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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羅敏，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抗日戰爭與近代中日關系文獻數據平台”課題組成員。
百年前梁啟超曾慨嘆:“在今日百學待治之世界，而讀此浩瀚古籍，是否為青年男女日力之所許，姑且勿論。尤當問費此莫大之日力，其所得者究能幾?”今日研究者所面臨的中國近現代史料，數量上遠甚於梁啟超時代。研究者不僅要面對以有限之精力處理無垠之史料的挑戰，同時需克服史料獲取的時間成本、人為限制等方面的困難。為了解決研究者史料獲取的問題，推動近現代史研究的發展，中國近現代史學界涌現出眾多優秀的數據庫項目，例如國家圖書館的中國歷史文獻總庫項目、上海圖書館的民國時期期刊全文數據庫項目等，在資料上傳、內容呈現等方面均有不錯的成績。近年來，“抗日戰爭與近代中日關系文獻數據平台”的出現，更是為中國近現代史研究特別是抗日戰爭史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
一、抗戰文獻數據平台之緣起與發展現狀
抗日戰爭是中華民族近代以來抵御外侮第一次取得全面勝利的壯麗史詩，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環節。中國人民在抗戰中犧牲巨大、居功至偉，卻默默無聞、不見經傳，是西方人眼中“被遺忘的盟友”。這在一定程度上與中國抗戰史研究的薄弱有關。資料是制約中國抗戰史研究發展的重要因素之一。抗戰時期的圖書、期刊、報紙、檔案等文獻材料星散於世界各地，保存與整理狀況也十分堪憂。意願、能力、技術、資金等主客觀因素的限制，使中國抗戰史學界的數據庫建設落后於時代潮流。建立一個收集、整理、傳播抗日戰爭歷史文獻的數據平台，意義重大且迫在眉睫。
2015年8月，習近平總書記在紀念抗日戰爭勝利70周年之際發表講話，其中特別強調:“抗戰研究要深入，就要更多通過檔案、資料、事實、當事人証詞等各種人証、物証來說話。要加強資料收集和整理這一基礎性工作，全面整理我國各地抗戰檔案、照片、資料、實物等。”為貫徹落實這一重要講話精神，2016年6月，國家社科規劃辦專門設立了抗日戰爭研究專項工程，批准成立由中國社會科學院、國家圖書館及國家檔案局牽頭，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承辦的“抗日戰爭與近代中日關系文獻數據平台”(以下簡稱“抗戰文獻數據平台”)。
抗戰文獻數據平台創新了中共抗戰史料征集的路徑與方法。平台依托近代史所圖書館、檔案館豐富的館藏資源，通過加強與中國國家圖書館、中山大學歷史學系、首都師范大學歷史學院、河北師范大學歷史文化學院等國內各科研院所、圖書收藏機構的資料交換，整合全國的數字史料資源，避免數據庫重復建設，推動可持續發展的學術生態建設。平台還通過民間眾籌的方式，擴大史料的來源。胡適曾說“真正的歷史都是靠私人記載下來的”，此說未必完全准確，但也有一定道理，至少私人手中的歷史材料特別是當中反映的歷史敘述，能在一定程度上補正官方檔案史料中看不到的歷史面相。平台以特色專題庫的方式呈現民間私人收藏的史料，目前已上線六個特色專題庫，分別是“崔永元私人珍藏日文資料專題庫”“吳川抗戰史料專輯”“張林池陳舜玉抗戰文獻專題庫”“冀中人民抗日斗爭專題庫”“江定仙抗戰音樂專題庫”“陳田鶴抗戰音樂專題庫”。
不僅如此，抗戰文獻數據平台還致力於海外所藏中共抗戰史料的征集，依托近代史研究所的學術資源，成立了“海外珍稀文獻征集委員會”，廣泛邀請民國政要的后人和歐美大學東亞圖書館館長擔任征集委員，協助征集散落海外的珍貴近代文獻與檔案。美國胡佛研究所收藏有大量反映20世紀中國、蘇聯與東歐各國的革命文獻。美國著名漢學家芮瑪麗(Mary Clabaugh Wright)教授曾於1948年任職於胡佛研究所，在上海購買了一批胡宗南進攻延安時獲取的各類中共文獻，其中包括延安時期的出版物、內部印刷品、中共各級黨政部門進行土改的各類調查報告。平台通過與胡佛研究所簽訂合作協議，完成了對這批文獻的數字化掃描制作，待完成著錄信息后，將陸續對海內外學界開放。
截至2020年9月1日，平台已上線報紙1046種、期刊2343種、圖書71071冊。此外，平台還擁有檔案、圖片、音頻、視頻等類型資料，文獻總量已突破2700萬頁。平台秉持公益、開放的學術理念，學者和大眾均可到網站(www．modernhistory．org．cn)免費閱覽，注冊后還可免費下載。平台的目標是在建黨100周年之際，將文獻資源總量提升至3500萬頁。
二、抗戰文獻數據平台有關中共抗戰之史料概述
抗戰文獻數據平台為了集中展示有關中國共產黨的各種文獻，在首頁特設有“紅色文獻”專題版塊，包含數量龐大的共產黨及其領導的各級政權、群眾組織出版發行的紅色文獻。“紅色文獻”不是一個獨立版塊，而是在一個主題下匯聚不同種類文獻的綜合模塊，是平台向“研究型”數據庫探索的嘗試。為了方便讀者了解和使用這些文獻，本文根據平台對史料的主要分類即圖書、報紙、期刊、特色專題庫、檔案等，擇要介紹與中共抗戰史研究相關的不同類型文獻。
(一)圖書
平台上傳的抗戰時期紅色圖書文獻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抗戰時期中共在陝甘寧邊區、抗戰大后方及敵后各根據地刊印的圖書，此部分圖書約有1000余冊，真實反映了共產黨在各個區域領導民眾奮勇抗戰的歷史場景，史料價值重大，比如1937年出版的毛澤東等《抗日救國指南》(抗日戰術研究社)、艾思奇《民族解放與哲學》(大眾文化社)，1938年出版的抗日戰爭研究會《論抗日游擊戰爭》(解放社)、江鏡泉《列寧與哲學》(延安大同出版社)、馬克思《法蘭西內戰》(解放社)、凱豐《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教程》(大眾出版社)、金則人等《列寧》(光明書局)、喬木等《轉變中的世界》(邁步出版社)、方乃宜《馬克思與恩格斯論中國》、王明《救中國人民的關鍵》(延安解放社)、季米特洛夫《反戰反法西斯斗爭的當前問題》(中國出版社)、毛澤東等《八路軍的戰略和戰術》(上海生活出版社)、雅洛曼綏夫《列寧主義初步》(解放社)、《民族革命與農民運動》(民族革命社)、伏洛希諾夫《斯大林與紅軍》(解放社)、羅瑞卿《抗日軍隊中的政治工作》(解放社)、李富春等《抗戰與軍隊政治工作》(生活書店)、沙千裡《抗戰與民眾運動》(生活書店)、彭雪楓《游擊隊政治工作教程》(揚子江出版社)、曼努意斯基《為統一戰線而斗爭》(延安前進出版社)、碧野《太行山邊》(大眾出版社)、立波《晉察冀邊區印象記》(讀書生活出版社)，1939年出版的謝遠達《日本特務機關在中國》(新華日報館)、《新升隆輪保衛大武漢殉難同志紀念冊》(新華日報館)、列寧《帝國主義》(生活書店)、艾思奇《哲學與生活》(讀書生活出版社)、恩格斯《反杜林論》(生活書店)、周恩來《中日戰爭之政略與戰略問題》(抗戰編譯社)、《日本帝國主義在中國淪陷區》(解放社)、《戰爭中的日本帝國主義》(解放社)、凱豐《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教程》(中國文化社)、《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指南》(解放社)、羅瑞卿等《成群結隊》(華文社)，1940年出版的王明《民族解放先驅方志敏》(史社)、陳昌浩《近代世界革命史》(中國出版社)、《論戰爭》(前衛出版社)、劉光《論青年與青年運動》(中國青年出版社)、毛澤東等《目前形勢與我們的任務》(時論編纂社)，1941年出版的社會科學研究會《馬列主義研究提綱》(華北新華書店)、《到自由幸福之路》(獨立書店)，1942年出版的凱爾任採夫《列寧傳》(讀書生活出版社)，1943年出版的中央總學委《反對統一戰線中的機會主義》、毛澤東《經濟問題與社會問題》(大眾日報出版社)、陳伯達《三民主義概論》(新華書店)，1944年出版的《國民黨反動派禍國殃民的罪惡》(晉察冀日報社)、蘇中區黨委《整頓三風參考材料(一集)》(江潮社)、中共中央西北局調查研究室《邊區的移民工作》、第十八集團軍總政治部宣傳部《蘇聯紅軍英雄故事》、陝甘寧邊區政府辦公室《為工業品的全面自給而奮斗》、《在民主與團結的基礎上加強抗戰爭取最后勝利》(解放社)，1945年出版的《國共會談材料匯集》(華北新華書店)、《新時期的路標》(新華書店)、高爾基《和列寧相處的日子》(生活書店)、《高樹勛將軍邯鄲起義特輯》(華北新華書店)、第十八集團軍總政治部宣傳部《抗戰八年來的八路軍與新四軍》、毛澤東《中國革命與中國共產黨》(新華書店晉察冀分店)、伯人《抗戰期中大后方人民的生活》(晉察冀邊區教育陣地出版社)、《七大文獻》(解放社)，等等。另一類是中央及地方各級相關研究部門編纂的圖書資料，其中以“組織史資料”“黨史資料”“大事記”為主，這些資料披露了大量的歷史信息，為考察抗戰時期中共根據地的政治、經濟、文化等領域提供了重要支撐，史料價值和研究價值同樣不可忽視。
(二)報紙期刊
抗戰文獻數據平台收集了抗戰時期各根據地出版的紅色報紙。由於戰爭的特殊環境，條件艱苦，因此平台收集的報紙呈現大報少、小報多，連貫出版的報紙少、間斷出版的報紙多，印刷質量好的報紙少、印刷質量差的報紙多等特點。在紅色期刊方面，平台收集的期刊基本覆蓋了從中共成立到新中國成立前的所有時段，空間范圍也基本遍及全國。以抗戰時期為例，平台不僅收藏了各根據地出版的紅色文獻，而且收藏了孤島時期的上海與國統區的紅色文獻(見表1、表2)。統覽這些不同時空的史料，可以看到中共在不同地域的統一戰線上均發揮著領導抗戰、凝聚人心的重要作用。
(三)冀中人民抗日斗爭專題庫
“冀中人民抗日斗爭專題庫”的核心內容——《冀中人民抗日斗爭文集》由冀中人民抗日斗爭史資料研究會編輯出版。全書分為10冊，均已在平台上線。冀中抗日根據地是晉察冀抗日根據地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戰略位置十分重要。這套書收錄了根據地領導人抗戰期間發表或與抗戰相關的大量著述，主要選自抗戰期間發行的《抗敵報》《晉察冀日報》《冀中導報》《新長城》與新中國成立后發行的《黨史資料》《星火燎原》等;抗戰期間根據地形成的大量原始史料，如各類報告、總結、概況、調查等以及根據地的領導人和各級官兵等親歷者的321篇回憶文章，內容鮮活生動，具有較高史料價值。
冀中人民抗日斗爭專題庫
“冀中人民抗日斗爭專題庫”是抗戰文獻數據平台上線的第一個以中共創建的根據地命名的專題庫。為了推動抗日根據地的研究，平台將陸續推出中共在抗戰時期創建的19個抗日根據地專題庫系列，匯集分散稀缺史料，深入系統研究中共領導的抗日根據地的軍事斗爭與政權建設。
(四)張林池陳舜玉抗戰文獻專題庫
“張林池陳舜玉抗戰文獻專題庫”於2020年6月16日正式上線。該專題庫的內容主要是張林池在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時期的工作日記，時間范圍涉及1938年、1942年、1943年等中共抗日根據地不斷發展、壯大的關鍵時期。這些資料對於研究者了解抗戰時期根據地軍事斗爭、政權建設等具有重要的參考作用。
張林池陳舜玉抗戰文獻專題庫
由於張林池記筆記基於工作需要，筆記內容對於工作中存在的缺點不加隱晦，如實反映了當時根據地及其人民的風貌、觀念，有助於研究者從社會史視角了解中共基層政權究竟做了什麼，給基層社會帶來了哪些改變。
八路軍最初進入華北鄉村，群眾工作的開展並非一帆風順。抗戰初期，日軍在河北曲陽“掃蕩”后，張林池在記錄救災工作時寫道:有的民眾未及逃出，向日軍哀求，仍然被虐殺。張林池檢討此次“堅壁清野”做得不好，群眾“太平觀念”深，有僥幸心理，甚至覺得勞役過重。在具體救災過程中，根據地政府開始只是慰問與調查，民眾隻說敵人的殘暴，而后政府再說想辦法救濟，民眾才肯說受災情況與怎樣修房子等。可見此地的民眾，本來並不認為政府有幫助民眾改善生活的義務，民族觀念亦薄弱。此前還有許多民眾埋怨八路軍在村子駐軍，張林池認為這是因為村干部沒有做好解釋工作，並未責怪民眾國家觀念淡漠。
到了抗戰后期和解放戰爭初期，張林池則寫道，因為八路軍遵守群眾紀律，幫助老百姓生產，“轉變了群眾觀點，不怕帶槍的人”，“在解放區改變了一個歷史觀點，好人不當兵，好鐵不打釘，而參加八路軍是無上光榮，人民都羨慕八路軍”。之所以出現這一轉變，前述張林池工作筆記已經提供了一些線索，如積極改善群眾生活、認真反省工作中的不足等。其他史料亦可以與張林池所記述的互証，如在1939年的部分敵后地區，出現了邊區政府下令八路軍見到老百姓要敬禮的說法，這反映了中共為維護軍民關系所做出的努力。
(五)台北國民黨檔案中的中共文獻
抗戰文獻數據平台還通過與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國國民黨黨史館等學術機構建立資料互換、合作機制，征集了大量民國歷史檔案文獻。這些材料對於中共黨史研究有著獨到作用，畢竟國民黨控制的報紙上關於中共的報道會有很多不實之詞，但檔案則是相對真實的。這批檔案受制於合作方的協議限制，隻能在中國歷史研究院圖書檔案館閱覽。《蔣中正“總統”文物》藏有周恩來、王明等中共領導人寫給蔣介石、何應欽等人的親筆信，反映了中共黨人對於統一戰線的態度與處理方針。1939年1月25日，周恩來致函蔣介石表示:“按目前兩黨關系，非亟加改善，不能減少磨擦，貫徹合作到底”，“目前為解決事實上之糾紛，可先由兩黨中央各派若干人合往各地，視察實際情形，可就地解決者則解決之，不可解決者則來中央商討，實際之接觸既多，基本之信念可固”。來自“對手方”的史料更能印証中共的抗戰成就。百團大戰結束后，國民黨軍事委員會西安辦公廳主任熊斌致電蔣介石稱:“中共此次攻勢，有兩點足以取法，即出敵不意與打增援。前者如在開始前先將欲使用兵力布置於鐵道兩側潛伏，屆時全線同時動作，使敵首尾不能相顧;后者如圍困壽陽之役，預將有力部隊預伏於敵增援路上，步步予敵以嚴重之截擊……壽陽一役即殲敵二千余。”
台灣地區所藏的國民黨檔案盡管基本上是國民黨政權中央機構或領袖人物的全宗，但是仍然有相當的地方史料，足以深化中共地方黨史的研究。廣西的中共革命史今天研究不太多見，與史料匱乏不無關系，而陳誠“副總統”文物中即有《對於廣西現階段的認識》《廣西地方文化剪影》這兩份報告，指出廣西境內“中下級干部的主流是以留俄生、留日學生二大系做骨干”，“一般青年多喜讀左翼譯述”，若以廣西大學為例，自白鵬飛任廣西大學校長后，聘用李達、千家駒等人，於是該校“思想頗形左傾，唯物辯証法、馬克斯經濟學說如《資本論》等類的書籍，平日均採作教本”，這反映了抗戰初期左翼思潮在廣西的影響。
三、抗戰文獻數據平台推動中共抗戰史研究的幾點思考
(一)打破史料壁壘，推動中共抗戰史研究的均衡發展
目前，中國近現代史領域的數據庫建設已初具規模，但其中不乏門檻高、收費貴、覆蓋面小的弊端。有鑒於此，抗戰文獻數據平台自成立之初，就決定向全球研究者和公眾免費開放瀏覽、下載。同時，平台也歡迎學術機構加入公益共享歷史文獻的隊伍中。平台不僅可以將著錄標准平台無償提供給各學術機構，而且可以協助學術機構完成文獻的電子化，導入本平台，免費開放給學界。
開放公益推動了歷史研究的公平與活力，這在黨史研究領域體現得尤為明顯。很多黨史文獻或因年代久遠，留存有限;或是本身印數較少，外界難見;或是內部發行，少為人知。收藏機構往往還有閱覽限制，讓研究者不得其門而入。所有這些因素都極大地限制了黨史研究的深入。抗戰文獻數據平台為了推動黨史研究的發展，對中共在不同歷史時期尤其是抗戰時期的文獻進行了重點收集，形成了數量龐大、種類齊全的紅色文獻數據庫。這些紅色文獻打破了區域和機構的限制，特別是為二三線城市和中小學校的師生提供了便利;對所有研究者平等開放，促進了學術公平;極大拉近了學者與史料的距離，激發了學術活力。
(二)突破“民國史觀”“革命史觀”的局限性，推動整體史視野下的全景式中共抗戰史研究
長期以來，民國史的學科定位以研究民國時期的統治階級為對象，有意與革命史、中共黨史的研究范圍相區隔。近些年來，一些學者致力於突破單一革命史或民國史研究視野的局限，在全面搜集國、共雙方史料的基礎上，會通國、共雙方的視野，動態考察兩支對立的政治力量相互博弈的歷史進程。
抗戰文獻數據平台的史料匯集與檢索方式，進一步推動革命史與民國史的融會貫通，將“革命”放回到20世紀上半期中國政治和社會經濟文化變遷的大背景下加以考察，將國、共、日、偽等多方政治勢力置放於同一歷史場域中展開探討，以再現既復雜多變又關聯互動的歷史本相。平台堅持“匯多庫於一”融合發展模式，涵蓋檔案、圖書、報紙、期刊、圖片、音頻、視頻、研究性著作等多類型史料，並有意避免在材料征集上自我設限，不拘泥於特定區域或特定主題，努力拓寬收集史料的范圍。如需查閱九一八事變之后的中國輿論情況，研究者就可以在抗戰文獻平台中同時打開《大公報》《時事新報》《新聞報》《中央日報》等三五種報紙，逐日對比閱讀，瀏覽各地各派的不同反應。這樣的閱讀方式是以往在國家圖書館或上海圖書館調閱微縮膠卷的時代所完全無法想象的。
閱讀方式的改變，很可能會帶來學術取向的變革，由“史料學轉向”促成“史學轉向”。研究者依托抗戰文獻數據平台的資源和技術，可以通過加強對文本流變的分析，加深對於抗戰時期政治文化和社會思想的全面理解。以毛澤東的《論持久戰》為例，以往研究多以對文本本身的考察為主。平台將不同種類的文獻匯聚同一平台，加上章節目錄檢索，發現正如毛澤東自己所言，“持久戰”並非他第一個提出來的，同時代不乏對“持久戰”的討論。但將這些討論與《論持久戰》比較即可發現，毛澤東的著作在理論深度與論述的全面性上遠勝於其他論述。不僅如此，通過檢索平台的“紅色文獻”專題數據庫，研究者可以迅速梳理出《論持久戰》傳播和接受的大致過程。通過檢索“持久”“相持”等相關詞匯，可以發現在《論持久戰》發表后，各大報刊中相繼出現了相關文章。1939年，《解放》《前線》刊登了彭德懷和左權兩篇題目同為《論堅持華北抗戰》的演講;《新華南》發表《進入相持階段以后》一文;《解放》則發表了張聞天《論抗戰相持階段的形勢與任務》的演講。這些文本提示研究者可以更為仔細地考察各地區抗日軍民對持久戰思想的自覺學習和運用，而以往囿於材料和視野的限制，研究者往往很容易忽略掉這些重要線索。隨著平台的廣泛應用，筆者相信將涌現出越來越多意義重大、角度新穎的課題，這無疑會有助於展現中共領導全民族抗戰的光輝歷程。
(三)突破單方面依靠中方史料的局限，推動國際視野下的多國史料互証的中共抗戰史研究轉向
抗日戰爭不僅僅是中日之間的軍事對壘，更是世界反法西斯戰場的重要組成部分。歐戰的爆發、《德意日三國同盟條約》的訂立、《蘇日中立條約》的簽訂、蘇德戰爭的爆發、珍珠港事件等國際事件都對中國抗日戰爭的進程產生了不容忽視的影響。全面抗戰爆發后，蔣介石戰略布局的核心，就是將中日戰爭國際化，通過國際聯合陣線制裁並戰勝日本。用蔣介石自己的話來說就是:“解決中倭問題唯有引起國際注意與各國干涉。”1938年10月，毛澤東在中共六屆六中全會的報告中批評“拋開自力更生的方針，而主要地寄其希望於外援”的錯誤觀點，同時非常強調國際因素對中國抗戰的影響，“中國已緊密地與世界聯成一體，中日戰爭是世界戰爭的一部分，中國抗日戰爭的勝利不能離開世界而孤立起來”。
長期以來，中共抗戰史研究比較局限於中方史料與中國視角，缺乏與日方史料的相互印証，尤其缺少對反法西斯同盟國和軸心國的戰略決策及其對中國和周邊戰場影響的深入研究。加強中日史料的相互比對與參証，顯然是夯實中共抗戰史研究基礎的重要環節。中國傳媒大學崔永元口述歷史研究中心保存了大批抗戰時期的日本文獻，包括日軍戰時宣傳品、敘功記錄、戰史資料集、戰爭回憶錄、戰史研究著作以及反映日本社會戰時情況的日文材料。抗戰文獻數據平台與崔永元口述歷史研究中心合作，完成首批約50萬頁史料的掃描和著錄，於今年9月4日正式上線供讀者免費閱覽和下載。首批上線的日文資料有1500余種，包括日軍基層聯隊戰史資料、日軍拍攝的戰爭照片、對華調查等珍貴史料，對於微觀層面准確呈現日本侵華戰爭的戰術運用、作戰經過、作戰效果等具有不可替代的史料價值。
崔永元私人珍藏日文資料專題庫
為了推動中國抗戰史的研究走向多國史料互証，抗戰文獻數據平台與首都師范大學世界史學科合作，把后者館藏縮微資源轉換成數字資源上傳平台。首都師范大學世界史學科的資料室館藏美國、加拿大、英國、法國、德國、俄國、瑞士、西班牙、意大利、比利時、愛爾蘭、俄國、澳大利亞等國的紙本、縮微和數據庫資源數十種，其中僅縮微一類就達6000余卷，約600余萬頁。這些縮微資源主要是美國總統、國務院、國家安全委員會、中情局、參謀長聯席會議以及英國外交部、內閣、首相等機構的檔案，多數為國內獨有館藏，具有較高的史料價值。在縮微資源中，英國外交部關於抗戰時期美國、俄國、日本的檔案，英國首相關於戰時內閣的檔案，美國國務院關於抗戰時期德國、西班牙、意大利等國的檔案，對抗日戰爭史研究的價值極大。現在已經轉化2000余卷，並陸續上傳平台。預計整體轉化需要三年時間。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抗戰文獻數據平台目前尚存在利用率不高、學者引用平台文獻缺乏規范等問題，這是平台下一步亟待解決的問題。抗戰文獻數據平台是一座抗戰史、黨史研究有待開發的富礦，我們期待看到歷史學界利用平台完成更多更好的研究成果。抗戰文獻數據平台的團隊致力於全景式展現中共在抗戰時期領導全民族抗戰的歷史軌跡。而這一工作僅憑平台團隊是難以完成的。因此，我們希望學界同仁能夠參與到平台建設當中，共同為抗戰史、中共黨史文獻的收集、整理與利用事業添磚加瓦。
本文原刊於《中共黨史研究》2020年第6期，152~159頁。感謝《中共黨史研究》雜志社惠允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