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紀昌蘭,系信陽師范學院歷史文化學院副教授,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項目“宋代宴飲研究”〔20FZSB029〕階段性成果
【讀史札記】
宋代是一個商業經濟空前繁盛,物質生產水平獲得極大提升的歷史時期。包括糧食、蔬果、肉類等在內的各種飲食物資相對豐富,加之隨著海外貿易往來的日益勃興,飲食文化交流漸趨頻繁,極大地豐富了民眾的飲食生活。這一時期人們在獲得物質滿足的同時也產生了奢侈浪費現象:日常飲食生活中“食不厭精,膾不厭細”成為常態,飲食制作過於求精求新,貪圖物質享受、耽於宴樂者十分普遍。對這些現象,時人有所警覺,並從不同角度進行反思和勸誡,提倡飲食節儉觀念,以期“戒奢從簡”,重塑良好的飲食習慣和風俗觀念。
宋人王栐在記述世風世俗時指出,趙宋立國之初,崇尚儉朴作風,少見以金銀等貴金屬制作日常器用,文人士大夫也少有以侈靡相互夸耀逞勝者,公卿之間以清儉為高風亮節。然而到北宋中期,國家承平日久,社會風氣逐漸發生改變,飲食奢侈浪費成風。神宗元豐年間,社會上已有不少人不顧謹身節用之道,“以惰為樂,以侈相驕”,日常飲食講究精致細膩,“一人而兼數人之食,飲酒宴樂、游蕩無度”(《宋朝諸臣奏議》卷98),奢侈浪費現象相當嚴重。司馬光也注意到社會風氣的巨大變化,指出“近歲風俗尤為侈靡”,官僚士大夫宴請賓客,酒必要國家內酒庫所供,果肴追求遠方珍異品種,食物講究品類豐富,飲食器皿擺滿席案,“以華靡相勝”“以奇相曜、以新相夸”(《司馬光全集》卷69),婚喪、奉養、服食、器用等毫無節制。王安石指出,一旦天下以奢為榮,以儉為恥,則“富者貪而不知止,貧者則強勉其不足以追之”,相互效仿,奢侈浪費積習難改(《臨川先生文集》卷39)。南宋時期,社會上也一度風俗好奢,人情好勝,“競尚華居,競服靡衣,競嗜珍饌,競用美器”,同北宋初年清儉的社會風尚不可同日而語。
宋代,人們對豐盛飲食的追求,不僅體現在鮮香誘人的味覺體驗,還包括精巧美觀的視覺享受,尤為突出者即當時所謂的“看菜”。宋人飲食聚會之際,席面上往往陳設一些裝飾物,或是食品,或是器用,北宋時宮廷舉行盛大宴會,所列裝飾物亦有看食、看菜。御宴席面上,每分列環餅、油餅、棗塔為“看盤”,次列果子。為表示對遼朝使者的特殊禮遇,額外增添豬、羊、雞、鵝、兔、連骨熟肉等,以小繩束縛,作為“看盤”。南宋時人們宴請賓客,於佳肴之外,或別具盛饌,或饋以生餼,或代以緡錢,皆不食之物,作為“看菜”。席面擺設“看菜”本源於一種古老的禮儀,所設食物皆可食用。但后人曲解古禮本意,隻供觀看而不食用,無疑是對食物的極大浪費。此外,宋人飲食過於求精求新,熱衷對食物進行裝飾、雕刻等加工,對食材精雕細刻、制作奇巧造型,奪人耳目之余必然造成食物的浪費。司馬光就認為世人取果餌而刻鏤之、朱綠之,以為盤案之玩,是“以目食者”的做法,不值得稱道。
面對宋代社會飲食奢侈浪費現象的日益嚴重,一些有識之士有所警覺,呼吁節儉飲食、倡導清儉食風者不斷涌現。尤其是文人士大夫群體,以筆為器,以文為據,對此類不良飲食風氣從各個角度進行勸誡和警示,力圖使節儉飲食不僅成為一種生活習慣,而且也作為一種共同遵守的價值觀念根植於社會各階層的內心深處。
“儉,德之共也”,“侈,惡之大也”。宋代文人多從“儉以養德”的角度出發倡導節儉、反對奢侈。羅大經指出“節儉之益非止一端”,並從節儉“養德”“養壽”“養神”“養氣”等幾個方面進行闡發,特別強調“儉則不貪不淫,是可以養德也”,大力倡導“戒奢從簡”的生活理念。“以儉立名,以奢自敗”,節儉是立德之根本,也作為評判個人德行的重要標准逐漸深入人心。呂蒙正出身貧寒,位及宰相之后講求美食尤其喜食雞舌湯。一日游賞后花園遙見牆角雞毛堆積如山,隨行者趁機提醒:“雞一舌耳,相公一湯用幾許舌?食湯凡幾時?”呂蒙正幡然悔悟,自此不食雞舌湯,並及時檢省自身德行。南宋大臣李綱功勛卓著,但私藏頗豐,飲食生活奢靡,“每饗客,肴饌必至百品﹔遇出,則廚傳數十擔”,因此受到人們的批評,世人認為他奢侈浪費過度,有德不配位之嫌。
帝王作為整個國家的最高統治者和領導者,上承天命,下理萬民,一言一行皆可為萬民垂范。時人認為帝王飲食習慣不僅事關個人德行修養,而且與國家治亂興衰相關,以飲食節儉規諫帝王的現象相當普遍。北宋名臣范祖禹認為,“古之聖帝明王莫不以儉為美德,侈為大惡”,規勸帝王儉以養德,避免奢侈靡費。韓琦曾經建議仁宗皇帝提防“內患”,其中就涉及“浮費靡節,橫賜無常”(《東都事略》卷69)等內容。蘇軾提出身為人君“廣取以給用,不如節用以廉取之為易也”,倡導德行節儉(《東坡應詔集·策別》)。曾鞏也有類似觀點,在論及國用之時力倡節儉為先,認為“用之有節,則天下雖貧,其富易致也”《元豐類稿·議經費》。南宋大臣胡銓在《經筵玉音問答》中記述了與孝宗飲宴對話的情形。宴席間孝宗提及“子魚”味道鮮美但需節儉食用,受到極口稱贊:“陛下貴極天子,而節儉如此,真堯舜再生”。紹熙初年光宗即位,彭龜年上疏分析南遷以來面臨的窘迫形勢,強調國家之所以困乏,軍民之所以窮悴,士大夫之所以驕墮,皆由一“侈”字起,“侈生於逸,逸生於豫,日益滋長,恐致蠱敗”,規勸新帝戒奢從簡。
為了達到勸誡和警示效果,以文人為代表的有識之士往往渲染因果報應,縱觀宋代文人詩詞及文集,記載因飲食奢侈浪費而遭受報應者比比皆是。《歸田錄》記載名臣寇准少年富貴,夜宴飲酒無度,燃燭通宵達旦毫不顧惜,以致廁所裡燭淚落地成堆。而歷仕真宗、仁宗兩朝的杜衍為人清儉,任職期間不曾燃用官燭,僅用油燈一炷。后來杜衍“壽考終吉”,而寇准晚年卻遭南遷之禍,客死他鄉。對比之下,歐陽修認為“雖其不幸,亦可以為戒也”,傳遞出的就是“儉能善終、奢有惡報”觀念。洪邁在《夷堅志》一書中多處敘述因飲食奢侈浪費而遭受報應的事例,用“過度奢費必遭天譴”來警誡世人。如紹興年間,鎮江有一酒官,沉湎於飲宴會客,“務以豪侈勝人”,數年之后落魄潦倒,乞討為生。面對前后際遇的巨大反差,他痛悔不已,承認“天實折磨,何所追悔”。
隨著對節儉理念、戒奢意識的逐漸認同,宋代士大夫不僅將其視為建立個人良好品德形象的要求,而且強調家風節儉朴素是子孫后代福澤不衰的重要保障。名相寇准作風奢侈,子孫后代“習其家風,今多窮困”,被作為奢侈敗家的典型,成為士大夫自我反思和規勸教育后人的案例。司馬光在《訓儉示康》中列舉了諸多奢侈浪費而導致家道衰落的事例,明確提出“由儉入奢易,由奢入儉難”,意在勸誡后人謹守節儉之道,避免沉湎於奢侈浪費的生活風尚,這句話逐漸傳播開來並成為后世宣揚節儉理念的警句名言。不僅如此,他在生活中也厲行節儉,以身作則,講學期間亦隻“一杯、一飯、一面、一肉、一菜而已”,飲食相當簡朴(《江行雜錄·說纂七》)。陸游在《放翁家訓》中諄諄教導后世子孫,凡飲食但當取飽而已,“彼多珍異夸眩世俗者,此童心兒態,切不可為其所移,戒之戒之!”個人和家庭之外,鄉裡地方在樹立鄉約規范時,同樣將節儉作為重要內容廣為宣傳,教化鄉裡。鄉賢呂大鈞在《呂氏鄉約》中明確提出所謂德行“不修之過”,其中即有日常用度毫無節制,過於侈費以致“不能安貧而非道營求”,具有潛在的損身敗家風險。再如時人舒岳祥所謂“粗茶淡飯是家風”(《閬風集》卷2)等安貧樂道理念都成為規勸鄉民謹守節儉生活作風、穩定社會秩序的箴言。
總體來看,面對飲食奢侈浪費現象,宋代士大夫從個人、家庭、鄉裡社會乃至國家興亡的角度進行闡釋,宣揚戒奢從簡的生活理念,努力營造“儉以養德”的社會氛圍。經過不斷的宣揚與倡導,廣大民眾逐漸接受“節儉為美”的德行規范。“一粥一飯,當思來處不易﹔半絲半縷,恆念物力維艱”(《朱子治家格言》)等成為上至帝王將相,下至黎民百姓信服遵循的至理名言,時至今日依然發人深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