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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我們的事業取個名字,就叫希望

李琭璐2021年01月18日08:35來源:《光明日報》

原標題:給我們的事業取個名字,就叫希望

學人小傳

王鬆靈,1962年生於湖南湘鄉。中國科學院院士,口腔醫學專家。現任首都醫科大學副校長,中華口腔醫學會副會長,首都醫科大學附屬北京口腔醫院主任醫師,創建了國內第一個唾液腺疾病中心。近年來,發現人細胞膜硝酸鹽轉運通道及硝酸鹽對人體的重要保護作用,揭示牙發育新機制,致力於牙髓干細胞新藥研發及牙再生研究。曾獲吳階平醫藥創新獎、國際再生醫學及干細胞獎、何梁何利基金科學與技術進步獎。

王鬆靈(右二)在給患者做檢查。李琭璐攝

【求索】

很多年以后,夏登勝回到上學時住過的老宿舍,還是會想起與老師王鬆靈第一次見面的那個下午。當時,報考研究生學位條件苛刻,夏登勝還在忐忑地等待錄取結果,王鬆靈突然出現在他面前。

“聽說你要讀我的研究生?”

“你在做什麼課題?有什麼想法?”

“我是指,你在口腔科學研究上有什麼想法?”

本來,老師主動上門,夏登勝意外又感動,但王鬆靈連珠炮似的提問,讓他一時語塞。

“喏,這是幾篇最新的臨床一線英文文獻。你抽空讀一讀。”臨走,王鬆靈從背包裡掏出一沓紙,交到夏登勝手上。

首都醫科大學附屬北京口腔醫院(以下簡稱北京口腔醫院)副主任技師張春梅常常和學生們笑談,“王老師是你們所有人裡最愛學習的”。

做學問,任何時候都沒有捷徑。王鬆靈26歲剛到醫院時,住在筒子樓裡,三家共用一個廚房,大家商量著錯開時間做飯。早上,王鬆靈帶著一歲多的女兒趕班車去幼兒園,晚上安頓好孩子后,就開始挑燈夜讀。

等女兒大一些,王鬆靈干脆晚上把她帶到醫院空閑的實驗室寫作業,自己在隔壁開會,討論片子。

白天出門診,夜晚的時間顯得彌足珍貴,其他年輕人休閑娛樂的時間,被王鬆靈用來寫書、讀文獻、討論課題。

2019年,57歲的首都醫科大學副校長王鬆靈當選中國科學院院士,成為我國口腔界的第一位中國科學院院士,這或許是對他“全天候”工作的一種回報。

2020年春天,王鬆靈回到家鄉湖南湘鄉,在母校東山學校設立“鬆岩教育基金”,用來獎勵優秀教師和優秀學生。

王鬆靈告訴對方,學生們需要的,不單是經濟上的支持,或者說,人文關懷同樣重要。那天傍晚,一群孩子坐在王鬆靈面前,穿著整潔的衣服,露出輕鬆自信的笑容。如果一定要解釋,或許是來自外部的力量改變了生活,但正是這樣一個個微小的關於互助、關於愛的細節,讓人溫暖且踏實。

——引子

月牙兒在不遠處的山坳上閃著光。

天蒙蒙亮,風是冷的,大雪紛飛。時間好像靜止了,直到遠處傳來窸窣的腳步聲。

由遠及近地,富有節奏。一個年輕人漸漸在皚皚白雪中露出臉,目的地是10公裡外的學校。他肩上背的擔子,用一根竹子支撐著,裡面是在學校一個月的糧食。

“鬆靈早呵。”對面,相熟的老師與王鬆靈打著招呼。

王鬆靈好像有使不完的力氣。他喜歡提問,遇到難題,會一個人想很久。上課時,總是右手拿著筆,握成拳頭頂著下巴做出沉思狀。

湘鄉的冬天,似乎沒有完盡的時候。每晚,燈下孤坐,聽著窗外怒號的勁風,那些被王鬆靈埋藏在心底的種子,開始慢慢生根,靜待發芽。他清楚,任何遠大、難以企及的理想,首先要邁過腳下的生活,然后,才是厚積薄發。

1989年,王鬆靈取得北京醫科大學(今北京大學)口腔醫學院醫學博士學位。在北京口腔醫院工作兩年后,他又到日本東京醫科齒科大學做博士后,從事唾液腺放射生物學研究。

在日本,王鬆靈看到了日本同行的敬業。實驗室同事見面打招呼說的是“加油干”,而不是“吃了嗎”。甚至,鮮有人說起科研外的話題。

學習不是最難的,最難的是如何將科研技術帶回來。1992年,王鬆靈完成博士后研究又回到北京口腔醫院,籌建了國內第一個唾液腺疾病中心。王鬆靈發現,中國有豐富的臨床資源,但當時的臨床研究並不理想,以前的研究是總結性的,缺乏設計和前瞻性。他希望,通過唾液腺疾病中心促進該領域臨床研究。

1994年,北京市推出“新星計劃”,資助工作成績突出的青年人才出國深造。王鬆靈得到5萬元資助,他馬上給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以下簡稱NIH)的老師布魯斯·鮑姆(Bruce Baum)寫信,希望到NIH學習進修。NIH是國際上醫學基礎研究最高水平的機構之一,博士畢業后王鬆靈就一直盼望去那裡學習。

王鬆靈以“特別志願者”的身份到了NIH。

3個月后,王鬆靈的科研任務順利完成,布魯斯·鮑姆請王鬆靈留下,今后的資助他們出。王鬆靈的學習時間不斷被延長,在NIH連續待了近兩年,身份也由一般項目成員變為研究骨干。

在世界最前沿的研究基地,王鬆靈接觸的是世界頂級專家,做的是前沿研究,思路大為開闊。那段日子,王鬆靈日益感覺到,口腔學科的發展,除了以往的傳統研究,還應在細胞生物學、分子生物學、基因治療,干細胞及再生醫學等方面有所突破——若想實現理想,任何一個環節的努力都不可或缺。

一次,時任首都醫科大學口腔醫學院院長的王邦康到美國訪問,專程到NIH邀請王鬆靈回國,並告訴布魯斯·鮑姆一定要放他回國。與王邦康暢談后,王鬆靈的目標更加明確:回國創建口腔基因治療分子生物學實驗室,進行基礎研究和國際合作。

出國前,王鬆靈率領建立的唾液腺疾病中心是一個臨床基地,但還缺少基礎研究基地﹔1998年回國后,新成立的實驗室恰巧彌補了這一不足。

“王老師常說科研要為應用服務,所以我們的所有科研方向都會以走向臨床為目標。這句話一直激勵我不斷修正自己的科研方向和道路。”直到也做了老師,北京口腔醫院牙周科主任劉怡才明白,王鬆靈當年的熱情和執著有多麼重要。

那是2003年,劉怡開始做王鬆靈的博士生,王鬆靈的原創課題牙髓間充質干細胞剛剛起步,這是國際上最前沿的課題。

牙周健康是口腔健康的基石。“目前,慢性牙周炎的治療主要通過機械控制牙菌斑,隻能消除刺激因素,即使採用膜再生技術或釉基質蛋白,促進局部組織再生,作用也有限。傳統牙周炎治療效果不讓人滿意,干細胞介導的組織再生為牙周炎治療提供了新的治療模式。”王鬆靈從拔出的智齒中獲取干細胞,採用異體牙髓干細胞治療牙周炎,取得良好療效。

“重度牙周炎常導致牙齒脫落,傳統假牙修復並非生理性修復,功能不能媲美真牙。再生生物牙根可實現生物修復。”王鬆靈團隊利用牙源性干細胞成功再生小型豬牙周炎所致的牙周缺損組織。他們的研究為利用異體干細胞再生牙周組織提供了免疫學依據,為異體牙源性干細胞的臨床轉化應用奠定了理論基礎,極大擴展了牙周組織再生的干細胞的應用來源。

這個實驗貫穿了王鬆靈整個青壯年時期,足有20年。隻有深入參與,才會發現其中的難度非同尋常。在一次關於干細胞新藥產品質量的標准實驗抽樣過程中,發現抽樣數據存在問題,“這種抽樣如有一項不正常就要推翻重來,如果有問題,那會導致新藥制作前功盡棄。”最后,團隊查出是生理鹽水出了問題,“后面在新藥制作過程中,我們每一個步驟每個環節都要及時檢測,把質量監控好,檢驗合格再往前推著走。”

王鬆靈團隊研究的國內第一款干細胞應用於牙周炎治療的新藥走到了臨床試驗階段。“中國干細胞之父”吳祖澤院士希望,王鬆靈的這項研究能夠在臨床研究、臨床應用和干細胞成藥方面有所突破,真正地為社會需求服務。

近幾年,依托實驗室,王鬆靈和他率領的團隊還開展了兩個新研究方向,一是牙齒的生長發育和再生研究,二是硝酸鹽的代謝機制及功能研究。

唾液在口腔中發揮重要功能。以往人們認為,硝酸鹽及亞硝酸鹽對人體有害,而人在正常生理狀態下,唾液中的硝酸鹽濃度是血液中的10倍。“生理的就應該是正常的,不是有害的。”王鬆靈說。王鬆靈團隊對唾液中硝酸鹽轉運來源、機制及功能等進行了系列研究,發現人細胞膜硝酸鹽轉運通道,揭示硝酸鹽對人體的作用。

國家杰出青年科學基金,國家科技進步二等獎,吳階平醫藥創新獎,國際權威口腔醫學獎IADR/AADR頒發的威廉蓋茨(William J. Gies)獎,國際再生醫學及干細胞獎,全國優秀科技工作者……榮譽接踵而至,王鬆靈的科研之路逐漸走進學界視野,這是一個學者難得的成就。但很少人知道,王鬆靈也經歷了一份難以言說的憂愁——2012年,國家出台相關政策規范干細胞臨床應用行為,王鬆靈的實驗需要進一步符合規范。有學生向他抱怨,“王老師,這個破課題我不做了,也沒有意義”。有人勸他就隨學生去吧,但王鬆靈不想放棄,他安撫學生:“你要有目標,燈塔就在那裡,你要找到燈塔,就不會迷失方向。短平快的實驗很快可以見成效,但有意義嗎?”同時,他按照國家要求,加快申報新藥審批手續。

“這是我們團隊自己蹚出來的路,本來沒有路。”今天,王鬆靈回憶起當年,有些感慨,但又頗感自豪。

“我想,這可能就是王老師能做出成績的秘訣吧。”劉怡見証了這個實驗的全過程,也見証了王鬆靈團隊的發展壯大,有一次考試后統計,他發現兩個教室的學生都報考了王鬆靈的博士生。

北京口腔醫院牙體牙髓科主任侯本祥和王鬆靈是同齡人。當年實驗條件差,王鬆靈召集醫院有科研背景的醫生開會,聽大家訴求。當時,侯本祥剛從部隊轉業來到醫院,王鬆靈作為副院長分管科研。“他說,請大家安心,實驗條件會慢慢改善,平台他去想辦法。我們聽了很感動。”在王鬆靈身上,侯本祥看到了一位真正科學家的樣子,不是如何睿智,而是如何搭建團隊。

王鬆靈對於年輕人的關愛有目共睹。學生在讀時,他隔三岔五就會請學生來辦公室坐坐﹔畢業了,王鬆靈妥當安排學生到國際知名大學繼續深造。以至於很多學生都會羨慕他的團隊,想辦法到這裡學習,王鬆靈開出的條件隻有一個:肯吃苦,夠勤奮。

王鬆靈的努力,不僅是為了實現個人理想。他說:“中國的口腔界很缺臨床人才,但與基礎理論研究相比,臨床人才還是多的,中國最缺的是基礎研究人才。但現在社會風氣很浮躁,很多人耐不住寂寞,沉不住氣。對醫學院校來說,真正體現水平的還是基礎研究,基礎研究做好了,教學和臨床就上去了。”

2020年全國兩會,王鬆靈帶來兩份提案,其中一份是建議完善中國臨床醫學人才培養的結構體系。他認為,新冠肺炎疫情暴露出國家醫學人才存在一些結構性問題。譬如,基層全科醫生作為疾病第一接觸者,在突發公衛事件和重大傳染病防控中承擔重要責任,但現今基層全科醫生十分缺乏,在崗的全科醫生普遍學歷層次偏低,對疾病的診治與防控能力不足。“湖北新冠肺炎疫情動員了全國臨床醫學的精銳部隊,凸顯中國應急醫療人員嚴重不足,尤其高水平復合型專業醫生包括傳染病、呼吸疾病、公共衛生等專業人才缺乏。”王鬆靈說。

他更希望,未來能夠統一臨床學位設置,建立以“5+3”一體化培養全科醫生為主體的臨床醫學人才培養體系,參照國際慣例,合格者授予臨床醫學博士學位(MD),使醫學生專心臨床技能提高,學成后即可服務於臨床,不需要再花3年時間攻讀博士學位。

用一個詞來形容王鬆靈,幾位學生不約而同地說了“不怒自威”。王鬆靈坐在那兒,你就不敢不認真,不敢不學習。

王鬆靈極少發火,但要是沒忍住,事后肯定會向學生道歉——

“我們都是為了讓你提高,但是你沒有把意見好好落實。你說說,為什麼不改?”

“這是畢業前的預答辯,有多重要不需要我多說吧。”

剛才還和顏悅色的王老師,突然變得慍怒起來。幾位學生被震住了,不知怎麼接話。

但那天結束時,王鬆靈卻當著所有答辯老師和同學的面,道了歉。原話大意是,自己說話急,但不是批評大家,初衷是希望大家能進步、能成長。

“他就像父親那樣關心我們。”學生胡磊記得,那晚同學雖然挨了批評,但大家伙兒的心裡感動極了。

學生周建幸運得多,當年博士畢業答辯,每個人要念3遍幻燈,他要回答同學現場提出的10個問題,同時要考慮答辯專家的提問。答辯前,王鬆靈問他前一晚幾點睡覺,周建老老實實地回答,“早上五點才睡”。王鬆靈打趣道:“那我今天就不打你了。”

學生們都領教過王鬆靈修改論文的嚴苛。周建記得,他寫過的一篇綜述,已經仔仔細細讀了5遍,可到王鬆靈那裡,仍能挑出錯誤。返回修改時,有問題處都被他用紅色記號筆清楚標注著:立意不明、段落不清,就連參考文獻格式不准確處,他也一並指出。外出開會,但凡要做幻燈講演,王鬆靈都會事先在科研組裡預講多次,確保不出錯。

若要發言,那麼開會一小時前,你總能在會場裡看到王鬆靈的身影。“周建,你來看看這個PPT裡還有哪些錯誤,我們一起訂正。”2020年中華醫學口腔醫學年會的首屆院士論壇現場,王鬆靈帶著學生在會前足足修改了3個半小時,講演前,他還是發現了一處偏差。

這份刻在骨子裡的嚴謹認真,日漸滲透在學生的一言一行中。夏登勝記得,自己的第一篇英文SCI(《科學引文索引》)論文發表前,王鬆靈將文章發給自己在美國的導師,請他把關修改。夏登勝說,他的論文最多一次修改過20多稿,每次王鬆靈都看過。

這位像父親的老師,金句頻頻,他時常跟像他女兒一般大的學生們說,人生要喝兩杯水,一杯甜水,一杯苦水,你若先喝了甜水,那麼隻剩下苦水﹔如果反過來,也許你后面的路能走得更加順暢。意在告訴他們,年輕人在早期吃點苦沒關系,辦法總比困難多。隻要是有意義的事,就要堅持做下去。

現在回想,胡磊選擇王鬆靈作為導師,似乎只是因為本科老師的一句話,“那位老師講牙體牙髓修復時,提到首都醫科大學的王校長找到了生物牙根。如果日后有相關科研,那將是顛覆性的進步”。這一番話讓胡磊對王鬆靈的研究充滿興趣。后來,胡磊在碩士研究生期間進入王鬆靈課題組,后又考取他的博士。

一次,王鬆靈帶學生外出開會,除了叮囑大家多記筆記,他晚上還微信群裡發問:大家對今天的會議有哪些思考?我們可以從中學到什麼?倘若什麼都不回應,王鬆靈斷然是不高興的。這從一位學生的故事中可看出一二。

這天,張春梅接到了在美國做訪問學者的學生電話。學生抱怨,導師很苛刻,對自己不好,之前跟他學習的同學都走了。王鬆靈知道后,不慌不忙地問了那位學生一個問題:“你現在離開,能獲得什麼?”

王鬆靈開始啟發他,如果堅持留下來,你就超越了前面所有離開的同學,你就比離開的學生更加優秀。你應該多和導師溝通,及時匯報科研進展,試兩個月我們再通話。

學生起初覺得挺不可思議,但后來就慢慢理解了。接下來,他的課題不但進展順利,還將科研成果發表為文章,他和導師也成了朋友。

從一個人到一個團隊,王鬆靈帶領大家一步一步走向科學殿堂。

中華口腔醫學會生物醫學專委會裡有個傳統,年底時,大家提交實驗照片參賽,通過圖片凝縮整個實驗過程。學生郭力嘉記得,小組中每一位學生的圖片王鬆靈都親自指導過,從拍攝細節到后期演講,足可見他對學生的培養細致入微。雖然早已畢業,但每逢申報課題,郭力嘉還是下意識地會找王鬆靈提提意見。

郭力嘉覺得,王鬆靈是真正熱愛、專注於科研工作的。“他和很多人不一樣,興趣點就在科學研究上。”當選院士后,王鬆靈忙得隻能縮短睡眠時間,但課題組裡每周一次的科研討論會,他從不缺席。

“吾愛吾師,吾更愛真理”,這份堅守,在王鬆靈看來格外珍貴。他曾在困苦中蟄伏很久,但他不盲從、不聽信,隻服膺真理。他說,困難司空見慣,難免遇上,但總會逾越。

“他太執著了,太執著了。”與王鬆靈交談的打開方式不同,夫人徐岩英要更加直接。

她說了個簡單的例子。一次,一家人開車出門,前方遇到泥濘道路,車輪陷進去半個,大家都很緊張,王鬆靈卻說:“沒事兒,加大油門開過去,前面肯定有路。”

這份自信在大學時就顯露端倪。大學畢業時,王鬆靈和同學互相寫下祝福語,他寫的是:給我們的事業取個名字,就叫希望吧!

當然,這過程也不是沒有委屈。有時候遭受別人誤解,他很沮喪,有時候太累了也會掉眼淚,但那都是很短的瞬間。那些脆弱時刻,被王鬆靈深深藏起來,隻對家人展露。除此之外,他是大家眼中最有辦法的人。

王鬆靈同時能干三件事:正在辦公室改稿子,有人敲門進去找他簽字,他放下稿子看文件簽字,電話來了,接過電話繼續簽字,然后又埋頭改稿。

郭力嘉也見識過王鬆靈的效率,繼而發出提問:王老師晚上睡不睡覺啊?如果睡覺,要幾點起床?那是郭力嘉博士畢業期間,半夜十二點多,他將修改好的論文發給王鬆靈,早上七點,就收到回復意見,連標點符號都幫他訂正了。

你的科學研究是否有意義?王鬆靈有時也這樣反問自己。但事實上,這種勞動一旦成為慣性,就很難停下來。在日內瓦開會,王鬆靈看到在日內瓦湖畔散步的老人,對夏登勝說:“我們回去也可以適當跑跑步,別太累。”臨走他特意買了計步器,想督促自己多走路,可回國沒幾天,實驗室項目一上馬,走路的事兒就放到腦后,再之后,計步器也沒了蹤影。

其實,王鬆靈還是熱愛生活的,課題組的不少學生都在他家裡吃過飯。“這個魚啊,你要拿油把魚煎到焦黃,兩面都要煎。”常年在國外的女兒王宇希回憶起王鬆靈系著圍裙,在廚房為家人做拿手菜紫蘇魚的樣子。聚少離多,每次回國,餐桌上滿滿當當地擺著來自父親的愛——紫蘇魚、辣子炒雞、白辣椒炒雞胗、清炒苦瓜、清水白菜……

徐岩英是北方人,為了照顧她的口味,王鬆靈特意觀察著學習給愛人做飯,細致到一茶匙鹽、一湯匙醋。上幼兒園時,王宇希和父母在美國生活了一段時間,王鬆靈不想讓她落下國內課程,就邊做自己的實驗,邊抽出時間教女兒認字、讀書。回國后,王宇希一度想做記者,但受父親的職業影響,最終還是選擇了衛生經濟學。

王鬆靈記得每個人的好。張春梅是實驗室返聘的教師,大家都喜歡喊她“大管家”。王鬆靈告訴學生們,“每年都要記著給張老師過生日,你們辛苦,為大家提供便利條件的張老師同樣辛苦”。

王鬆靈的學生微信群裡超過百人,平日裡著實是個熱鬧的小天地,課題組誰發表文章了,或是看到好的文章希望分享,還有大年三十晚上的紅包,教師節的祝福。往往節日一到,王鬆靈總是第一個在群裡祝大家節日快樂。

2011年,王鬆靈送周建出國繼續深造。出發前,兩人在辦公室長談。時過多年,周建記得影響了他一生的三句話:做好你的人,做好你的事,你到哪兒都有飯吃。談話結束,王鬆靈不聲不響,拿出一件早已准備好的羊毛衫送給周建,祝福和囑托都在這件衣服裡了。

2020年春天,國內新冠肺炎疫情最嚴重時,王鬆靈輾轉托朋友從國外買回100套防護服、20個護目鏡,分別捐給武漢大學口腔醫院、華中科技大學口腔醫學院。做這些,不是証明自己的能力有多強,關系有多廣,只是在危難下,盡一己之力而已。

當然,王鬆靈還是最舍不得他的科研。夏登勝記得,他們在陝西西安開會后,大家正圍在一起吃飯,夏登勝和周建打賭,今天老師肯定不再提科研話題。沒承想,王鬆靈突然挨個點名過問,“小夏,硝酸鹽課題進展得怎麼樣了?”那是2000年夏,夏登勝就是在那一刻,與未來碰了頭。

(作者:李琭璐,系報告文學作家)

(責編:孫爽、宋美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