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系國家社科基金一般項目“新西蘭毛利英語小說研究”負責人、上海理工大學教授
毛利人是新西蘭的原住民，如今新西蘭奉行白人與毛利人並重的雙元文化主義官方政策，因此毛利文化在新西蘭的地位遠非印第安人和澳大利亞土著的文化在各自國家的地位所能相比。雖然只是較為晚近才產生的一種文化現象，但自20世紀50年代起步，毛利英語文學已經取得了驕人的成績，涌現出威蒂·依希馬埃拉、凱裡·休姆等一批優秀作家，其中休姆1985年被授予布克獎，這也是新西蘭作家首次榮膺這一著名的國際文學獎項。
毛利人和毛利文學是殖民化的產物
毛利文學先后經歷了從部落口頭傳統到毛利語書面寫作再到毛利英語文學的演進，文學樣式、存在形態、內涵意蘊、主題聚焦等隨著殖民進程和歷史發展不斷得到豐富。如同波利尼西亞人的其他分支一樣，毛利人在很長一段時期內分屬於各個部落和亞部落，他們沒有文字，卻有著源遠流長的部落口頭傳統。毛利口頭傳統涵蓋的范圍甚廣，但主體部分由譜系、諺語、散文敘事和歌謠詩四大類別構成。它們不僅描述了毛利人的歷史，而且還承載著毛利人的宗教觀念、哲學思考、風俗習慣和個體經歷。毛利口頭傳統一方面承襲了波利尼西亞的神話傳說，另一方面又在毛利人遷居新西蘭后在新環境滋養下添寫了“半是事實，半是傳說”的部落史。在近代地理大發現和與歐洲文明接觸之前，毛利口頭傳統就這樣在相對封閉的環境中獨立自主地更新和豐富著。
隨著1642年荷蘭人艾貝爾·塔斯曼和1769年英國人詹姆斯·庫克等歐洲探險家的到來，原本位於“想象中的南方大陸”地帶的新西蘭開始進入歐洲的視野。至18世紀90年代，已有一批歐美捕鯨人在新西蘭南島海岸定居下來，隨同捕鯨人前來的還有基督教教會組織。為了有效地傳播基督教和便於進行殖民統治，傳教士在毛利人的協助下於19世紀早期創制了毛利文字並積極加以推廣，文字的出現使書面記錄毛利口頭傳統和用毛利語從事寫作成為可能。廣義的毛利書面文學可以追溯到19世紀40年代毛利人參與歐洲白人對毛利神話傳說的搜集和對毛利民族志的撰寫。在喬治·格雷、埃爾斯登·貝斯特等歐洲白人的編輯加工下，原本“在表演中創編”“在情境性語境中呈現”分屬於各個部落且彼此並不完全相同的部落口頭傳統被強行整合成統一固定、面向閱讀的毛利口頭文學。需要指出的是，當時尚無“毛利人”這種說法，新西蘭原住民彼時通常被稱為“新西蘭人”或“新西蘭種族”。
1840年英國王室與數百名毛利部落酋長簽訂了《懷唐伊條約》，新西蘭以相對和平的方式淪為英國的殖民地，此后英國人大量移居新西蘭。到了19世紀60年代，“當普通的（新西蘭）當地人發現歐洲人在數量上超過了自己時，為了把他們自己與新來者區別開來，人們才開始普遍使用‘毛利’一詞”。由此可見，作為概念的“毛利人”和“毛利文學”是在新西蘭土著“與歐洲人接觸並面臨被殖民地化的情況下”才產生的。19世紀毛利人的文學活動還可見於他們創辦的毛利報刊、用毛利語撰寫的部落史以及與千禧年宗教運動有關的系列闡述。這些書面寫作為日后毛利作家的出現奠定了一定基礎。
城市化進程為毛利英語文學出現鋪平道路
無論是原本的口頭傳播還是后來的書面轉化，毛利口傳文學“本身不是虛構性的，這與白人文學對‘文學’這一術語的理解有所不同”。虛構類創作在前殖民地社會通常會出現得較晚，因為欣賞和生產這類作品在很大程度上依賴受過一定教育的讀者群體。20世紀早期，絕大多數毛利人生活在鄉村，他們忙於應對土地流失、語言失落、人口銳減等諸多攸關民族存亡的問題。毛利人鮮少有機會或動力進入白人的高等教育世界。盡管從1867年開始，新西蘭就在學校強力推行英語教育，禁止使用毛利語，但除少數個例之外，具有一定英語文化修養的毛利中產階層直到二戰之后才開始涌現。
城市化進程和高等教育的普及為毛利英語文學的出現鋪平了道路。二戰之后，在國內經濟繁榮和制造業對勞動力需求激增的驅動下，大批毛利人離開世代居住的鄉村，前往白人生活的城市尋找工作。到1966年時，已有41.1%的毛利人遷居到城鎮。毛利人進城打破了白人和毛利人原來各居城、鄉的空間布局，原本的相對平安無事如今因“共處一室”而引發了一系列的族群矛盾。對毛利人而言，進城是一場“巨大的、撕裂性的社會變革，或許隻有英國殖民統治和拓居者資本主義社會建立時期的土地轉讓才能與之相比”。在社會史的意義上，這種轉變可能是種創傷，然而對文學而言，城市化卻可能是種恩惠，因為它為毛利英語文學及其讀者群體的產生創造了物質條件。進城之后，毛利人逐漸開始系統地接受英語教育，其子女也開始習慣用英語而非毛利語進行自我表述﹔居於城市之中，古老的民族口傳文化在毛利人日常生活中的活力逐漸消退。此外，政府也希望借助文學的倫理教誨功能管理和教育“頑劣”的毛利人。所有這些加在一起推動了毛利英語文學的萌生。
毛利作家植入了非歐洲的經歷以表達毛利人的想象
1952年，新西蘭毛利事務部創辦了《新世界雜志》，以便為新近城市化的“毛利人家提供生動有趣、增長見聞的讀物”。1955年，《新世界雜志》第13期刊登了J. C. 斯特姆的短篇故事《為了所有的聖徒》，這標志著毛利英語文學的生成。毛利人對短篇小說、詩歌這些外來的文學樣式表現出濃厚的興趣，到1959年9月時，《新世界雜志》的編輯如此說道：“毛利作家的出現是一種較為晚近的現象，他們正在嘗試創作小說、短篇故事和現代形式的詩歌……目前肯定有幾十位毛利人最近開始創作短篇故事，有些無疑取得了成功。”從這裡不難窺見毛利英語文學的蓬勃發展態勢。《新世界雜志》在20世紀50年代和60年代為毛利英語文學的發表提供了難得的渠道，挖掘培養了威蒂·依希馬埃拉、帕特裡夏·格雷斯等一批日后蜚聲世界文壇的毛利作家。隨著依希馬埃拉、格雷斯等人的逐漸成熟和出版長篇小說、短篇故事集、劇本和詩集，毛利人終於在20世紀70年代迎來了毛利文藝的復興。
歷經一百余年的時間，毛利文學實現了從部落口頭傳統到毛利語書面文學再到毛利英語文學的發展演變。如今，這三種傳統不可避免地交織在一起，但命運卻不盡相同：口頭傳統對現在的毛利人依然至關重要，但更多適用於儀式場合﹔隨著熟練使用毛利語的毛利人數量銳減，毛利語書面文學的創作明顯后勁不足。相形之下，后起的毛利英語文學卻顯得生機勃勃。就演變軌跡來看，興起后的毛利英語文學先后經歷了早期的田園抒情與文學重構、中期的激進抵抗與多元探索以及21世紀以來的走向全球本土化三個發展階段。其間它一直在探索中前行，在動態中調整，始終如一地反映毛利人的歷史遭遇，且介入了新西蘭的族群話語生成和文化建構。
毛利英語文學是新西蘭文學發展史上的一塊裡程碑，它預示著在原本白人單一文化佔據主導地位和以盎格魯—撒克遜人為中心的新西蘭社會視角發生了轉變，它為人們提供了原住民透視該國社會問題的獨特視角。毛利作家改造了源自歐洲的文學文化樣式，在其中植入了非歐洲的經歷以表達毛利人的想象，在審美實踐中有機融合了傳統視角和當代經驗。毛利英語文學不僅處於新西蘭文壇的中心，而且還步入了世界文學的領地，尤其在那些關涉世界原住民及其抗爭的作品中，毛利英語文學毫無疑問成了被效仿的典范。毛利文學研究提出了諸多亟待思考的問題，比如文學的社會功能、評判標准，依據族裔身份或情感認同對作家作品予以分類的有效性、闡明毛利英語和毛利想象的獨特性等等。這些問題引發了新西蘭國內外的廣泛共鳴，促使人們思考毛利人是誰、毛利文化是什麼、毛利文化如何進行傳播和自我調節等，而這些思考也必將推動世界原住民文學文化研究邁向縱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