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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系國家社科基金青年項目“兩周樂政與樂官的文學活動研究”負責人、華中師范大學文學院副教授
在古代中國，音樂與政治的關系非常密切。其實，早在周代，就已經形成了以樂行政、樂與政通的制度體系，也即所謂的樂政體系。
樂政概念的提出
“樂政”一詞，最早見於《周禮》一書。在《周禮·春官》中有“樂師”一職，職責包括“凡樂，掌其序事，治其樂政”。古人關於“樂政”的解釋，主要有兩種意見，一是賈公彥疏言：“‘治其樂政’者，謂治理樂聲，使得其正，不淫放也。”以正訓政，認為樂政是對樂聲的校正。二是孫詒讓《周禮正義》言：“政謂若正樂懸、舞位及諸戒令，皆是也。”認為樂政是雅樂演奏過程中的具體安排及命令。兩種解釋中，賈說較為偏狹，孫說更為融通。《周禮》之外，后代典籍對樂政概念使用較為少見，僅有《續資治通鑒》卷88載宋徽宗崇寧三年（1104），“帝銳意制作以文太平，蔡京復每為帝言：‘方今泉幣所積贏五千萬，和足以廣樂，富足以備禮。’帝惑其說，而制作營筑之事興矣。至是京擢其客劉昺為大司樂，付以樂政。”至此，樂政的意涵得以擴大，指國家層面與音樂相關的一切事務。
當代學者開始較為普遍地使用樂政概念，如宋鎮豪、張國安、卜鍵、楊華、曹勝高等先生，都有對樂政概念的界定和概括。他們認為，樂政是對周代雅樂制度高度政治化的概括，所涉及的主要內容包括禮與樂、樂與政、政與教之間的關系。不過，相關著述對樂政概念的使用，更多是偶一性的，尚缺乏全面梳理與系統研究。故在結合古人注疏及今人樂政概念的基礎上，我們可以將樂政進一步定義為：以周代的雅樂體系為基礎，通過樂與禮的整合補充，樂教與樂治的相輔相成，並由此形成的一種政治體制、倫理規范和社會生活范式。另外，與學界最為常用的樂教概念相比，樂政的內涵和外延都更為擴大，樂教其實被涵括在樂政的政治設計之內。
周代樂政體系的形成
樂政體系的形成，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經歷了漫長的發展過程。《呂氏春秋·古樂》載：“樂所由來者尚也。”這說明音樂的起源很早。但音樂的起源，並不代表樂政體系就已經確立。在原始時代，樂舞只是巫覡改造自然、溝通天地的技術手段，很大程度上屬於弗雷澤所說的“個體巫術”。而隨著顓頊時代“絕地天通”的宗教改革，上古樂舞的文化功能發生了巨大改變，逐漸從巫覡對自然神靈的控制手段，轉變為崇敬至上神和昭顯先祖功績的象征體系。正是在這一過程中，上古樂舞開始與政治發生關聯，先民們能夠以理性的態度去作樂和用樂。而在作樂和用樂的過程中，又逐漸確立了固定的結構模式和價值體系，為周代樂政體系的形成奠定了基礎。
樂政體系真正得以形成，要到西周時期，以周公的“制禮作樂”為標志。可以說，周公的“制禮作樂”，既構建了新的政治制度，又奠定了新的文化價值傳統。周公之“作樂”，很大程度上是以殷商的音樂文化作為參考對象的。在周公制禮作樂之前，周人基本上是“修商人典”（《逸周書·世俘解》），即主動學習殷商的禮樂之典，並以之作為舉行典禮的依據，這點通過對《逸周書·世俘解》的解讀可以見出。但在政治局勢穩定之后，周公的制禮作樂，更是在對殷鑒的反思中完成的，包括：有感於紂王“斷棄先祖之樂”帶來的離心離德，周人完善了自己的祭樂系統﹔借助殷樂官奔周帶來的“祭樂器”，周人確立了新的樂官系統和器樂體系﹔在損益殷商樂制的基礎上，周人構建了新的樂制體系﹔等等。可以說，雖然周人在制度上對殷商的音樂文化有所繼承和損益，但在精神品格方面，卻徹底扭轉了殷商音樂文化的宗教意義，強化了音樂與政治倫理之間的關系，確立了以“德”為意識形態的治國理念，從而建構了一整套完整的政治倫理秩序。
周代樂政的學理建構
如果說西周的制禮作樂，主要確立了樂政的制度形態。那麼，自西周晚期以來，大量樂論話語的出現，則開始對樂政進行理論反思。之所以有這樣的轉變，是因為到了西周晚期，隨著社會劇烈的變動，西周初期所確立的樂政體系已經不能有效地整合社會秩序，故而一批賢明的專業職官和卿大夫群體，有感於“禮崩樂壞”所帶來的劇烈沖擊，發表了大量的樂論話語，開始從學理上總結西周的樂政體系。當然，這些樂論話語基本上都是發生在特定的政治語境之下，尚不具備完整的理論形態。但因為這些樂論話語的言說主體有著相近的知識素養，故存在共同的理論聚焦和政治關切，可以相互補充。這表現在，將“德禮觀念”確立為周代樂政的價值內涵，將“和平之聲”確立為周代樂政的生成條件，由心、耳關系反映出周代樂政的運作機理，由“樂以殖財”實現周代樂政的作用效果等。可以說，這些樂論話語緊緊圍繞著音樂與政治的關系，為孔子以后儒家樂政思想的形成奠定了理論基礎。
進入戰國之后，先秦諸子在周代禮樂文化的基礎上，進行了深入的理論探索，形成了不同的音樂理論。在這其中，儒家全面繼承了西周以來的樂政體系和樂論知識，並從學理上進行了思想深化和理論建構，從而形成了眾多體系完備、邏輯自洽的樂論文本，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樂記》。
《樂記》首先對“樂”的邏輯結構進行分解，將之分為“聲”“音”“樂”三個部分，並分別賦予三者不同的價值內涵，如“聲”是個體情感的簡單宣泄﹔“音”除了具備一定的審美意義外，還是省察政治得失的重要標准﹔“樂”則代表了儒家樂論的最高審美層次，不但是理想的道德倫理象征符號，更是一套系統而復雜的政教體系。其次，《樂記》還引入了心、性、情等概念，將儒家的音樂理論納入性情論的范疇之中，為樂政體系尋求學理依據。最后，《樂記》還重點討論了儒家樂政的實現途徑，即通過“反情和志”和“廣樂成教”兩種方式來感化人心，最終達到由個體之治到群體之治的政治目標。
周代樂政的研究價值
從樂政的角度來審視周代的禮樂文化，一方面可以深刻把握其外在框架和內在意涵，另一方面又可以改善當下研究中重禮輕樂的傾向。故對周代樂政進行整體性觀照，價值是多方面的。
一、樂政與制度。樂政體系的形成，構建了早期中國行政體制的重要框架和運作模式。可以說，自周代以降，禮樂制度就被高度政治化了，周公的制禮作樂，不但是政治制度的創制，更是國家治理手段的革新。故立足於樂政這一概念，一方面可以在整合禮樂關系的基礎上，突出樂在社會政治運作中的重要作用﹔另一方面又可以在構建樂政體系的過程中，將之作為考察周代制度演進和社會演化的重要動因。
二、樂政與思想。樂政體系在構建之初，就被賦予了“德”的價值內涵。隨著王官之學的解體，春秋時期的知識人不斷地對樂政體系進行學理總結，挖掘出了“和”“平”“中音”等概念﹔進入戰國時期並延續到漢代，儒學學派在繼承周代樂政體系的基礎上，更是進行了哲理的升華，並從人性論、宇宙論等層面進行了相關的論証。而這些內容恰恰是中國思想史和哲學史一直以來的思考對象。故通過對周代樂政體系的學理建構，可以做到思想史、學術史和哲學史相互貫通。
三、樂政與文學。近人言及先秦文學，往往謂詩、樂、舞合一。故對周樂進行研究，也是對先秦文學研究的深化。所以從樂政的層面對文學展開審視，是具有重要意義的，一方面，對文學觀念的生成來說，“周文”的形成就與周代的樂儀之教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另一方面，對文學活動的實現來說，周代的樂官首先就是文學活動的重要實踐主體和生產主體。而周代文學活動的展開，很多也是依托於音樂的形式，服務於現實政治的。更為重要的是，這一研究模式，對於“制度文學”或“文學制度”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實踐意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