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俊修：近代國人海權觀念的演變

作者：胡俊修，系三峽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

古代中國海洋意識比較淡漠，這主要緣於海洋與多數國人生產生活方式的相對疏離。古代中國發展路徑基本上以內陸農耕文明為主，與游牧文明時有碰撞交流，偶有走向海洋之舉，皆大抵源於君主個人種種目的或某個階段特殊需求，缺乏走向海洋的根本動力。秦皇漢武之際的海洋探索不過是為君王“求仙訪藥”的獨奏﹔鄭和下西洋也因“遠航的御用政治性注定了其不可延續”（馮天瑜：《中國文化生成史》〔上冊〕），武漢大學出版社2013年版，第285頁）。然而，近代以降，隨著西方列強用堅船利炮強行叩開國門，國人從對海洋的相對漠視之中蘇醒過來，加強了對浩瀚大海的探索與思考，海權觀念隨之萌生並逐步發展。

從被動到主動：海防范圍的延展

據學者研究，自1840年鴉片戰爭開始的百余年間，西方列強從海上入侵中國達84次，入侵艦艇1860多艘，入侵兵力達47萬人（許華：《海權與近代中國的歷史命運》，《福建論壇（文史哲版）》1998年第5期）。外患時常自海上來，催生了中國社會精英的海防觀念。

鴉片戰爭中，林則徐根據敵我軍力和武備優劣之勢，提出以守海口為主的近岸防御思想。他主張“以守為戰，以逸待勞，固守藩籬，使之坐困”的海防戰略。“若令師船整隊而出，遠赴外洋，並力嚴驅，非不足以操勝算。第洪濤巨浪，風信靡常，即使將夷船盡數擊沉，亦隻尋常之事，而師船既經遠涉，不能頃刻收回，設有一二疏虞，轉為不值，仍不如以守為戰，以逸待勞之百無失也”。“此時不值與之海上交鋒，而第固守藩籬，亦足使之坐困也”（《林則徐集·奏稿》，中華書局1963年版，第762、884頁）。林則徐建議清廷從長計議，著手海軍建設：“船炮水軍斷非可已之事，即使逆夷逃歸海外，此時亦不可不亟為籌劃，以為海疆久遠之謀。”（楊國禎：《林則徐書簡》，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82頁）然而，這些建議並沒有引起清廷的重視，甚至招致批評。

林則徐與略晚的魏源，皆認識到西方列強之優勢在於船堅炮利，因此，船炮力量與先進裝備成為中國海防之必需。魏源還將林則徐“制炮必求極利，造船必求極堅”的構想，升華為“師夷長技以制夷”的思想，強調“善師四夷者，能制四夷﹔不善師外夷者，外夷制之”（魏源：《海國圖志》，李巨瀾評注，中州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267頁）。

19世紀70年代中期，列強同時覬覦中國之東南沿海與西北邊疆，“海防”與“塞防”便一並尖銳地擺在清廷面前。海防與塞防到底孰緩孰急？一時爭議四起。

李鴻章認為海防是當務之急。若西北邊塞失守，“於肢體之元氣無傷﹔海疆不防，則腹心之大患愈棘”（《李鴻章全集》，時代文藝出版社1998年版，第1072頁）﹔如果海防塞防同時著手，朝廷必“財用極絀”，陷入窘境。

時任湖南巡撫王文韶則極力主張以西北塞防為重。“時機之急，莫此為焉”，“目前之際，尚宜全力西征”（李書源整理：《籌辦夷務始末·同治朝》第十冊，中華書局2008年版，第4023~4024頁）。

左宗棠其時身負西北塞防重任，卻能超出目力所及，從國家全局出發，提出海防塞防並重。他主張“時事之宜籌，謨謀之宜定者，東則海防，西則塞防，二者並重”，皆絕不能停兵節餉，“停兵節餉於海防未必有益，於邊塞則大有所妨”（張俠等合編《清末海軍史料》，海洋出版社1982年版，第221頁）。

海防與塞防之爭的結果是：海防和塞防事務同時並舉，議論多時的近代海軍建設也正式進入實施階段。從某種意義上說，海防與塞防之爭標志著傳統國防觀念向近代國防觀念的轉變。然而，甲午戰爭北洋水師全軍覆沒，宣告清廷加強海防的努力徹底失敗。

進入民國時期，一批有識之士為改變自晚清以來海防戰略保守、被動的局面，加強國家自衛能力，提出“不得不另開蹊徑，以講求適應時宜之海防”。1935年，胡宗謙提出“攻勢防御”的海防思想，意在既需具備自衛之能力，又可於外海具備有效之攻擊力量。為此，他主張建設三道防線，即“潛水艇防衛”“海港軍港建設”“江河要塞及內陸要塞建設”（胡宗謙：《國防破碎中之中國海防與海軍建設問題》，《前途》1935年第3卷第8期）。1940年，呂超也提出“三道防線說”。他認為“一國的國防，軍事學家向來把它劃成三道防線，以敵人的領土領海為第一道防線，以本國國境為第二道防線，以本國內陸為第三道防線”（呂超：《怎樣發展我們的海軍》，《海風月刊》1940年創刊號）。呂超強調加強力量於第一道防線，以掌握制海權。其具體謀劃雖與胡宗謙之主張大不相同，但核心意旨卻是殊途同歸，即將第一道防線置於遠海。1941年，“新海軍運動”的發起人郭壽生提出中國海防可分為“外海防線”與“內海防線”。

受“唯有攻勢的防御，才是有效的防御”思想之影響，無論是“三道防線說”抑或“內外二道防線說”，皆主張將近海的“守勢防御”轉為遠海的“攻勢防御”，如此“就可以在敵人侵入我領海之先，與敵人以相當的打擊”（劉純巽：《中國海軍在抗戰時期中之主要任務》，《海軍整建月刊》1940年第1卷第3期），破壞敵人強行登陸或侵入內地的企圖，進而形成有效自衛，捍衛民族主權。

西方列強的重重壓迫，也刺激了近代國人積極思考太平洋形勢。他們開始將中國視作“太平洋國家”，並作宣誓式表態，“我們須以太平洋主人的地位，樹立中國之太平洋的國策”。這種以主人翁自居的信心，並非如同帝國主義列強般，是為謀求侵略和掠奪，而是主張一切國防外交政策，皆應以太平洋為出發點，中國應該承擔起維護太平洋地區安定與和平的責任。歷史學家、政論家胡秋原提出，“我們生於太平洋時代，又為太平洋國家，自不能不注視太平洋，不能不以太平洋的安危為己任。我們一切國防外交政策，不能不以太平洋為出發點”（胡秋原：《中國的太平洋：論我國策之基點》，《海軍雜志》1942年第14卷第12期）。

從軍事到經濟：海權意識的國際化

馬漢是美國近代著名的軍事理論家，其海權理論具有世界性影響。1890年出版的《海權對歷史的影響（1660—1783）》（又譯為《海權論》）一書，標志著其海權理論的提出和確立。馬漢視軍事控制、海運開拓、海外貿易為海權的有機組成部分，認為“海權其義甚廣，它不僅包括通過海上軍事力量對海洋全部或一部的控制，而且也包括對和平的商業和海上航運業的控制”，影響各國制海權的主要條件包括地理位置、自然結構、領土范圍、人口數量、民族性格、政府特征（阿爾弗雷德·塞耶·馬漢：《海權論》，歐陽瑾譯，台海出版社2017年版，第26~27頁）。

1900年，日本乙未會主辦並在上海發行中文月刊《亞東時報》，開始連載《海上權力要素論》，這是海權理論第一次傳入中國本土。1909年，深受海權理論影響的中國留日學生，以“討論海軍的方法、普及國民海上知識為宗旨”，在東京創辦了《海軍》季刊，針對海權問題進行集中討論。1927年創刊的《海軍期刊》，從第一卷第6期開始連載唐寶鎬翻譯的《海上權力之要素》，首次將《海權對歷史的影響（1660—1783）》一書核心內容介紹給國人。

馬漢海權理論的傳入，促進了國人海權思想的形成發展，開始將國家發展與海權聯系在一起。時人提出“凡一國之盛衰，在乎制海權之得失”（海濤：《海軍軍人進級及教育之統系》，《海軍》1910年第2期）。“我國苟不欲提高國際地位，保疆土之安全，並謀民族之發展則已﹔否則必須全國上下，對於海上權力之重要，有明確的認識，效法歐美日本，對於此種國防上必要之建設，協贊進行，尤須廣育人才，以為群策群力之助。政府方面，更須兼籌並顧，而予以有可為之機能。鞏固疆圉，維系和平，發揚國光，繁榮民族，合此無他道也”（陳紹寬：《對於國防上之感想》，《東方雜志》1936年第33卷第1號）。

海權理論傳入之后，國人海權觀念呈現出國際化趨勢，突破了過去單一的軍事維度，視野延伸到海洋經濟與貿易，甚至提出了以海興國的設想。時人提出，海運為國家進化所必需，是“一國命脈之所在，凡發達的國家必定強盛，落后的國家必定衰弱”（魏文翰：《海運的基本認識》，《海建》1948年第1卷第2期）﹔而海洋貿易則成為民族繁榮之命脈，“在現代國際經濟劇烈競爭，利害時相沖突之下，欲使民族繁榮，必須發展海外貿易，實屬毫無疑義者”（呂德元：《海軍與民族消長之關系》，《海軍雜志》1935年第8卷第4期）。

孫中山提出了以海興國的構想。1919年，他完成了關於振興中國實業以實現國民經濟近代化的專著——《實業計劃》，大力倡導軍港、商港、漁港建設，與陸岸鐵路形成聯運，以溝通內外，促進國民經濟興盛發達。

時任海軍總長、海軍總司令陳紹寬的海權認識與孫中山如出一轍，將海權、海軍、貿易視為一體，互為支撐。“領海完全與否，全看海軍……如果海權能夠擴張，那末工業商業才可制勝。因為有了海軍，則商舶不致受人欺凌，盡可將我們的工商品運到他國，來交換貿易，吸收他國的金錢”（高曉星編：《陳紹寬文集》，海潮出版社1994年版，第4頁）。

自衛與和平：不變的價值訴求

自晚清至民國，國人皆將海軍視作我們這樣一個濱海國家的“障身之具”“防衛之道”。時人倡議整頓軍備之目的，“純為自衛而非征服，純為防御而非發展”，“不脅威，不侵略”（郭甄泰：《東北海防》，《東方公論》1930年第21期）。在生死存亡的民族危機之中，“發展海軍，也就是救亡的重要途徑了”（李一萍：《明日的中國海軍》，《先導》1933年第1卷第8期）。“惟有上下一心，內外一心，局中局外一心，自始至終，艱苦貞定……力事講求，為實在可以自立之計，為實在能御外患之計”，從而達到“庶幾自強有實，而外侮潛消”的效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擬籌海防應辦事宜折》，《清末海軍史料》，海洋出版社1982年版，第6頁）。這是一種面對危機的策略性應對和加強自我防衛的努力，並沒有對外擴張的訴求。

對外侵略擴張，是近代西方列強所看重的海軍主要功能。西方近代海軍是在資本主義發展過程中產生並發展壯大的。海軍成為西方列強對外殖民擴張所依賴的威懾力量，是其維護自身利益和進行海外侵略掠奪的一個主要兵種，其發展壯大歷程充滿血腥與罪惡。而在近代中國海權觀念的演進中，和平始終是主旋律。無論是晚清時人在船堅炮利刺激下產生的“借以為我所用”的意識，還是民國時人在海權理論影響之下萌發的以海興國的體悟，都是一種“和平自守”的態度和主張。

近代國人海權觀念歷經演變，但自衛、和平的價值訴求一直未變，這與中華文明的和平傳統一脈相承，是一種迥異於富有擴張性之西方文化的和平傳統。在中國傳統的“天下”空間概念中，“平天下”是人生目標的最高層次，依靠的是“陶冶萬物，化正天下”的仁政，展現的是一種“文德徠遠的世界主義”。“這種非強權的，建立在和平主義、倫理主義基礎上的世界主義，是中國人宏闊的空間概念和崇高的理想境界”（馮天瑜：《中國文化生成史》〔上冊〕，第250、251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