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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張煒，系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歷史研究所副研究員
自16世紀起，英格蘭奠定了正式聯合不列顛諸島邊遠地帶的威爾士、蘇格蘭以及愛爾蘭的基礎。在接下來的幾百年裡，上述地區相繼被納入以英格蘭為主導的聯合王國的統治范圍內。特別是在18、19世紀，一個以不列顛諸島為基礎，涵蓋北美及加勒比、非洲、印度、東南亞及澳大利亞等地區的龐大帝國逐漸興起。與這一過程相伴隨，自16世紀印刷時代到來后，英語的書寫、語法得到了豐富、規范，並經由其后數百年間政府政策的推動、經濟貿易和軍事殖民活動的開展、少數族群自我提升的訴求以及不同文化間的碰撞融合等方式，在形塑近代不列顛國家的身份認同方面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這在不列顛諸島的蘇格蘭人、威爾士人以及部分愛爾蘭人身上表現得尤為突出。
早在近代之前，英語即已在蘇格蘭、威爾士等地具有了廣泛影響。如11世紀，蘇格蘭王室就以英語作為官方語言。至14世紀，具有北方口音的英語已經在蘇格蘭南部和東部幾乎替代了蘇格蘭人的傳統語言蓋爾語。亨利八世於1536年頒行的將英格蘭與威爾士合並的《統一法案》特別強調，王國各級司法官員須保証在各級各類法庭中使用英語。到了17世紀初，作為英格蘭與蘇格蘭共同的君主，英王詹姆斯一世（蘇格蘭稱詹姆斯六世）採取的政策也是用英語把兩個王國聯合起來，其中影響最為深遠的舉措便是翻譯出版欽定版英文《聖經》，並下令通行於兩國的所有教堂，開啟了以共同語言構建不列顛宗教共同體的歷程。這使得在其后相當長一段時間內，英格蘭人和蘇格蘭人皆以新教徒這一共同身份與法國等歐陸國家加以區分。
在推行政治和宗教政策的同時，經濟貿易活動的激勵，有助於英語在更大范圍內普及，從而為構建不列顛國家的身份認同奠定了重要基礎。英格蘭和蘇格蘭於1707年正式合並后，蘇格蘭的農貿產品得以銷售至英格蘭及其廣大的殖民地市場。蘇格蘭自宗教改革時期起就特別重視文化教育的普及，蘇格蘭人的識字率長期位居歐洲前列。在17世紀蘇格蘭的受教育者中，英語已成為被熟練掌握的語言。隨著18世紀工商業的發展，蘇格蘭人更加意識到，善於用標准流利的英語進行寫作和口頭交流，能給自身經營活動帶來更大的好處。那些接受過良好英語教育的蘇格蘭商人，在商業貿易中表現得游刃有余。格拉斯哥和愛丁堡在18世紀中期成為忠實擁護不列顛聯合的大本營。當時，兩座城市都是重要的“輝格黨”城市，忠於英格蘭和漢諾威家族的新國王，並服從威斯敏斯特議會和王國首相的命令。
在威爾士，當人們發現英語是一門會帶來機遇與晉升的語言后，其所產生的心理影響是驚人的。很多威爾士人強烈渴望在不列顛國家中受到尊重，而學習標准英語便是他們擺脫經濟社會地位相對弱勢的重要途徑。隨著工業革命的發生，威爾士工礦業取得巨大發展，一批英格蘭工人的到來，加速了英語的西遷進程。與此同時，成千上萬年輕的威爾士人前往倫敦等大城市尋找生計，掌握英語則是他們融入這一經濟社會發展洪流的必備技能之一。進入19世紀，英語在威爾士初等教育中的普及程度明顯提高。受到1862年教育法案的推動，以英語為唯一授課語言的學校在威爾士趨於普遍。
在軍事方面，蘇格蘭高地軍團從18世紀上半葉便開始吸收高地年輕人入伍。這些人從小在說蓋爾語的家庭中長大，但軍團的命令語言是英語。因此，在軍團服役過程中，他們逐漸學會了帶有蘇格蘭低地特點的英語。實際上，學習這一語言的過程，也是他們將自身身份轉變為國王軍隊的一員並服從王國命令的過程。
不列顛國家觀念在文化方面的表現同樣引人注目。“統治吧，不列顛尼亞！統治這片波瀾壯闊的海洋！不列顛人永遠不會被奴役！”這是皇家海軍軍歌《統治吧，不列顛尼亞！》中的一段歌詞，出自一位18世紀蘇格蘭詩人詹姆斯·湯姆森之手。歌詞中飽含了蘇格蘭輝格黨的理念，即我們是蘇格蘭人和英格蘭人融合成的不列顛人，屬於同一個國家，享有同等的權益和自由，無疑是對不列顛人身份認同意識的集中體現。實際上，這種情感表達與18世紀以來以英語為主要表現方式的文學創作和出版活動密不可分。在這一時期，面對能否達到“語言純正”的棘手問題，一批聲名顯赫的蘇格蘭學者選擇放棄蘇格蘭方言，而學習使用更加規范的英語。休謨曾呼吁“有志氣的蘇格蘭青年人應當學會以英格蘭方式來說和寫”。著名的《不列顛百科全書》便是在這樣的氛圍中成書的。該書第一卷於1768年在愛丁堡出版，從書名即可看出，蘇格蘭編者顯然將英格蘭和蘇格蘭視為一個整體，他們認為自己是“不列顛人”，是根據合並條約建立的現代新國家的成員。有些人甚至放棄了“蘇格蘭人”這個稱謂，開始自稱“北不列顛人”，意在表明兩個民族之間殘留的差別僅僅是地理方面的。至19世紀初，一份名為《愛丁堡評論》的雜志在英語世界成為最有影響力的政治讀物。相關研究表明，這份雜志之所以取得成功，最重要的原因在於，編輯們力圖讓讀者感到這是一份不列顛出版物，擁有不列顛國家文化意識，它傳達的是一種高度的國家使命感。
愛爾蘭也不乏精通英文並深具不列顛觀念的文化名人。其中，18世紀的愛爾蘭演員兼“發音專家”（正確發音研究者）托馬斯·謝裡丹是較為典型的一例。他憑借對英語發音的精深研究，曾受邀在英格蘭、蘇格蘭等地做有關英語正確發音的巡回演講，取得過巨大成功。此外，他有感於當時不列顛國內外動蕩的局勢，認識到語言統一的必要性。1756年，他出版了《大不列顛教育》一書。從其書名同樣可以看出，他是以整個不列顛（而非英格蘭）為著眼點展開論述的。在書中，他認為語言標准能保証社會的正常運作，基礎教育的改良乃是萬全之策，這些皆體現了以其為代表的文化名人對不列顛國家的認同感。
語言從根本上是與政治身份認同相聯系的。蘇格蘭人、威爾士人和愛爾蘭人在近代不列顛國家形成發展中經歷了一場社會經濟文化結構的重大轉變。他們中的多數人在形式上使用英語，吸收英格蘭文化，並結合自身傳統重新塑造了廣義上的不列顛文化，逐漸強化了對不列顛人身份的認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