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偉文：面向深度科技化時代的中國智慧

作者：段偉文，系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所研究員

進入21世紀以來，在信息通信技術、生命科技、數據與智能科技等新興科技力量的推動下，世界進入了一個新的技術時代。單從技術形態的角度來看，當前的技術時代，顯然有別於海德格爾和埃呂爾批判現代技術和技術系統時所置身的那個技術時代，可以稱之為技術時代2.0。而更重要的是，在上一個技術時代置身其外的中國，無疑是這個新的技術時代的積極參與者和重要推動者，諸多創新和應用已然走到前沿甚至“無人區”。因此，當下中國科技哲學研究的出發點在於，一要致力於洞察我們所處的技術時代的基本特征，二應更多地審視身邊的技術創新活動並及時作出哲學層面的省思。

正是在科學與技術加速整合的態勢下，深度科技化成為新的技術時代的基本特征，並帶來一系列重構、型構和創構，使得技術對世界、人和未來呈現出多重不透明性，亟待相應地展開深度哲學反思和系統倫理審視。更重要的是，我們要有一種歷史與思想的自覺，那就是這些審視是在中國通過自立自強邁向科技強國的語境中進行的﹔從科技創新和應用的總體情況來看，我們已經站立在科技與價值相激蕩的時代潮流之中，隻能依靠自身對切身經驗的思考直面深度科技化時代的挑戰。在面向深度科技化時代的倫理審度與調適中，中國科技哲學研究應該在理論與實踐層面邁出四個具有中國思維特質的新向度。

其一，從代表中國傳統哲學思想精華的有機整體論視角出發，拓展關系哲學和生成哲學的向度。在人與技術、人與自然、人與機器的關系的理解上走出二元論的思維架構，尋求開放性的實踐智慧。在中國傳統哲學思想中，科技對世界和人的構建是具有局限性的“術”，而“術”的運用需要“道”來駕馭，人與器也應保持適當距離以免沉溺其中。面對加速變遷的深度科技化時代，應該擱置技術樂觀主義與悲觀主義、技術決定論與社會建構論、古典技藝與現代技術、解放與束縛、自由與控制、器與道等觀念層面的二元對立，轉而從人在與世界和技術的關系中生成和安身立命的維度，主動直面技術時代引發的總體性問題。一方面，對技術的倫理追問不應僅關注已存在的價值沖突或被動地等待倫理難題的出現，而應該通過具有連續性和加速度的思考，縱觀不斷變遷的技術趨勢，積極地對其進行前瞻性評估，全面權衡其可能的倫理影響。另一方面，應該意識到技術倫理審度的關鍵，在於揭示技術對世界、社會和未來的建構中固有的不透明性，不斷提高洞察新技術及其運作機制的能力，使其中可能存在的不確定性風險、不公正的情況乃至失控的危險得以及時地納入倫理辨析與考量之中。在此過程中，中國傳統哲學思想中“執中”與“權變”觀念的運用尤為重要。所謂“執中”，就是要拓寬視野以超越對立的視角，從而在更大的整體視野中達成平衡﹔所謂“權變”，就是辨時應勢，唯變所適，實現不同視角和力量的動態協調。

進一步而言，這種主動敏捷而執中有權變的技術倫理審度，旨在激發人們在技術時代發展出一種新的美德，促使人們形成和保持對其技術化生存境遇的道德敏感性，通過不斷的自我提升養成敏銳的道德洞察力等技術時代應該具備的道德能力與倫理素養。這種倫理素養強調的是一種整體性的“技術—倫理”認知能力，是洞悉事實與解決問題的能力和價值敏感性與人文關懷的融通。一方面，在對技術活動中不同能動者之間相互沖突與糾纏的價值進行具體分析的基礎上，試圖通過現實利益的權衡，尋找相關倫理問題在實踐中可接受的解決方案﹔另一方面，依據對技術構建中內在的不透明性的認知，力圖超越基於成本—收益分析和風險—受益比的現實抉擇，盡量消解技術可能帶來的各種消極后果。

其二，從“參贊天地之化育”的向度，重新思考人類與自然和技術共生的可能性。如果說“如何科技地棲居在這個世界上”是一個由世界傳導到中國的難題，那麼現在是我們拿出可以從中國傳導到世界的應對之道的時候了，而其中的關鍵則在於人如何積極有為地參與到技術對世界、社會與未來的建構之中。對此，中國傳統哲學思想強調人應該“參贊天地之化育”，促使技術盡人之性、盡物之性、盡己之性、盡天地之性。如果以“盡性”作為科技的目標，就更容易認識到，技術對世界、社會和未來的深度建構應該以萬物盡性而共生為限。為此，技術對世界的重構，要充分考量自然生態和人類生命的脆弱性，技術對社會的型構要有助於給人創造自由而全面發展的空間，技術對未來的創構要以人可以承受的節奏推進，而不應讓人為技術進步付出過高的代價，由此尋求人與自然和技術創構共生的技術時代的未來觀和宇宙生命觀。

其三，從技術賦能的向度探討技術善用的現實路線圖。從以人為本的角度來看，技術創新應該是一種賦能活動。中國在文化和制度上可以進一步發揮以技術促進群體團結的優越性，探尋技術善用的中國路徑。一是由效率逐漸轉向兼顧效率與公平。一方面，堅持包容普惠，促使不同的個體和群體能夠更加有效和公平地接近科技資源、分享科技紅利、消弭技術鴻溝。另一方面，以賦能促進賦權，通過科技賦能賦予社會生活中的個人和共同體以更大的成就自我的空間。二是恰當運用技術的調節功能，促使技術的杠杆朝著有益社會的方向撬動。其策略是以有約束力的技術手段對科技創新和應用中的人與人、人與技術之間的關系作出必要調整，使人們在科技時代的生活更加美好和諧。在此過程中，應在反復測試和細膩調適的基礎上，作出審慎的動態協調。

其四，走向“技術—倫理”參與式預見的向度，推動科技倫理的敏捷治理。新興科技的試驗性與高度不確定性使得科技倫理規范必須不斷地探索新的方法與工具，更好地預見未來和更有效地鼓勵公眾參與，通過系統的價值厘清與權衡機制，形成兼具包容性和穩健性的倫理抉擇。為此，一方面要審視倫理原則與標准、倫理矩陣、建設性與參與性評估、倫理預見與影響評估等倫理工具的有效性與局限性，使其得到有效運用。例如，運用倫理矩陣這種技術倫理預見工具，可以對一項新技術所涉及的利益相關者對於該技術潛在的倫理問題的不同觀點進行比較和分析，從多個視角使其倫理訴求得到更全面的展現。另一方面，應在此基礎上，探討如何構建整體性、容錯性和敏捷性的全球科技倫理治理架構的可能方案。值得指出的是，在新興科技倫理建構中，中國正在通過試驗推廣和重點突破的策略探尋適應性與敏捷治理之路。例如，根據科技部印發的《國家新一代人工智能創新發展試驗區建設工作指引》，上海等創新試驗區已在人工智能法律法規、倫理規范、安全監管等方面展開試驗探索。又如，在一般科技倫理審查制度尚未建立的情況下，面對疫情挑戰，相關部門針對突發應急狀態下的科技倫理審查制度進行了調研。目前，無論是新興科技的評估工具還是治理架構，從中國到世界所面對的共同難題是，如何既能規避不可接受的倫理風險，又能緩解新興技術創新所導致的創新者與使用者皆為之困擾的雙重倫理焦慮。展望科技未來，中國智慧不能缺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