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子燁：大隱的缺席

作者：范子燁，系西北民族大學文學院兼職教授

在六朝時代姹紫嫣紅的文學景觀中，劉義慶主編的《世說新語》無疑是一部人文價值極高的文學寶典。但是，在這部文學寶典由六百多位人物組成的畫廊中，人們竟然找不到陶淵明的蹤影。依照筆者昔年所考，《世說新語》成書於元嘉十六年四月到元嘉十七年十月間（439—440），編纂成書的地點即在江州（江州的治所在潯陽，今江西省九江市西南），劉義慶時任江州刺史（參見拙著《魏晉風度的傳神寫照—〈世說新語〉研究》，世界圖書出版公司2014年版），陶淵明在元嘉四年（427）去世，那麼，根據《世說》不取生人事跡的基本編纂原則，陶淵明是可以進入《世說》的，如拒受檀道濟粱肉的故事似可入《德行》門，不為五斗米折腰的故事似可入《方正》門，葛巾漉酒的故事似可入《雅量》門，無弦琴的故事似可入《巧藝》門，重陽待酒的故事似可入《棲逸》門，等等。盡管謝靈運在元嘉十年（433）以“謀反”罪被劉宋朝廷處死，但他還是在《世說》中出現了（《言語》第108條，條目序號依據徐震堮《世說新語校箋》），唯獨不見陶淵明的身影。這就是“大隱的缺席”（參見下文）。

一些學者試圖揭開《世說》的這個“缺席”之謎。南京大學卞東波教授在《大隱的缺席：陶淵明不入〈世說新語〉》新釋》（《古典文學知識》2006年第4期）一文中曾經援引台灣學者李棲的觀點：“淵明之所以沒有出現在《世說新語》的理由是：第一，當他年輕時，由於籍隸南方寒族，官司階又低，與貴人高門沒有來往，不合本書選人的原則。第二，等他隱居柴桑，聲名大噪時，時間又已經超出本書所包的時代之后了。”也就是說，陶淵明屬於寒族出身，而作為隱士成名又晚，所以就不能進入《世說》了。但細細推究，這兩條沒有一條能夠成立。

陶侃是陶淵明的曾祖父，在《世說》中作為主體人物出現過8次（《言語》第47條，《政事》第16條，《方正》第39條，《容止》第23條，《賢媛》第19條、第20條，《假譎》第8條，《儉嗇》第8條）﹔陶侃之子陶范出現過兩次（《文學》第97條，《方正》第52條）﹔而陶淵明的外祖父孟嘉也出現過1次（《識鑒》第16條）。就出身而言，這些人物和陶淵明都是一樣的。盡管陶侃后來位居三公，權勢傾天，也並不被人瞧得起。《世說·容止》第23條：

石頭事故，朝廷傾覆。溫忠武與庾文康投陶公求救，陶公雲：“肅祖顧命不見及，且蘇峻作亂，舋由諸庾，誅其兄弟，不足以謝天下。”於時庾在溫船后聞之，憂怖無計。別日，溫勸庾見陶，庾猶豫未能往，溫曰：“溪狗我所悉，卿但見之，必無憂也！”庾風姿神貌，陶一見便改觀。談宴竟日，愛重頓至。

溫嶠稱陶侃為“溪狗”，顯然有鄙薄之意。當然，他說的“狗”，大致相當於劉邦所說的“功狗”，有務實能干之意，雖然與今日“狗”的喻義不同，但與“功人”自然是天壤之別（參見《漢書·蕭何傳》）。其實，在陶侃的時代，潯陽陶氏和武昌孟氏都屬於“新出門戶”（關於《世說》所謂“新出門戶”的問題，可參看田余慶《東晉門閥政治·后論》），與當時的王謝一流高門是無法分庭抗禮的。盡管如此，這種出身並不影響其進入《世說》，因為盡管以世族人物為主體，《世說》還是能夠兼容並包，主要是為了彰顯特殊的時代風氣。我們讀《世說·任誕》第30條：

蘇峻亂，諸庾逃散。庾冰時為吳郡，單身奔亡，民吏皆去。唯郡卒獨以小船載冰出錢塘口，蘧篨覆之。時峻賞募覓冰，屬所在搜檢甚急。卒舍船市渚，因飲酒醉還，舞棹向船曰：“何處覓庾吳郡？此中便是。”冰大惶怖，然不敢動。監司見船小裝狹，謂卒狂醉，都不復疑。自送過淛江，寄山陰魏家，得免。后事平，冰欲報卒，適其所願。卒曰：“出自厮下，不願名器。少苦執鞭，恆患不得快飲酒。使其酒足余年畢矣，無所復須。”冰為起大舍，市奴婢，使門內有百斛酒，終其身。時謂此卒非唯有智，且亦達生。

這個無名小卒有何地位可言？但他卻是《世說》這個“達生”故事的主人公。顯然，從門戶出身來解釋陶淵明不入《世說》的現象，這種路徑並不合適。此外，陶淵明在晉安帝義熙元年（乙巳歲，即公元405年）十一月歸隱，至公元420年晉宋易代，已經有十五年的時間，此時的陶淵明已經是著名的隱士了。陶淵明辭世后，其聲譽自然更高，到劉義慶主持編纂《世說》之時，他已經受到朝野的普遍關注了（參見下文）。所以，說陶淵明“聲名大噪時”，“時間又已經超出”《世說》“所包的時代之后”，這也是不合歷史實際的。那麼，《世說》是否完全與陶淵明無關呢？我們且讀《世說·識鑒》第16條：

武昌孟嘉作庾太尉州從事，已知名。褚太傅有知人鑒，罷豫章還，過武昌，問庾曰：“聞孟從事佳，今在此不？”庾雲：“試自求之。”褚眄睞良久，指嘉曰：“此君小異，得無是乎？”庾大笑曰：“然！”於時既嘆褚之默識，又欣嘉之見賞。

本條劉孝標注引《嘉別傳》曰：

嘉字萬年，江夏[~符號~]人。曾祖父宗，吳司空。祖父揖，晉廬陵太守。宗葬武昌陽新縣，子孫家焉。嘉少以清操知名。太尉庾亮，領江州，辟嘉部廬陵從事。下都還，亮引問風俗得失。對曰：“待還，當問從事吏。”亮舉麈尾掩口而笑，語弟翼曰：“孟嘉故是盛德人。”轉勸學從事。太傅褚裒有器識，亮正旦大會，裒問亮：“聞江州有孟嘉，何在？”亮曰：“在坐，卿但自覓。”裒歷觀久之，指嘉曰：“將無是乎？”亮欣然而笑，喜裒得嘉，奇嘉為裒所得，乃益器之。后為征西桓溫參軍，九月九日溫游龍山，參寮畢集，時佐史並著戎服，風吹嘉帽墮落，溫戒左右勿言，以觀其舉止。嘉初不覺，良久如廁，命取還之。令孫盛作文嘲之，成，著嘉坐。嘉還即答，四坐嗟嘆。嘉喜酣，愈多不亂。溫問：“酒有何好？而卿嗜之。”嘉曰：“明公未得酒中趣爾。”又問：“聽伎，絲不如竹，竹不如肉，何也？”答曰：“漸近自然。”轉從事中郎，遷長史。年五十三而卒。（見影宋本《世說新語》，上冊，文學古籍刊行社1956年版）

所謂《嘉別傳》，就是陶淵明所撰《晉故征西大將軍長史孟府君傳》，這裡是節略之文，宋本《世說》的文本已然如此，全文今見宋刻遞修本《陶淵明集》卷第六（《宋本陶淵明集二種》，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9年版）。在宋本陶集中，該傳的篇幅至少是以上引文的兩倍。這種原文缺半的情況實際是由宋人對劉孝標《世說注》的肆意刪削造成的（見拙著《魏晉風度的傳神寫照—〈世說新語〉研究》）。但由此可知，劉義慶及其幕府文士在編纂《世說》之時，《陶淵明集》已經是其取材的對象了。這種情況的發生並非偶然，而與《世說》的編纂者對《陶淵明集》的接受以及元嘉時期《陶淵明集》在江州地區的流傳有密切關系。

鮑照是劉義慶主編《世說》這一文化盛事的重要參與者之一（參見拙著《魏晉風度的傳神寫照—〈世說新語〉研究》），《宋書·劉義慶傳》：“太尉袁淑，文冠當時，義慶在江州，請為衛軍咨議參軍﹔其余吳郡陸展、東海何長瑜、鮑照等，並為辭章之美，引為佐史國臣。”今鮑照集中的《登廬山》二首、《從登香爐峰》以及《上潯陽還都道中》諸詩，都與其臨川幕府時代的江州生活有關，而鮑照《學陶彭澤體》一詩尤其值得關注：

長憂非生意，短願不須多。但使尊酒滿，朋舊數相過。秋風七八月，清露潤綺羅，提琴當戶坐，嘆息望天河。保此無傾動，寧復滯風波。（丁福寶編《全漢三國晉南北朝詩》，《全宋詩》卷四，上冊，中華書局1959年版）

這是一首擬陶詩。“長憂”四句，其“前文本”是陶淵明《九日閑居》詩：“世短意常多，斯人樂久生。”以及《游斜川》詩：“提壺接賓侶，引滿更獻酬。未知從今去，當復如此否？中觴縱遙情，忘彼千載憂。且極今朝樂，明日非所求。”“但使”二句，其“前文本”是陶淵明《移居》詩：“過門更相呼，有酒斟酌之。”“提琴”二句，其“前文本”是《擬古》其七：“佳人美清夜，達曙酣且歌。歌竟長嘆息，持此感人多。”“秋風”四句的“前文本”是《與子儼等疏》：“少學琴書，偶愛閑靜……五六月中，北窗下臥，遇涼風暫至，自謂是羲皇上人。意淺識罕，謂斯言可保﹔日月遂往，機巧好疏。緬求在昔，渺然如何。”“保此”二句，其“前文本”是《飲酒》其十：“在昔曾遠游，直至東海隅。道路迥且長，風波阻中途。”以及《歸去來兮辭》：“於時風波未靜，心憚遠役。”可見鮑明遠此詩涉及了陶公之《九日閑居》《移居》《擬古》《游斜川》《飲酒》《歸去來兮辭》和《與子儼等疏》等多篇詩文。故此詩的出現，說明《陶淵明集》在元嘉時期流傳甚廣，而開始流傳的第一個區域就是江州，詩人以“陶彭澤體”稱之，顯示了對陶淵明其人其詩的特殊尊重。這就是陶淵明為外祖父孟嘉所寫小傳得以局部入選《世說》的文化背景。所以，盡管我們在《世說》中看不到陶淵明，卻能夠看到原本出自陶淵明的手筆卻被修改過的一段文字。孟嘉關於音樂欣賞“漸進自然”的名言是可以入選《言語》門的，但卻被編纂者忽略了，這當然是一個疏漏。

《世說》是一部纂輯舊文之作，其成書自然是以世間流傳的已有文獻為基礎的。上述《世說·識鑒》第16條以及相關情況也足以表明這一點。換言之，在《世說》編纂之時，陶淵明尚未進入歷史文獻，雖然編纂者對其人其詩比較了解，也無法讓他進入《世說》，因為沒有可資選用的文獻，而《陶淵明集》中的《晉故征西大將軍長史孟府君傳》，則為名士孟嘉進入《世說》提供了文獻依據。因此，東波君提出“劉義慶在編纂《世說》時還沒有見到這些記載陶淵明事跡的資料，可能當時關於陶淵明的文獻還沒有成書”，這一觀點是目前對陶淵明不入《世說新語》這一現象的最合理解釋。東波君在文章最后說：“劉義慶不錄陶淵明入《世說新語》，從而失去了一位可以使《世說新語》更添光彩的人物，不能不說是一個遺憾。”但這僅僅是劉義慶及其幕府文士和《世說新語》的遺憾，而不是陶淵明的遺憾：陶淵明瀟洒而不放達，通脫而不散漫，嗜酒而不縱酒，儒雅而不拘執，任真而不隨意，正直而不偏頗，理性且饒有詩意，務實亦多夢想——他的《桃花源記》是關於人類理想生活的沉思錄，是中古時代“中國夢”的詩意書寫。他是高於魏晉人物的詩哲，是時代風氣以外的高人。既然如此，陶淵明不入《世說新語》，又何嘗不是一種令人回味的“缺席之美”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