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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京文（前排中）和蘇聯同學合影 資料圖片
李京文和老伴余平 資料圖片
【大家】
學人小傳
李京文，1932年生，廣西陸川人。經濟學家、管理學家，中國工程院院士，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1953年到蘇聯留學，1958年獲經濟學碩士學位。曾任中國社會科學院數量經濟與技術經濟研究所所長，現為北京工業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名譽院長。作為我國技術經濟和工程管理理論的開拓者之一，主持了三峽工程、南水北調、京滬高速鐵路等超大型工程的技術經濟論証，參與制定了環渤海經濟圈、中部五省、海南、深圳等地區的經濟發展戰略。著有《科技富國論》《跨世紀重大工程技術經濟論証》《技術進步與產業結構》《迎接知識經濟新時代》等。
“世界是你們的，也是我們的，但是歸根結底是你們的。你們青年人朝氣蓬勃，正在興旺時期，好像早晨八九點鐘的太陽，希望寄托在你們身上。”
1957年11月17日，正在蘇聯訪問的毛澤東主席，在列寧山上的莫斯科大學禮堂，對滿堂的中國青年寄予囑托。
此時正在莫斯科學習經濟學的中國留學生李京文坐在台下，他的周圍涌動著掌聲和歡呼聲，一個新世界正在他們眼前鋪展。
“你們猜猜，哪個是我的父親？”60多年后，在李京文的家裡，女兒周全指著父親的畢業紀念冊問道。
在一眾高鼻深目的面孔中，一位中國青年，意氣風發，李京文拿著放大鏡，仔細端詳起了年輕時的自己。
這張照片拍攝於1958年，那年，帶著毛主席的囑托，李京文以優異成績畢業歸國。此后人生，他和祖國千千萬萬的青年一起，為建設一個新世界而奮斗。
他是我國技術經濟學創始人之一，他推動了我國數量經濟學的發展和實際應用，他對我國工程項目的論証、規劃、決策理論與方法的建立做出了開拓性貢獻，他致力於將經濟學研究方法應用於國家重大工程項目的可行性研究，他運用數量經濟理論預測經濟技術發展趨勢，參與制定產業、地區發展戰略與技術政策……
因為在技術經濟學領域做出了一系列開創性貢獻，中國工程院院士、北京工業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名譽院長李京文獲得2020年“復旦管理學終身成就獎”。
一次“模擬考試”，定下終身志向
1949年1月，隨著解放戰爭節節勝利，解放軍一路揮師南下，遠在南疆的中共廣西地下組織的中心任務也發生了變化——有計劃有步驟地建立各階層群眾組織，集中力量組織城市群眾主力軍，做好迎接解放軍入城的“裡應外合”工作。
這年春天，一位名叫李耿的廣西地下黨員在執行任務時被國民黨當局抓捕入獄。李京文就是他的兒子。
那時的李京文還是個高中生，學習成績名列前茅，因從小耳濡目染，早早就與進步同學組織社團、出牆報、演話劇、反內戰、爭取民主，還當選為校學生會的學習與宣傳部部長。
李耿在獄中被拷打，身體忍受著痛苦，心理也承受著孤獨。李京文主動向當局申請，到獄中陪伴父親，每天監獄一開門就進去，到了關門時間，再和工作人員一起離開。“這是一段非常緊張的日子，一邊陪伴父親，一邊學習，還要保証學習好，不然學校就不會讓我來回跑。”
好在這段特殊的監獄生涯很快結束。
當年12月，在廣西地下黨組織和各路游擊隊的配合下，解放軍部隊一路勢如破竹，將五星紅旗插上了鎮南關（今友誼關），廣西全境解放。這段與父親共同迎接新中國的特殊經歷，成了李京文人生中的一次“模擬考試”。
這時的中國，百廢待興。
1951年，李京文迎來高考，同時被華南文藝學院創作系和武漢大學經濟系錄取。
“我從小數學很好，語文也不錯，對文學很感興趣。”當李京文在院校和專業之間陷入猶豫時，正在中國人民大學就讀的姐姐點撥了他：“現在國家要實施第一個五年計劃，要搞經濟建設，你應該學經濟學！”父親在來信中也同意姐姐的建議。
最終，李京文選擇了武漢大學經濟系。
彼時的武漢大學經濟系，群星閃耀，雲集了張培剛、劉滌源、譚崇台等留美歸來的青年經濟學家。在那裡，李京文刻苦學習，還追隨父親的腳步，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很快，他等到了一個機會。
留學苦讀五年，歸國投身建設
李京文考上大學的同年，為了應對國內人才資源嚴重稀缺的困境，新中國開始向蘇聯大規模派遣留學生。
大一結束時，經過一系列嚴格選拔，李京文成為留蘇預備生。在蘇聯老師的指導下，他以每天50個單詞的進度突擊學俄語，一年后順利踏上了前往莫斯科的旅程。
在蘇聯，李京文先后就讀於普列漢諾夫國民經濟學院和莫斯科國立經濟學院，多年后回顧那段留學生涯，他說：“我當時的想法是，既然在蘇聯留學，我就要學得更多一點，一定要多為國家作貢獻，所以就開始更加認真地學數學，而且把數學在我的工作中使用。”
在大學裡，中國留學生李京文的數學成績好，是出了名的。據當時在莫斯科工程經濟學院留學、后來成為李京文夫人的余平回憶，她本人就是因為在“紅角”請李京文輔導數學，被他的才華所吸引，在一起學習的過程中感情日漸加深，最終走到一起的。
“紅角”，是當時宿舍樓裡自習室的代稱。蘇聯大學的宿舍樓一般呈U字形，樓裡散落著一些安靜的空間，大家把它們利用起來，擺上大長桌子，鋪上紅桌布，兩側放上兩排靠椅，就是一個小型的學習空間，留學生們都喜歡去那裡看書和討論問題。學經濟學，數學很重要。由於數學好，李京文在“紅角”很受歡迎，常常給大家補習數學，甚至有蘇聯學生也慕名找他幫忙補課。
當然，更多時候，他還是和大家一樣，沒有課的白天、放了學的晚上，雷打不動地在“紅角”看書。對於李京文的留學生涯，余平連用了三個“很”來形容：“很認真、很刻苦、很努力，節假日都不出去，所有的時間都用來讀書。”
“我們一人一年的花費，相當於國內一個農民十幾年的生活費，如果沒念好書，就會辜負國家的信任。”余平這樣形容當時留蘇學生的心理狀態。
李京文沒有辜負國家的信任，大學期間，他參加全蘇大學生競賽獲二等獎，拿到蘇聯教育部的獎狀和獎金，最后以各門課程和畢業論文全優的成績畢業。原本，李京文得到了留校繼續深造的機會，他思前想后，考慮到國家正是用人之際，“不如早點回去”。
1958年，李京文踏上歸途。
回顧5年留蘇時光，讓他印象最深的就是1957年11月17日那天的經歷。
一大清早，他和其他中國留學生一起匯集到位於列寧山上的莫斯科大學禮堂。不知等了多久，隨著一陣人潮涌動，歡呼聲和掌聲響起，毛主席帶著中國代表團成員出現在了禮堂裡。
毛主席給他們做了報告，談世界形勢，談祖國建設。多年過去，回憶起當天的經歷，李京文說：“那些話語鼓勵著我和千千萬萬青年奮發向前，為創造美好的世界努力學習、工作、拼搏。”
重啟學術生涯，“換軌”更是“回歸”
“我父親和姐姐都從事教學科研工作，從小便耳濡目染，對學術研究和教書育人始終有濃厚的興趣。更重要的是，我一直認為用自己的學識、著作培養下一代、影響社會是一件神聖的事情，雖然清苦，但是我喜歡。”李京文說。
歸國之后，“二五”計劃已經開始了，李京文沒有進入學界，而是服從國家分配，到河北省計委工作，成為了一名國家干部。
盡管學術理想隻能暫時擱置，但他對經濟學的興趣一直熱度不減。
改革開放后，在技術經濟學的創立者、時任國家科委副主任於光遠的倡議下，中國社科院開始籌備成立技術經濟研究所，這是全國第一個以技術經濟為研究對象的國家級學術研究機構。后來，又與經濟研究所數量經濟研究室和工業經濟研究所管理現代化研究室合並，正式更名為數量經濟與技術經濟研究所。
經過李德仁、徐壽波、烏家培三任負責人的努力，這個全新的研究所即將結束籌備狀態，中國社科院開始物色首任所長人選。
這個角色不好找，既要懂專業，又要懂管理，還要能團結人。
機會留給有准備的人。
技術經濟學作為一門新學科在蓬勃生長的同時，李京文也像八九點鐘的太陽那樣一直在奮斗。從蘇聯歸國后，他先后在河北省計委、國家計委、北京經濟學院、國家建委、建材部和國家建材總局等單位任職，用夫人余平的話來說，就是“都按國家的需要來走，組織上安排去哪裡就去哪裡”。
現在，這枚社會主義“螺絲釘”即將走上新的崗位。
1985年，李京文被正式任命為數量經濟與技術經濟研究所首任所長。
為什麼是李京文？
“首先，他是一個非常具有開拓和創新精神的人。另外，他的寬容和包容是大家一致公認的。”曾帶領團隊參與規劃制定《中國制造2025》的數技經所現任所長李平這樣形容他眼中的前輩。在李平看來，對於一個“創業”中的科研機構來說，這樣的品質尤為珍貴，“他能帶著大家共同一致、一心一意地進行學術研究，投身社會主義建設和改革開放大潮之中”。
此時的李京文，已是國家部委的正局級干部，從政界轉換到學界，無異於一次“大型換軌”，不過，對於李京文來說，這次換軌更像是一次回歸，經過兜兜轉轉，“螺絲釘”終於被放到了他最想去的位置。
余平完全支持丈夫的決定，因為他“從念書時開始就願意看書，做研究符合他的性格”。
就這樣，人到中年的李京文走馬上任，又像八九點鐘的太陽那樣，開始了新的奮斗。事實証明，人生真正的志業，什麼時候開始都不晚。
盡管多年不在學界，但關於新興學科，李京文早有自己的思考。
“當時國內很多經濟學研究都是定性分析。我數學好，就想能不能用數學的方法，對經濟做定量分析，達到比較准確的效果。”后來，這樣一門用數學方法和計算技術研究經濟數量關系及其變化規律的學科，就被叫作數量經濟學。
“另外，我認為研究經濟問題，不但要懂經濟，也要懂技術，還要把技術跟經濟結合起來。”研究技術變化和經濟發展的相互關系，這就是技術經濟學的由來。
“這兩個學科得到了於光遠同志的肯定，我就堅決按這個路子走了。”李京文說。
開拓學科領域，構建理論框架
合適的人做合適的事，在學術界，李京文的開拓和創新能力得到了充分發揮。
從1985年到1998年，在李京文領銜數量經濟與技術經濟研究所的13年裡，“奠定了技術經濟學的基本態勢和基本框架，也奠定了數技經所在整個學術界的地位”。李平這樣評價他的成就與貢獻。
李京文先后主持了多項國家級重大科研項目，帶領團隊完成了一批有重大意義的研究，發表內部政策報告一百多篇，出版專著40多部，發表論文300余篇，獲國家科技進步一等獎2項、二等獎3項、三等獎1項，北京市哲學社會科學二等獎1項，獲頒“五個一工程”獎、孫冶方經濟學獎和十多項省部級科技進步獎。
在技術經濟學領域，他構建了學科理論框架，專著《技術經濟理論與方法》是我國技術經濟與管理學科的基本著作之一﹔他應用這套理論，帶領團隊在中國首次系統研究了技術進步的規律及其與經濟增長、產業結構、經濟效益的相互作用，主編出版的《技術進步與產業結構》叢書，成為這一領域的奠基性著作。
在數量經濟學領域，他將數量經濟學應用於經濟研究，主張經濟學要建立在量化分析的基礎之上，引導我國經濟研究工作從以定性研究為主轉向定性與定量研究相結合，豐富了我國經濟研究的分析方法，使我國經濟研究規范化。與此同時，他還在國內首創用數量經濟方法對國民經濟和區域、企業發展進行預測。自1990年起，作為執行負責人，每年春、秋兩次公開出版《中國經濟形勢分析與預測》（經濟藍皮書）。
“光是研究理論不行，要把理論跟項目結合起來。”李京文學術研究的旨歸一向明確，不是為學術而學術，研究成果必須從象牙塔裡走出來，向社會經濟建設實踐跨越，讓經濟學研究由社會科學領域向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工程技術領域推進，實現社會科學同自然科學、工程技術的交融與結合，促進社會性的發展和經濟增長。
為了踐行這套信念，同時驗証自己的理論成果正確與否，他開始將技術經濟學的研究方法應用於國家重大工程項目的可行性研究，先后主持了三峽水利工程、京滬高速鐵路、南水北調工程等多項國家重大工程項目的經濟和財務論証。
在三峽水利工程的項目論証中，作為經濟論証專家組副組長，他帶領團隊經過一年多的調查、研究和論証，得出了結論：“三峽工程建比不建好，早建比晚建有利，國力能承受得起這個工程的建設，建議盡早開工建設。”
“京文先生在這些大型項目的論証當中，拓展了項目的評價方法，加入了宏觀和區域經濟影響的分析，從此，讓我國超大型項目的評價更具科學性。”李平說。
因在國家重大工程項目可行性研究上做出了巨大貢獻，2001年，他當選為中國工程院院士。
傾心教育事業，帶出一批學生
回顧自己的人生，李京文坦言，有兩件事情最讓他有成就感，“一是對技術經濟、數量經濟理論做了比較詳細的研究，二是培養了一批學生，我希望他們能把我的理論知識傳承下去，發揚光大。”
自中年轉軌進入學術界以來，李京文已經培養博士生50余人、碩士生70余人及博士后10人，目前年齡最小的博士生是“90后”。
嚴格、寬容——一提到李京文，不管是學生還是后輩，大家口中出現得最多的就是這兩個關鍵詞。
“李先生要求我們要先做人，后做事。”在《管理世界》雜志社社長李志軍看來，在數技經所跟隨李京文攻讀研究生的三年對他一生影響至深，“他對人非常寬容，全國各地不少年輕人慕名找他請教一些問題，隻要時間允許，他都願意幫助，他的人品值得我們學習。”
李平的看法和李志軍不謀而合，“他特別樂於助人，不管對領導還是普通學者，都有求必應，這是大家公認的”。
1989年，李平初到所裡工作，彼時李京文正承擔著多個國家重大課題，亟須協助。有一天，李京文找他談話，列舉了很多項目，詢問他對哪個感興趣。李平思考了一下，坦誠相告，說這些項目他都不感興趣。他至今記得，李京文沒有表現出不悅，隻說以后有更適合的項目再合作。“非常包容，非常大度，非常尊重學者，尊重學術發展規律。”李平感慨。
與為人寬容形成對照的是，李京文在學術上的嚴格。李志軍說，當年他從物理學跨考經濟學，在導師李京文的指導下，從課題怎麼承接到畢業論文怎麼寫，一點一點地學。“論文初稿出來后，他一字一句、從頭到尾地幫我改，非常認真。”畢業時，李京文希望他留在所裡工作，但李志軍有自己的想法，“我說我還是想出去闖一闖”。最終，李京文尊重他的選擇，遺憾而寬容地送走了這位自己嚴格訓練出來的學生。其后，李志軍前往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工作，成為一名經濟學研究者。
1998年，卸任中國社科院數技經所所長后，李京文掌舵北京工業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從海內外引進博士80人，充實了師資隊伍，牽頭申報了“管理科學與工程”“應用經濟學”兩個博士點，並親自指導培養了博士50余人，為管理學科與學院的發展奠定了基礎。
現任北京工業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院長的李國俊至今難忘在導師那裡受到的“折磨”。“和他討論論文時，他習慣剝繭抽絲地拷問選題意義和思路，一直問到你想清楚、說清楚為止，討論結束后，總是感覺冒了一身冷汗，但是對選題會有新的思考，產生新的思路。”
中國兵器工業集團有限公司黨組成員、總會計師張華也對導師的“挑戰”記憶猶新。攻讀博士期間，他因為日常工作繁忙，差點放棄博士論文。“但李先生說，忙不是理由，鼓勵我不但要接受實踐的挑戰，還要總結實踐，升華理論，讓理論繼續為未來的實踐提供更多的幫助。”在李京文的鼓勵下，張華堅持了下來，完成了博士論文。“可能還是個不錯的博士論文。”張華笑著回憶。
出生於1932年，李京文如今已年屆九十，但依舊“少年感”十足，聊起感興趣的話題，還是像發現了“新大陸”的孩子一樣，兩眼放光。因為腿腳不好，他近年已經較少去學院辦公室，但每天在家還是看書，關注最前沿的科技，像八九點鐘的太陽那樣思考著最新的問題。
十幾年前，李京文得了膽結石，因為工作忙，一直拖著沒治療。等到病情嚴重不得不手術的時候，已經錯過了最佳時間，手術效果不好，還落下了腿腳的毛病。
“他就是這樣，除了研究和工作，對個人的事情並不那麼在意。”余平略有些嗔怪地說。評價這位在蘇聯相識、攜手半個多世紀的老伴時，她口中的第一個關鍵詞是“無趣”，“和我認識他的時候一樣，隻愛看書，一點變化都沒有”。
女兒的評價也如出一轍：“工作可能就是他最大的愛好。”在她眼中，父親首先是一位專注於科研工作的普通知識分子，一位熱愛教育事業，對學生嚴格要求、負責任的教師。“他從來不會對姐姐和我進行說教，但他對待事業專注和執著的精神、在生活中謙虛包容的態度都深深影響了我們。”
“當年毛主席到蘇聯去看望他們，說他們是八九點鐘的太陽，他們一輩子都記得這句話，覺得振興祖國，是自己的責任，一定要盡自己最大努力做出最大的貢獻，這就是我的父親。”周全露出了驕傲的神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