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內搜索
站內搜索
《在齊聞韶圖》 資料圖片
作者：王齊洲，系華中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
【文學爭鳴】
《樂經》是儒家經典中最尷尬的一部經典。漢武帝立“五經”博士，獨《樂經》未立。王莽立《樂經》博士，后人指其偽造，兩千年來，聚訟不斷。宋代疑古思潮勃興，不少經典受到質疑，《樂經》之有無或存亡成為話題，一直延續到近代。筆者曾撰《〈樂經〉探秘》一文予以梳理（《江西師范大學學報》2019年第1期）。由於《樂經》與整個儒家經典相聯系，牽涉中國傳統文化的方方面面，需要也應該進行科學探討和合理解釋，以推動研究的深入，從中或可開辟出傳統文化研究的新天地。拙作《〈樂經〉非劉歆王莽偽造辨》（《光明日報》2020年11月2日）便是這種探討的一部分。因受篇幅限制，一些問題未能展開。陳桐生教授《論〈樂經〉是指曲譜而非文字典籍》（《光明日報》2020年11月30日）對其中一個問題提出了不同意見，給我提供了進一步申述的機會，我真心表示感謝。
一
先秦有儒學“六經”之稱，《禮記·經解》的“六教”說、《庄子·天運》的“六經”論是其明証。然而，有人認為《禮記》編定於漢代，孔子“六教”說可能是漢人之說﹔而《庄子》多寓言，說老子與孔子共論“六經”，與史實不符。好在新近出土戰國楚竹書明載“六經”，如湖北荊門郭店楚簡《語叢一》《六德》等都有“六經”之論。郭店楚簡葬於戰國中期偏后，與庄子同時，証明《庄子》“六經”說是借老子、孔子發議論，不全是妄說。
說先秦有儒家“六經”，反對者現已不多。然而，此“六經”是否為文字典籍，人們的看法並不一致，尤以《樂》的爭議最大。在部分學者心中，“樂”即音樂，聲音之道，訴諸聽覺，不訴諸文字，故無文字典籍。《四庫全書總目》經部樂類《總序》便認為：“大抵樂之綱目具於禮，其歌詞具於詩，其鏗鏘鼓舞則傳在伶官。漢初制氏所記，蓋其遺譜，非別有一經為聖人手定也。”即是說，“樂”散在執禮、歌詩、舞蹈等活動中，並無獨立文本﹔如要尋找獨立文本，那也隻有先秦遺留的曲譜。正是基於這樣的認識，今人在標點古籍時，常常不敢將“樂”加上書名號，以暗示雖有“樂經”之稱，其實並無《樂經》文本。
《史記·孔子世家》稱“孔子以《詩》《書》《禮》《樂》教，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此所謂“六藝”即后人所說“六經”。尤其是《詩》《禮》《樂》教育，在《論語》中多有記載。今人因有《詩經》、《尚書》、《易經》、《春秋》三傳和“三禮”等文獻存世，不敢否定《詩》《書》《禮》《易》《春秋》為文字典籍，而《樂經》沒有公認文本，所以否定起來比較容易。而那些主張《樂經》存世的學者，說法又各不相同。如朱載堉、柯尚遷、朱彝尊、閻若璩、李光地等以為《周禮·大司樂》章即《樂經》文本，程頤、章如愚、熊朋來、丘濬、何喬新等以為《禮記·樂記》即《樂經》文本，林岊、胡寅、劉濂等以為《詩經》即是《樂經》，還有一批學者以為《樂經》存於眾經之中。不過，盡管他們意見不同，但認可《樂經》是文字典籍卻是一致的。
認可《樂經》是文字典籍不乏文獻依據。儒家“六經”非孔子創作，而是歷史文化遺產。孔子“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他只是挑選和闡釋傳統文化典籍作為教育弟子的教材。在他之前，這些教材在不同地區以不同形式存在著。例如，《國語·楚語上》載楚大夫申叔時在回答楚庄王如何教育太子時說：“教之《春秋》，而為之聳善而抑惡焉，以戒勸其心﹔教之《世》，而為之昭明德而廢幽昏焉，以休懼其動﹔教之《詩》，而為之道廣顯德，以耀明其志﹔教之《禮》，使知上下之則﹔教之《樂》，以疏其穢而鎮其浮﹔教之《令》，使訪物官﹔教之《語》，使明其德，而知先王之務，用明德於民也﹔教之《故志》，使知廢興者而戒懼焉﹔教之《訓典》，使知族類，行比義焉。”《故志》《訓典》等可歸入《書》類文獻。這說明，在春秋時期的楚國貴族教育中，《詩》《書》《禮》《樂》也是其教育內容，而且都有教材。申叔時的時代要早孔子半個多世紀。這段史實足可証明，儒家“六經”具有深厚的歷史文化淵源。
二
先秦儒家“六經”是文字典籍，這本無多少疑問。然而，由於受疑經思潮影響，仍有人懷疑某些儒家經典不是文字典籍，“禮”“樂”首當其沖。由於有“三禮”文獻存世，疑古者便以“三禮”中沒有《禮經》來對抗。而《樂經》是否存世並無定論，自然就更容易被質疑了。其實，《樂經》與《禮經》一樣，在先秦是有文本傳世的。
眾所周知，秦漢時期的論、說、記、傳，都是釋“經”文獻。既然有《荀子·樂論》和《禮記·樂記》傳世，怎麼會沒有《樂經》文本傳世呢？不然，它們的解釋對象是什麼呢？《荀子·勸學篇》說：“學惡乎始？惡乎終？曰：其數則始乎誦‘經’，終乎讀《禮》﹔其義則始乎為士，終乎為聖人。真積力久則入，學至乎沒而后止也。故學數有終，若其義則不可須臾舍也。為之，人也﹔舍之，禽獸也。故《書》者，政事之紀也﹔《詩》者，中聲之所止也﹔《禮》者，法之大分、群類之綱紀也。故學至乎《禮》而止矣。夫是之謂道德之極。《禮》之敬文也，《樂》之中和也，《詩》《書》之博也，《春秋》之微也，在天地之間者畢矣。”此所謂學“經”，就是學習儒家經典，包括《詩》《書》《禮》《樂》《春秋》五種。如果沒有文字文本，如何“讀”？如何“誦”？《漢書·藝文志》雲：“六國之君，魏文侯最為好古，孝文時得其樂人竇公，獻其書，乃《周官·大宗伯》之《大司樂》章也。”魏文侯師事孔子弟子子夏，其樂師竇公所傳《大司樂》章，被后人獻於漢文帝，足可証明孔子時代有樂類文字典籍傳世。
主張“樂本無經”的學者多以為“樂”指音樂（包括歌舞，下同）。其實，在孔子那兒，“樂”並不單純指稱音樂。孔子說：“樂雲樂雲，鐘鼓雲乎哉？”明確說明“樂”並非隻指音樂。孔子又說：“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樂”顯然指一種人格取向和修身境界。《禮記·樂記》說：“樂者，非謂黃鐘、大呂、弦歌、干揚也，樂之末節也。”“樂者樂也，君子樂得其道，小人樂得其欲。以道制欲，則樂而不亂﹔以欲忘道，則惑而不樂。是故君子反情以和其志，廣樂以成其教，樂行而民向方，可以觀德矣。”這些論述意在說明，“樂”不能簡單地指稱音樂。筆者曾指出：禮樂文化之“樂”古音讀“洛”“岳”，二音分別出“喜樂”“音樂”二義。而音樂本於人心之喜樂，又是人心之表象，還以陶鑄人心為目標。因此，“樂”文化不只是關於音樂的文化，更是關於社會和諧和個人快樂的文化，其旨趣在喜樂，目的是“和同”。而“禮”的依據是人的理性，所維持的是區別社會等級的資源分配，故強調“辨異”，其旨趣也包含喜樂。正如“音”“樂”是“聲”的高級形態，“喜”“樂”則是“心”的和諧表達，如果概括為一種精神，那就是快樂精神。（《論周代禮樂文化的快樂精神——以先秦儒家闡釋為視域》，《清華大學學報》2018年第2期）既然“樂”是指一種有節制的快樂，那麼，“樂”就不僅指稱音樂，凡是能夠使人快樂的都可稱之為“樂”，音樂、詩歌、舞蹈是“樂”，飲宴、游弋是“樂”，學習、收獲也是“樂”，“天有日月星辰，地有山陵河海，歲有萬物成熟，國有聖賢宮觀周域官僚，人有言語衣服體貌端修，咸謂之樂”（張守節《史記正義·樂書第二》）。因此，“樂教”不是單純的音樂教育，而是藝術教育、文學教育、情感教育、人格教育。孔子所謂“廣博易良，樂教也”，即是此意。孔子要求弟子“成於樂”，是要他們養成坦蕩快樂的君子人格，所以他稱自己“樂以忘憂”，贊賞顏回“不改其樂”。而宋儒的“尋孔顏樂處”，正是想承接先秦儒家傳統的禮樂文化精神。
三
依據包括孔子在內的先秦儒家對“禮樂”的闡釋，無論如何得不出《樂經》是曲譜的結論。而從歷史事實來考察，也依然得不出《樂經》是曲譜的結論。
《漢書·藝文志》雲：“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移風易俗，莫善於樂。’二者相與並行。周衰俱壞，樂尤微眇，以音律為節，又為鄭、衛所亂，故無遺法。漢興，制氏以雅樂聲律，世在樂官，頗能紀其鏗鏘鼓舞，而不能言其義。”樂官為疇官，樂師也世守其職。曲譜為樂師所習，世代相傳。而樂師是盲人，其后人中有明目者也往往使其致盲以強化其聽力，故有“師曠薰目而聰耳”之說，他們不需要用符號記錄這些曲譜來傳習古樂。樂工演奏樂曲同樣靠演習記憶，制氏“頗能紀其鏗鏘鼓舞”，大略類此。因此，在疇官和世職未被破壞的西漢之前，無人發明記錄曲譜的符號是很自然的事。不是時人沒有這種智慧，而是社會沒有這種需要。
事實上，三代樂舞在漢代仍有傳習。漢初樂舞《文始》為舜樂《韶》、《五行》為周樂《武》，西漢一直沿用不廢﹔雅樂也有保存，“其八篇可歌，歌《鹿鳴》《狸首》《鵲巢》《採蘩》《採[~符號~]》《伐檀》《白駒》《騶虞》﹔八篇廢，不可歌﹔七篇《商》《齊》，可歌也﹔三篇間歌”（《大戴禮記·投壺》）。東漢末年，雅樂郎杜夔還能演奏《騶虞》《伐檀》《鹿鳴》《文王》等雅樂曲。既然兩漢仍有古樂存世，漢人並未將這些古樂作為《樂經》看待，后人也未發現漢人記錄古樂的任何曲譜，我們有何理由說曲譜就是《樂經》呢？四庫館臣正是因為將古遺樂譜視為《樂經》，給自己帶來許多困擾，以致無法處理后來大量出現的《詞譜》《曲譜》，隻得將所謂“謳歌末技，弦管繁聲，均退列雜藝、詞曲兩類中”，自己否定了曲譜是《樂經》的推測。
曲譜不可能成為《樂經》還可以從先秦兩漢的樂學文獻中得到反証。在《荀子·樂論》《禮記·樂記》《史記·樂書》等樂學著作中，我們看到的都是對樂義和禮樂關系的討論，卻不見有對曲譜的闡釋。即使其中提到三代樂舞，也同樣是釋其義而非釋其譜。因為曲譜只是“器”和“藝”，而非儒家提倡的“道”。如果曲譜是《樂經》，為何這些樂學文獻都不去討論曲譜呢？其結論隻能是《樂經》不是曲譜。
《論語》載有孔子教育思想和教學實踐，有關“樂”的討論均涉德行修養，並無關於曲譜的討論。孔子之所以向師襄學樂，是因為樂師們掌握大量古遺樂譜和演奏技巧，而孔子卻重在從中體會古人的人格魅力和精神境界，這正是他超越樂師和樂工之處。他對古樂的評價是：“《韶》，盡美矣，又盡善也”“《武》，盡美矣，未盡善也”。如果曲譜即是孔門《樂經》，顯然是將儒家經典做了技術性理解，犯了孔子所說“君子不器”的大忌。
至於西漢末年王莽奏立《樂經》博士，其《樂經》究竟是古文經還是今文經，這需要放在西漢政治和經學發展的大勢中去理解。總體上說，漢哀帝之前，朝廷所立經學博士皆今文經博士﹔平帝以后，朝廷所立博士皆古文經博士。筆者所撰《古文經學的發生與〈樂經〉的成立》（《湖北大學學報》2020年第1期）中有詳細討論，這裡就不贅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