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向清：馮契對中國哲學史的創新性詮釋

作者：王向清，系湘潭大學毛澤東思想研究中心暨哲學系教授，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重點項目“馮契的中國哲學史詮釋理論研究”〔16AZX012〕的階段性成果

馮契是我國現當代著名哲學家與哲學史家，在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哲學與西方哲學領域都造詣極深。在中國哲學史研究領域，他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為學術界留下了《中國古代哲學的邏輯發展》和《中國近代哲學的革命進程》兩本著作，對發軔於商周之際直至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這一漫長歷史時期中國哲學的歷史展開作了多方面的創新性詮釋，為中國哲學史學科的完善作出了突出貢獻。

遵循“三種哲學流派綜合”的詮釋原則

關於中國哲學史的詮釋原則，學界先后提出了“以中釋中”“以西釋中”和“以馬釋中”三種類型。馮契詮釋中國哲學史的原則不是單一的，而是“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傳統哲學”“西方現代哲學”三種哲學流派的綜合。當然，這三種哲學流派不是沒有主次的合一，而是以馬克思主義哲學為基礎、源泉和主導，再將其與中國傳統哲學和西方現代哲學相結合，進行綜合創新。

馮契將哲學史界定為根源於社會實踐主要圍繞思維和存在關系問題而展開的認識辯証運動。這一定義，顯然體現了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基本精神。在他看來，就中國哲學理論的發展來說，思維和存在的關系具體展開為“天人之辨”“名實之辨”“有無（動靜）之辨”“理氣（道器）之辨”“形神之辨”“心物（知行）之辨”。中國哲學的這些成對的矛盾范疇構成的爭論，就體現了對哲學基本問題的追問。在對以老子為代表的道家學派、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家學派、以墨子為代表的墨家學派展開比較時，馮契認為老子崇尚自然無為的哲學主張既是對孔、墨人道原則的否定，也是對儒家理性原則和墨家感性原則的否定﹔而在比較儒、墨兩家學術主張的異同時，他認為儒墨兩家的共同點是強調人道原則﹔而不同點則表現為理性原則和感性原則的對立，道義原則和功利原則的對立。馮契進行的這種比較簡明而准確，體現了西方哲學的邏輯分析方法。

堅持“承舊”和“創新”相結合的詮釋內容

馮契在詮釋中國哲學史時，對思想家哲學觀點的提煉，一方面注意與已面世的大部分中國哲學史著作或教材保持基本一致，體現“承舊”的一面。另一方面，馮契所著中國哲學史著作或論文特別注重“創新”。就創新而言，馮契進行了三個方面的開拓。

首先，將辯証邏輯納入中國哲學史研究的內容。1980年，馮契在《中國哲學史研究》發表了《要研究中國古代的辯証邏輯》一文。文章認為，中國古代哲人的論述中包含了較豐富的辯証邏輯思想，挖掘中國古代的辯証邏輯思想可以駁倒中國傳統哲學“長於倫理而忽視邏輯”的論調，拓展中國傳統哲學的內容。因為邏輯有形式邏輯和辯証邏輯之分，僅僅根據中國古代形式邏輯不發達，推不出中國傳統哲學忽視邏輯的結論。他對《荀子》《易傳》《月令》《內經》中的辯証邏輯思想進行了深入的挖掘。

其次，將科學方法、自然科學納入中國哲學史研究的范圍。在他看來，也應當對當時的自然科學、社會科學、思維科學有所關注和把握。基於此，馮契在《中國古代哲學的邏輯發展》一書中對北魏時期賈思勰《齊民要術》的農業科學方法和技術、北宋沈括《夢溪筆談》中的自然科學方法、明初宋應星《天工開物》的農業、手工業的科學方法與技術進行了歸納與總結，為哲學總結科學成就提供了實例。

最后，將美學納入中國哲學史的研究范圍。在馮契看來，美學與哲學是密切相關的，從某種意義上說，美學可以說是哲學的增長點。馮契指出，人能不能獲得自由，如何才能獲得自由或自由的人格怎樣才能培養起來的問題是哲學史上的重大問題。就中國古代哲學而言，馮契先后考察了孔孟、老庄、荀子論人的自由和美的理論。就中國近代哲學來說，他不但對王國維、魯迅、朱光潛等人的美學思想作了專章或專節探討，而且撰寫了《中國近代美學關於意境理論的探討》一文，對中國近代美學的意境理論作了系統而富有新意的考察。

選擇由“知識”而“智慧”的詮釋路徑

以往的哲學家在詮釋中國哲學史時主要體現為兩種價值取向：“知識”或“智慧”。在早期的中國哲學史研究中，以胡適為代表的學者將中國哲學史詮釋為知識，也就是將中國哲學史作為認識的成果去考察。它側重用概念或范疇、命題、推理等名言系統去反映先哲的哲學思想，也就是與經驗世界密切關聯、可以証實或証偽的理論。而以馮友蘭為代表的另一部分學者則把中國哲學史詮釋為智慧，也就是從性與天道方面考察先哲的哲學思想。關於人的天性、德性以及世界的統一原則和發展法則等問題是人的經驗無法把握的，因而無法用概念、命題、推理等名言系統去認知，隻能採取“正的方法”和“負的方法”等特殊形式去把握。

馮契認為哲學理論應當是知識和智慧的融合，因而在詮釋中國哲學史時，既注意對史料中知識的把握，更重視對智慧的體悟。他建構的“智慧”說哲學體系將人類的認識過程概括由“無知”至“知（識）”，由“知識”至“智慧”的兩次躍遷。人類認識由“無知至知（識）”的躍遷就是對如何獲得知識的考察，也就是將先哲的哲學理論作為認識成果去提煉、概括。而由“知識至智慧”的飛躍就是將知識升華為智慧，實現“轉識成智”。馮契主張“轉識成智”主要是通過“理性的直覺”“辯証的綜合”“德性的自証”的途徑實現的。他對智慧的推崇不但表現在重“方法”、尊“德性”，在詮釋中國哲學史時既重視對史料蘊含的邏輯方法特別是辯証思維方法的發掘，而且重視對史料中蘊含的關注個性自由、陶冶德性、培養理想人格觀點的梳理。

區分“古”“近”傳統的詮釋標准

中國哲學傳統就是中國哲學展開過程中形成的基本精神、價值觀念、思維方式、民族特征等。馮契非常重視中國哲學展開過程中的傳統問題。在他看來，一方面，中國哲學的發展呈現出一貫的傳統，而中國近代哲學恰是中國古代哲學在近代中國合乎邏輯的延伸。另一方面，中國哲學的傳統是逐漸變化的，特別是自鴉片戰爭帶來的巨大沖擊， 伴隨中國政治制度、思想文化的大變遷，中國哲學的傳統也在變遷的社會環境深刻沖擊下產生了巨大的變化，從古代傳統中漸漸孕育形成了近代傳統。據此，他提出了關於中國哲學的古代傳統和近代傳統的理論。

哲學是時代精神的反映，要考察中國古代哲學即中國傳統哲學的特點，就必須把握中國社會的變遷及其特點。馮契指出，相對於西方國家而言，中國的奴隸制不像古希臘、羅馬那樣發達，資本主義制度也不像近代歐美國家那樣發達﹔但中國的封建社會因經歷的時間特別長而得到了充分的發展，到現代相對較早地邁入了社會主義社會。中國社會形態發展的特殊性規定了中國古代哲學的內容主要是封建時代的哲學，體現出悠久的朴素唯物主義和朴素辯証法傳統﹔而像西方近代的機械唯物主義哲學，在中國古代並沒有得到應有的展開。在他看來，中國古代哲學還形成了以下傳統：對形上智慧的不懈追求，對辯証邏輯及其方法論的長期考察，從認識論、倫理學、美學三者統一的角度探討人的自由、重視理想人格的培養。

在馮契看來，中國近代哲學既是中國古代哲學的延續，又發生了革命性的變革，形成了有別於古代哲學傳統的近代哲學傳統。這種革命性的變革主要體現在哲學思想、哲學范疇發生了質的變化。新的近代哲學傳統既包括歷史觀和認識論等理論創新方面的積極成果，也包括對邏輯、方法論、價值觀等方面沒有系統的研究和總結的不足。馮契指出，中國近代哲學在展開過程中逐漸形成了以下傳統：傳統哲學范疇獲得新的內涵，西方傳播過來的新的哲學理論與中國傳統哲學的融合，中國近代哲學的獨特創造。他特別重視中國近代哲學的獨特創造，因為哲學思想的推陳出新和會通中西的實質在於創造。他斷言，在中國近代哲學展開的各個階段，哲學家們不斷提出新觀念用以反對舊觀念，推進了哲學的革命進程。熊十力提出的“翕辟成變”和“性修不二”的學說，金岳霖“以得自經驗之道還治經驗之身”的知識論原理，毛澤東同志依據“能動的革命的反映論”來闡明人類認識運動的秩序等都是近代哲學的獨特創造。而中國近代哲學傳統的形成，就是在中國近代哲學家們的獨特創造過程中實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