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羅建新,系西華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
“金相玉式,艷溢錙毫”的楚辭,衣被后世,影響深遠。文士藝術家多“斟酌其英華”,象其從容,或纘述其詞而擬騷,或注詮箋釋以解“騷經”,或取以為法書繪畫創作之素材,紛總總其繁盛,遂使楚辭研究著作與“楚辭體”作品前后相續,而楚辭題材的書畫作品如各體法書《離騷》《九歌》《九章》《遠游》《漁父》《九辨》《高唐賦》《釣賦》、線描或設色畫《離騷圖》《九歌圖》《湘君湘夫人圖》《山鬼圖》《卜居圖》《屈原漁父圖》《屈子行吟圖》《屈原餐菊圖》《麓山吊屈圖》《醴浦遺佩圖》《滋蘭樹蕙圖》《蘭蕙圖》《飲酒讀騷圖》《端午競渡圖》等亦層出累現,令人目不暇接,共同構成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之林中蔚為壯觀的“楚辭文獻叢”。
這其中,因楚辭書畫的作者,如歐陽詢、李昭道、張敦禮、蘇軾、李公麟、米芾、梁楷、趙孟堅、錢選、趙孟頫、張渥、沈周、祝允明、文征明、仇英、王寵、董其昌、陳洪綬、蕭雲從等,多為藝林宗師,其作具有極高的文化藝術價值,既有被皇家視為御覽之寶者,亦多達官顯貴寶之以傳子孫的秘藏珍玩,更是商賈鬻賣獲利的重要對象,有著極其廣泛的社會需求,故在其流傳過程中,有工巧者或臨摹虛造,或補題換款,或截割補綴,使得歷代楚辭書畫作品傳本甚眾。如傳為李公麟的《九歌圖》就有中國國家博物館“七月望日”本、北京故宮博物院“李伯時為蘇子由作”本、遼寧省博物館王橚題跋本、黑龍江省博物館賈似道藏本、中山大學人類學博物館吳柄篆書本、台北“故宮博物院”米芾篆書本、蕭良輔藏本、《鳳墅帖》本、吳澄題跋本、曹緯書辭本、朱希忠藏本等十余種傳本,題署蘇軾的行書《九歌帖》有台北“故宮博物院”乾隆御筆題簽冊頁本、檇李項氏藏本、項元汴跋文本等不同傳本,米芾楷書《九歌帖》亦有《快雪堂法帖》周季木藏初拓本、涿拓本、建拓本、內府本、梁同書臨寫本等多種傳本,其中良莠相雜,魚目混珠,有的還給藏家、學者、民眾帶來認知錯誤,造成經濟、知識等方面的不良影響。
面對此種狀況,宋、元以來的學者們即嘗試從不同角度、綜合運用多種手段對楚辭書畫真偽問題進行考訂﹔千載而下,產生並形成了諸多行之有效的方法,如“望氣”(據作品“氣韻”即精神特征來判定)、“辨款印”(據作者款識印章兼及收藏印章,經查對真跡來判斷)、“考著錄”(據收藏印章與題記來核對)、“結構分析”(以風格為核心和首要依據,並把印章題跋、收藏著錄、材質裝裱等因素納入藝術文化的演進過程中去認識)等(薛永年《書畫鑒定與書畫作偽》)。這些方法對於正確認知楚辭書畫的具體內涵、恢復其歷史本原面貌而言,皆具有重要參考價值,故多為學界所取用。
除了這些方法之外,從文獻學角度切入,借助傳世《楚辭》寫本與刻本,運用“異文比勘”之法,進行文辭考校,明源流,別異同,辨衍脫,亦不失為考訂楚辭書畫作品真偽問題的一種有效途徑。這是因為,楚辭法書乃是基於書家審美觀而秩序井然地對《楚辭》文字的藝術化呈現,楚辭題材繪畫中亦書寫有不少其所依傍之文字﹔這些文字具有時代性特征,必定是藝術家所處之時代能夠見及的《楚辭》文字,且在書寫時當需遵循特定的政治要求與文化規定,並符合書家的書寫慣例﹔倘若與此有悖,除考慮特殊個案外,書畫作品本身的真實性問題也就需要慎重考量了。比如,北京故宮博物院藏有歐陽詢楷書《離騷帖》明拓本,經《歷代碑帖法書選》編輯組印行后,化身萬千,廣為流傳,然實為偽作﹔對此,可借助唐宋《楚辭》寫本與刻本,通過文辭比勘而見出。
首先,以唐代《楚辭》傳本比勘歐陽詢《離騷帖》,得見二者文字多有出入。倘若將歐陽詢《離騷帖》定為真跡,則帖中文字當與唐人所見之《離騷》差別不大,事實卻並非如此。唐時《離騷》,主要有兩類傳本:一為單行者,如王逸《楚辭章句》、郭璞《楚辭注》、劉杳《離騷草木疏》,以及徐邈、宋處士諸葛氏、孟奧、釋智騫等的《楚辭音》之類﹔一為《文選》所載者,如古寫本《文選集注》,五臣、李善《文選注》,及其他雜注中所載錄者。這兩類傳本中的《離騷》文辭與歐陽詢《離騷帖》皆有出入:法國國家圖書館藏智騫寫本《楚辭音》中所釋“要”“遺”“效”“處”“語”“折”“草”“宅”諸字,《離騷帖》中皆無著落﹔日本金澤文庫藏古寫本《文選集注》之《離騷》文字與《離騷帖》相較有十九處異文﹔李善《文選注》尤袤刻本、五臣《文選注》建陽陳八郎刊本之《離騷》文辭與《離騷帖》相較皆有二十余處文字差異,且多非“夫”“之”“乎”類虛詞﹔再則,古寫本《文選集注》中“歔欷余郁邑兮”至“吾令鴆為媒兮”部分,李善《文選》尤袤刻本中“歔欷余郁邑兮”至“吾令鴆為媒兮”部分、“時亦猶其未央”之“央”字及以下至“駕八龍之婉婉兮”句之“駕”字處,歐陽詢《離騷帖》皆全脫﹔同時,古寫本《文選集注》、李善《文選注》尤袤刻本、五臣《文選注》建陽陳八郎刊本之《離騷》中皆無被洪興祖認為是“后人所增”的“曰黃昏以為期兮,羌中道而改路”句,歐陽詢《離騷帖》中卻有此二句。由此可見,今傳歐陽詢《離騷帖》與唐時《離騷》傳本文辭頗多差異,又有衍脫之處,二者所據底本有異,當是重要原因。
其次,以唐代《楚辭》傳本比勘被學界定為真跡的歐陽詢《九歌帖》,得見二者文字無甚差異,可從側面証明《離騷帖》乃偽作。倘將日本西東書房《歐陽率更九歌殘石》與尤袤刻李善《文選注》相比勘,即可發現,《東皇太一》《雲中君》《山鬼》二者文字全同,《湘君》《湘夫人》僅二處微異﹔與陳八郎本五臣《文選注》相校,亦可發現,《東皇太一》《雲中君》《山鬼》篇二者文字全同,《湘君》《湘夫人》篇僅三處微異。由此看來,確乎出於歐陽詢的《九歌帖》,在文辭上與李善、五臣《文選注》中《九歌》差別甚微。倘若定《離騷帖》亦為率更真跡的話,那麼,同為一人所書,所據底本及其文辭卻出現如此大的差異,這不由得讓人產生懷疑:歐陽詢《離騷帖》當是后人所偽托,非為率更手筆。
再則,以宋代《楚辭》刻本比勘歐陽詢《九歌帖》,得見二者文字基本相同。將此題名歐陽詢的《離騷帖》與宋端平本《楚辭集注》相較的話,可以發現:端平本中有“曰黃昏以為期,羌中道而改路”句,歐帖亦有之﹔二者文字差異僅兩處:一省文、一增語氣詞之異,當為《離騷帖》書寫者之筆誤,無礙大局。可以認為:二者所據為同一底本。朱子著書時,劉安、班固、賈逵諸人注《離騷》之書,皆不復存﹔隋、唐間訓解者五六家及僧道騫所為楚聲之讀,“亦漫不復存”,“獨東京王逸《章句》與近世洪興祖《補注》並行於世”,於是其於“疾病呻吟之暇,聊據舊編,粗加檗括,定為《集注》八卷”(朱熹《楚辭集注目錄序》)。顯然,《楚辭集注》當是據王逸、洪興祖之書來厘定《離騷》文本,不可能據其所見歐陽詢《離騷帖》來取舍文辭﹔而歐帖無疑當為后出者。
通過將歐陽詢《離騷帖》與唐宋寫本、刻本所載《離騷》文辭相比勘,即可見出:當下廣為流傳的歐陽詢楷書《離騷帖》,實為南宋或以后人據端平本《楚辭集注》文字而偽造,斷非歐陽率更真跡。
這樣看來,在進行楚辭書畫鑒定時,亦可從文獻學角度著眼,將書畫作品視為版本之一種,以其上所書寫之文字為線索,將之置於版本產生、發展、流傳的歷史進程中,通過對不同傳本的文字比勘、同異考校,來明其源流,別其真贗。與前賢的其他方法相較,此種方法將關注重心轉向於作品的文字構成,具有一定的客觀性、實証性與合理性,當能對書畫鑒定方法有所裨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