中殘余了五十七卷以及抄自唐代的節本《太平經鈔》。王明通過校對《太平經》殘本和《太平經鈔》及其他27種引書，加以“校”“補”“附”“存”，使殘缺不全的《太平經》恢復了一百七十卷的原貌，並以《太平經合校》為名於1960年在中華書局出版，后又在再版時加入了敦煌出土文獻的有關內容。王明晚年自己總結其治學的經驗教訓時，認為編訂《太平經合校》的方法“比較客觀而周到，有的同志深恐搞亂原文的顧慮完全可以打消了。這一點似乎是可取的經驗”。對《太平經》這部道教大書的斷代是道教史研究中最為關鍵的成果，為道教史和道教思想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史料依據。這是一部具有拓荒性質的力作，是開創現代道教學的標志性成果，自問世以來始終得到學人們的充分肯定，初版即引起國內外學術界的極大關注，受到廣泛的重視和好評。日本學者吉岡義豐說：“此書在付印現存《道藏》本《太平經》全文的同時，收集了各種文獻中引用的殘存的佚文，將全文進行精心的校訂和斷句，《太平經》號稱難讀，王明氏校本的句讀雖然還有問題，但作為指標是很有益處的。王本一出，為《太平經》的研究者提供了便利的文本，從這個意義上說，是劃時期的工作。”荷蘭漢學家馬恩斯對王明的工作高度贊揚，他認為：“王明除了給《太平經》加上西式標點符號外，還糾正了15世紀編寫《道藏》時的錯誤，並從各種古籍和百科全書中搜羅資料完善《太平經》，還補齊了一些宗教圖片。”法國學者郭艾斯認為：“《太平經合校》雖然存在一些缺點（例如標點錯誤），但王明最大程度利用各種典籍完善了文本。這也成為之后所有《太平經》本子的典范，被廣泛使用。”國內外學者自此以后涉及《太平經》的研究，必以王明的合校本為基礎。

以《太平經》的合校本為基礎，王明完成了多篇關於《太平經》的論文。往常學界尤其是國外多懷疑《太平經》是偽作，有些學者甚至不敢引用這部著作。王明認為，湯用彤先生已經基本解決了《太平經》的成書時代問題，但仍有一個問題懸而未決——《太平經》甲部的真偽。因《正統道藏》中的《太平經》首先被人們接觸到的就是《太平經鈔·甲部》，而這一部分是存在問題的。因此，他完成了《論〈太平經鈔〉甲部之偽》，通過對文獻本身的比對、文體的分析以及文本內容的考証，認為《太平經鈔·甲部》非原本《太平經》之卷一至卷十七的內容，而是抄自魏晉《靈書紫文》的偽作。在此作的基礎上，他又完成了《論〈太平經〉的時代和作者》，通過研究《太平經》中用詞特點、社會風尚和思想內容，判定現存《太平經》除甲部外，當為漢代典籍。王明對《太平經》的研究，自其20世紀40年代整理《太平經》為始，至1987年發表《〈太平經〉和〈抱朴子〉在文化史上的價值》，可謂貫穿其學術生涯。除了對《太平經》的整理和文獻斷代研究，他還對《太平經》的思想、經中包含的道教義理進行了研究。王明通過《從〈墨子〉到〈太平經〉的演變》一文，從階級基礎和思想內涵等方面探討了墨家學說對《太平經》思想的影響以及《太平經》對此的繼承和流變﹔又通過《論〈太平經〉的思想》一文考察了《太平經》的思想旨趣。在這篇文章中，他高瞻遠矚地提出：當一個文獻中出現前后思想的矛盾時，應該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地進行研究，而不應隨意大而化之地貼標簽。漢代是道教形成為一個有組織的宗教的關鍵時期，這些經典的考証勾勒出了道教發展演變的大致面貌和各自的特色，成為道教研究的奠基性作品，使他贏得了“道教文化研究領域的開拓者”這一美譽。

在《太平經合校》出版20年后，王明的另一部力作《抱朴子內篇校釋》也問世了。他認為《太平經》和《抱朴子》代表兩種不同性質的道教，他將三張（張陵、張衡、張魯）創立的道教團體劃為“早期道教”，魏晉時期求長生和精神修養的道團為“神仙道教”。這種劃分為以后的道教研究厘清了方向。《抱朴子內篇》是神仙道教的代表作。這本書包含系統的道教理論和眾多的方術，對后世道教的發展影響非常深遠。雖然《抱朴子內篇》傳本甚多，注本卻少（據《華陽隱居本起錄》記載，陶弘景有《抱朴子注》二十卷，《雲笈七簽》亦有載，惜已散佚），校釋起來非常困難。他以孫星衍平津館校勘本為底本，參校其他十數家版本，加以校勘、標點和注釋，成為該書的最佳注本和首個集校本，是研究道教史、思想史和科技史的重要參考資料。《太平經合校》和《抱朴子內篇校釋》出版后不斷再版，被海內外學術界公認為垂范后世的經典之作。

除此之外，王明還於1981年整理出版了《無能子校注》。這是他以《正統道藏》中的《無能子》為底本，結合景明刻子匯本等四種本子整理出的注本，被比利時魯汶大學漢學系教授戴卡琳譽為三本《無能子》的代表性著作之一。無能子是一名唐代的隱士，晚唐重要思想家。“無能子貧，其昆弟之子且寒而飢，嗟吟者相從焉。”《新唐書·藝文志》說：“《無能子》三卷，不著人名氏，光啟中，隱民間。”除此以外，典籍中對此記載極少，例如陳振孫的《直齋書錄解題》也只是照抄《新唐書·藝文志》的說法。王明以《無能子校注》為基礎，對無能子及其思想進行了考証和研究，完成了《無能子的哲學思想》一文。現存無能子本身的資料僅限於《無能子·答通問》和《無能子序》兩種文本內。他通過少量材料復原了無能子的大體情況和階級屬性，並在此基礎上研究了無能子的自然無為思想和元氣自然論思想。他認為，無能子的自然無為思想上繼老庄而有所變化。無能子之無為思想，是順應環境的自然變化和隨著時勢推移而行事，並不絕對排斥有為。他高度評價了無能子的朴素唯物主義，也指出了其中缺乏辯証法的漏洞。《無能子》的相關研究前人很少做，王明的研究可謂是開創之功，發人所未發。后來者的相關研究，也基本沒有超出王明的范疇。

繼往開來：高瞻遠矚思文化

國內學術界關注文化史始於20世紀初，例如呂思勉、丁山等學者的相關研究。但王明是國內較早把道家道教研究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研究結合起來的學者。在1979－1992年期間，王明從道教文化研究擴展到中國文化史的研究上，將道教史與整個文化思想史聯系起來，視野更加開闊，很多問題看得更清楚，道家道教研究的意義也顯得更加深遠。

晚年從哲學史到文化史的擴展是王明多年研究和思索的心得所致，是他學術思想的一次新的升華。在他高瞻遠矚的視域中呈現出超越道家道教文化的宏大文化景觀。向宏觀的文化史的擴展，使得王明的道教研究多有創獲，道家道教中一些長期被遮蔽的價值也彰顯了出來。在此舉出幾篇文章加以說明。在《周初齊魯兩條文化路線的發展和影響》以及《再論齊文化的發展》中，他把儒、道兩個學派的起源追溯到了西周初年的姜太公和周公旦，並且理出了齊文化和魯文化兩條線索。這兩條線索對后來中國文化的發展產生了重大影響。周初分封到魯國的周公用“親親上恩”治魯，被后來儒家所宗。這種文化具有虛心求知和審美教育的優點，但其流弊是“隻知有家，不知有國，家庭成員犯了法，父為子隱，子為父隱，層層包庇，姑息養奸，遺毒蔓延，至今仍未弊絕風清”。另一個嚴重的弊病是缺乏國民生計的功利觀念。而分封到齊地的姜太公則用“尊賢上功”治齊，尊賢才、尚功利、重效率，不重宗法情感和血緣親疏關系，因而成就了春秋時期齊桓公和管仲的霸業，形成了以齊都臨淄為中心的稷下學術中心，促進了戰國時期的百家爭鳴和學術繁榮。齊文化主要是道家文化，也包括兵家、法家、墨家的一些理論。而這幾家都和道家有著密切的關系。如開創齊國的太公望呂尚著有《太公兵法》，屬道家類，顯示出道家理論與兵家的相通。法家本於黃老而主刑名，韓非作過《解老》《喻老》。黃老帛書《黃帝四經·經法·道法》有“道生法。法者，引得失以繩，而明曲直者也”之說，把“道”視作“法”產生的本體論根據。《太公六韜》也強調“不以私害公”，體現了道家和法家的基本精神。秦漢以后，墨學中絕，黃老道家繼承其社會政治思想，將墨學融入早期道教。可見，齊文化的道家既具有形而上的思辨色彩，也具有相當的包容性和實用性。漢代獨尊儒術以后，魯文化成為歷代的顯學。學術界重視對魯文化的闡發，而對齊文化的注意則很少，甚至受到壓抑和歧視，齊文化隻能“潛伏逆流於整個思想文化的深淵”“在遇到適當時機和氣候時，就以道家的面目出現，直接向居於統治地位的儒家發動挑戰與抗爭”，如東漢王充倡導“元氣自然”批判漢儒的天人感應論﹔東漢末年五斗米道和太平道組織教民建立新政權﹔晉代鮑敬言倡導“無君論”﹔唐代的無能子發揮道家自然觀，審視君臣名分、貴賤等級、貧富差別和尊卑禮節﹔宋代的王安石、近代的魏源和嚴復等都希望從道家尋求思想資源。在王明同時或稍后，齊文化和黃老道、道家、神仙道教、方士等相關問題研究層出不窮，至今未息。王明可以說是這一熱潮的首倡者之一。在《道教與中國傳統文化》一文中，他總結出“貫穿道教理論和方術的總的思想是變的觀念”“道教的宇宙觀是變的哲學”。崇尚變化的道教雖有怪誕的幻想，但豐富了人們的想象力，激發了人們從事創新活動的興趣。

總之，在我們今天看來，王明所開創的道家道教研究領域具有深遠的意義。中國傳統文化中歷史最為悠久、影響最為深遠的是儒家和道家，它們之間形成了對立、互補的關系。后來佛教傳入，道家道教又與儒家和佛教一起形成三足鼎立的態勢。在近現代，道家道教融入世界文明，成為全人類共享的多元文化之一元。經過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道家道教高度的形上智慧、法天貴真、超然自適、與物為春的審美情趣會讓沉浸於日常忙碌中的人們產生新的精神憧憬，其“貴柔”“上德”的理念可以成為社會治理的圭臬，道家道教對自然的親近和興趣會繼續激發著人們去探索自然、宇宙的奧秘。今天我們有必要加大對道家道教思想在現代語境下的深入研究、闡發﹔通過弘“道”之路，釋放人們的創造性和活力，化解生態危機、轉變生存方式、實現世界和平，引導人們活得更為本真、幽默、風趣、睿智、平淡、柔和，助力人們更加自信地追求美好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