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立新,系南京藝術學院設計學院教授
漢畫因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和永恆的魅力,不斷吸引著海內外的藝術家、研究者從不同的角度展開探討。但無論從哪個角度,不了解其背景與內容,就圖式、喪葬、意義等方面的解釋總是淺顯的。藝術學家張道一先生所著的《漢畫故事:刻在石頭上的記憶》一書,討論的正是漢畫的歷史背景與真實內容。全書總錄211條故事,名為故事,實為研究,是對漢畫內容來源的清晰梳理。
這部著作首先厘清了漢畫在中國美術史上的地位。在導言中,張先生明確,漢畫在處理形式內容上是“多樣和高超的”,它超越先秦,表現出繪畫優異的品質和水平,所揭示的是漢朝人頭腦中所想的和希求的內容,表現了一個想象奇異的神話世界。對於如何解讀漢畫,他引出魯迅、傅雷、王朝聞的分析,提出“漢畫是難以匆匆理解的文化現象”,這就意味著,漢畫在二維造型的處理手法上,在處理各種形象之間的“關系性律動”方面,做到了歷史性突破。他得出一個結論:在七千多年的歷史長河中,從彩陶、漆器、玉器、青銅器到帛畫、壁畫,所繪圖形人物均為儀式性的表現,而隻有到了漢代,“中國繪畫從此走向了成熟”。
這部著作第二個明顯的特征是,學力深厚,考辨求源。細讀故事細目,第24條是“水陸攻戰圖”溯源。出土於山東嘉祥、莒縣的畫像石中,有幾幅場面很大的戰斗圖景,均題為“水陸攻戰圖”。但在畫面的某個角落,有一位騎著戰馬的女子,刻有榜題“七女”。“七女”是誰?為何要戰斗?這引起了張先生的注意。他查閱《辭海》,得知有“七女池”,在今陝西固北縣﹔再查閱《水經注》,得知七女池相傳是漢項伯死后,七個女兒為他而筑﹔又查閱《漢書·高惠高后文功臣表》等史書,得知項伯雖被高祖封了射陽侯、賜姓劉,但“嗣子睢有罪,不得代”,即嫡長子犯了罪、不得承襲侯位。具體犯了什麼罪,史籍沒有記載,可能與“七女”復仇有關。張先生遍覽漢畫,最后在內蒙古和林格爾的東漢壁畫上找到了“七女為父報仇”的榜題。由此,驗証了“水陸攻戰圖”實與項伯有關,把戰斗的雙方、原因和地點揭示清楚了。
本書第三個顯著特征是既注重漢畫的“神性”,又注重其“物性”。他寫過一冊《造物的藝術論》,“造物”是他主要的研究范疇。漢畫是百科全書式的文化景觀,張先生認為不能隻強調其倫理、神話、宗教等精神層面,而對大量物質文化視而不見。漢畫上有一種捕捉小動物及飛鳥用的長柄網,稱“畢”。張先生引《詩經》:“鴛鴦於飛,畢之羅之”,說明漢代對鴛鴦這樣有象征意義的匹鳥,是不能用弋射獵的,用網不傷其體,也符合孔子“弋不射宿”的仁愛思想。漢畫上也見一種手持扇子樣的物品,其用途是與人照面說話可以遮面,不讓對方看到表情,也可搖動生風當扇用。他以馬王堆出土實物驗証,稱為“便面”。還有桔槔、鋪首、投壺、六博、蹴鞠、飛丸、籥、鉤、鼓等等,諸如此類,均於書中排成若干條款,舉文獻、圖例甚至出土實物對照,一一解釋,與重要故事等量齊觀。
讀完全書,頗覺見解精辟,語釋明確,行文簡潔,通俗易懂,圖像也十分清晰豐富。張道一先生以藝術學家身份撰寫此書,而能熟練使用文獻學、歷史學及社會學觀念,將漢畫圖像作跨學科的解讀,令人敬佩。查閱古文獻,尋找出土物証是一件麻煩、艱辛甚至令人頭痛的事,張先生卻沉浸其中,樂此不疲。他認為,中國人的藝術及思想豐富多樣,非其他藝術可比擬,他“越看越有味道,心情也感爽朗了”。
無論漢畫展現的是多麼紛繁的天地萬象,營造出的是怎樣的壯闊場景,最終,張先生還是將其歸於藝術學,歸於善。這是經過長期梳理、研究之后,對比中西藝術路徑而得出的思考:中國藝術是由“美”向“善”的。無論如何,藝術的“善”,確實是人類永恆的歸宿。正如《后記》所言,漢畫“是一座巨大的無字碑”,它起於民間,構筑起中國藝術的基石。它時隱時現,或許這正是中國藝術的基因所在,值得我們崇敬與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