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學鍇：下笨功夫，做真學問

人民文學出版社一九七八年版《李商隱詩選》 資料圖片

國家圖書館藏明毛氏汲古閣刊《李義山集》 資料圖片

劉學鍇《唐詩選注評鑒》手稿 資料圖片

中州古籍出版社二〇一九年版《唐詩選注評鑒》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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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人小傳

劉學鍇，1933年生，浙江鬆陽人。1952—1963年，就讀並任教於北京大學中文系。現為安徽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中國詩學研究中心顧問。曾任中國唐代文學學會常務理事、中國李商隱研究會會長。著有《李商隱詩歌集解》《李商隱文編年校注》《李商隱傳論》《李商隱詩歌接受史》《溫庭筠全集校注》《溫庭筠傳論》《唐詩選注評鑒》等。另發表專題論文多篇，較有代表性者，收入《唐音淺嘗集》一書。2016年獲安徽師范大學教師終身成就獎。

洋洋三百萬字的《唐詩選注評鑒》，是劉學鍇先生75歲時開始撰寫的。他不顧年高筆顫，歷時四載，一筆一畫在稿紙上寫成此書。2013年初版后，每次重印，劉先生都會對已發現的疏失進行修改。2019年的新版也不例外，86歲的他，又新增修訂400余處。

了解劉學鍇學術生涯的人，對他以如此高齡成此巨帙不會感到意外。劉先生曾說：“哪怕就是笨人，隻要肯下笨功夫，持之以恆，肯定會有比較像樣的成果。”在迄今已逾一甲子的學問人生中，他就是憑借一點一滴的笨功夫，做出了真學問——有近千萬字的著述為証。

兀兀窮年的學問人生

劉學鍇1933年生於浙江鬆陽，1952年進入北京大學中文系學習，1959年留校任教，直至1963年主動要求調往合肥師范學院（安徽師范大學前身，后遷回蕪湖）與家人團聚。在燕園生活的十二個春秋，為他后來的學術生涯，奠定了堅實基礎。

上世紀50年代初的北大，激情洋溢，許多中文系學生，對文學創作充滿向往。然而在入學后的第一場師生見面會上，系主任楊晦先生就說，北大中文系不培養作家，希望同學們刻苦讀書，將來准備當老師，當學者。這給了劉學鍇很深觸動。大學期間，他通覽了許多重要作家的詩文詞集和戲曲小說。作為文學史課程課代表，與游國恩、浦江清、吳組緗、林庚等名師接觸較勤，他就借助這個“便利”，多方請教。

1956年，劉學鍇被免試錄取為林庚先生的第一屆副博士研究生。1959年，又奉魏建功先生之命到新組建的古典文獻專業擔任教師。在隨林庚先生讀研期間，劉學鍇不僅通讀了20余部古代文學經典，還根據指導老師要求，認真閱讀自魏晉至五代的名家別集，撰寫讀書報告，定期呈改，然后師生討論。為了協助正在撰寫《盛唐氣象》一文的林庚先生做資料統計工作，劉學鍇對唐詩做了通覽。到古典文獻專業任教后，他又在吳小如等先生的指導下，從閱讀《書目答問補正》《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起步，繼而鑽研清儒和近人有關校勘學的專著和古籍校注，花了一年多時間撰寫講義，終於開出新設置的“校勘學”課程。劉學鍇后來在古籍整理上的建樹，與這段時間的勤學深思有很大關系。

“文革”期間，已經移教安徽的劉學鍇，像很多學者一樣，處於困境之中，但他沒有放棄自己鐘愛的古典文學。1975年，他和余恕誠應人民文學出版社之邀撰寫《李商隱詩選》。從此開始，他用了整整三十年的時間，專力從事李商隱研究。他的李商隱研究，從詩集解、文校注、資料匯編，到傳論、接受史、選本乃至普及讀物，形成了完整體系。2014年余恕誠去世后，劉學鍇撰寫了《我和恕誠合作撰著有關李商隱的幾部書稿的具體情況》一文，其中回憶自己為寫《李商隱詩選》赴京抄錄材料的情景：

（1975年）9月，由我至京聽取專家對樣稿的意見，並用了20天左右的時間，以《唐人八家詩·李義山集》（毛氏汲古閣刊）為底本，至北京圖書館善本室過錄了清影宋抄《李商隱詩集》、明悟言堂抄本《李商隱詩集》、明蔣孝刊《中唐十二家·李義山詩集》、明胡震亨輯《唐音統簽·戊簽·李商隱詩》、明姜道生刊《唐三家集·李商隱詩集》、清席氏刊《唐詩百名家全集》之《李商隱詩集》的全部異文，及傅增湘過錄在席本上的蒙叟（錢謙益）抄本、季滄葦抄本的異文。又抄錄了王鳴盛在馮浩《玉谿生詩箋注》初刊本上的手批。

又追記自己如何開始撰寫《李商隱詩歌集解》書稿：

1979年3月至4月，我和恕誠用了約一個月時間赴北京查閱抄錄我們已抄錄材料之外，師大館藏所無的有關李商隱的資料……並補錄了錢謙益東澗老人寫校本《李商隱詩集》的異文及蔣斧的跋文……我1979—1981年無課，即專力投入此項浩繁的工作。從科研處領了5000張大方格400字稿紙，便按凡例所定“詩正文”“集校”“集箋集評”“撰著者按”各項逐篇進行，夜以繼日，歷時約一年半，獨立將近600首義山詩歌整理箋釋完畢，共4000余頁，約160余萬字。1980年暑假后，恕誠邊寫論文《唐詩所表現的生活美與精神美》，邊逐篇看我寫的初稿……恕誠看完我的全部初稿后，我們就分頭開始作修改、謄抄、定稿工作。

劉學鍇、余恕誠兩位先生的李商隱研究，是20世紀的學術經典，但是僅從以上這些遠非全部的自述中，即可想見他們投入多少心血，經歷多少不易。

劉學鍇2005年退休后定居北京。這十多年來，他先是完成《溫庭筠全集校注》《溫庭筠傳論》《溫庭筠詩詞選》三部書，其后又因“不能忍受閑暇無事的狀態”，撰寫了這部《唐詩選注評鑒》。關於后者，劉學鍇說自己開始時計劃比較大，選了2700余首，基本上把現存唐詩中的精品一網打盡，但后來因精力實在不濟，就壓縮到600多首。盡管如此，該書的工作量仍很大，光箋評一項，就需要翻閱、選擇、抄錄大量前人文字。一位專家對該書“李白”部分引用資料做初步統計后發現，竟達155種之多，其中不少文獻，連專門從事李白研究的學者都未曾關注，而這都是劉學鍇以顫抖之手一筆一畫完成的。當劉學鍇委托次子把滿滿十大包手稿送到出版社時，編輯們無不感到震撼。

重估李商隱的文學價值

劉學鍇集三十年之力從事李商隱研究，撰寫出以《李商隱詩歌集解》《李商隱文編年校注》《李商隱傳論》為代表的系列論著。這些論著，正如上海大學教授董乃斌所稱道的那樣，無一不是“用專業的工匠精神仔細打造的精品”。劉學鍇的研究，不僅使李商隱這位晚唐大詩人的人生與創作得到徹底清理，實現了李商隱在中國古典詩歌史經典地位的重估，其研究方法的創新亦能給人以啟迪。

從清代到民國，李商隱研究持續不斷，正如劉學鍇所言，可以列舉“一長串研究者名單”，但就是這樣一位被岑仲勉先生形容為唐代作家中“后世治之最勤”之一的大家，無論是生平行蹤，還是作品系年、錯簡異文、詩意理解等，都存在大量懸而未決的問題。劉學鍇的李商隱研究，在文獻整理考証方面，得出了大量有突破性的或有創新性的結論。其中，關於義山“開成五年江鄉之游”的辨正和“梓幕期間歸京”行程的考辨，最為典型。

清人馮浩、近人張採田等人認為李商隱在唐文宗開成五年秋末至翌年（武宗會昌元年）春曾有過一段歷時數月的“江鄉之游”（今湖南洞庭湖一帶），岑仲勉對此雖有質疑，但因缺乏有力內証，並未獲得學界普遍認同。劉學鍇撰《李商隱開成末南游江鄉說再辨正》等三文，根據李商隱詩中的內証，特別是對《哭劉司戶蕡》詩“更驚騷客后歸魂”一句的正確解釋以及對羅袞《請褒贈劉蕡疏》文中馮、張誤引的“身死異土，六十余年”一句的還原，又証之以新發現的劉蕡次子劉珵墓志中關於劉蕡“貶官累遷澧州員外司戶”的記載，以及文宗開成五年秋冬間，李商隱隨王茂元赴陳許幕府前夕、途中、初到時代擬的一系列表狀啟牒和詩作的詳實考辨駁正，徹底否定了馮、張之說，從而對三十余首義山詩文重新做了系年和闡釋，糾正了馮、張等人的錯誤。

宣宗大中五年至九年，李商隱在東川柳仲郢幕府生活了五個年頭，此間他是否回過長安？在歷代研究中，隻有曾國藩在《十八家詩鈔》中說過一句李商隱“曾回京一次”，但未提供任何佐証和考証。劉學鍇《李商隱梓幕期間歸京考》一文，則由《留贈畏之》《行至金牛驛寄興元渤海尚書》等詩中出現的明顯矛盾生疑，繼而通過對《為同州張評事（潛）謝辟啟》《為山南薛從事（杰遜）謝辟啟》《贈庾十二朱版》等詩文所涉人物行跡的細致辨析，考明大中七年仲冬，在梓州幕主柳仲郢的安排下，李商隱曾有過一次歸京探親之旅，並指出這段行程的意義，在於釋放了李商隱郁結已久的懷土思親之情，從而導致其后兩年的詩歌“沒有再出現先前那種強烈而頻繁的思鄉情緒。”類似考辨，有益於深化對李商隱其人其詩的認識。

改革開放以后的“李商隱熱”，最引人注目的是袁行霈主編的教育部推薦教材《中國文學史》。在以往的文學史著作中，李商隱往往隻佔一節的篇幅，在這部文學史中則改為列專章論述，李商隱得以與從屈原到曹雪芹那些公認的古代一流作家並列。對於這個變化，各種意見都有。面對某些質疑，作為“李商隱熱”的主要推動者，劉、余兩位倒一直顯得淡定從容，因為他們的結論，都是從深入研究中得來，有其堅定底氣。

比較而言，余恕誠為文力求創新，並認為李商隱之所以成為卓然大家，主要緣於義山“無題”諸作在“表現心靈世界”上的獨創新體與重大開拓。而劉學鍇因歷來對李詩的歧解紛出，則更重視在繼承的基礎上融會貫通和創造，他既在整體上概括義山“感傷情調、朦朧詩境、象征色彩，抒寫內心幽隱情緒，歌詠悲劇性愛情體驗、人生感慨”的詩歌風貌，又揭示李商隱“在一系列傳統題材、各種體裁中都有一流之作和創造性貢獻”，認為這是“全面理解李商隱、恰當評價其地位”的重要一端。《李商隱與宋玉——兼論中國文學史上的感傷主義傳統》《古代詩歌中的人生感慨和李商隱詩的基本特征》兩文，列舉大量富有感傷色彩、飽含人生況味的義山詩歌名篇，証明將李商隱置諸李白、杜甫、曹雪芹等一流文人行列中，確有其依據。歷史總在向前，對一個作家的認識也往往處在變化之中，宋人即高倡“子美集開詩世界”，李商隱則直到清代才有吳喬提出“唐人能自辟宇宙者，惟李、杜、昌黎、義山”，但不能因為后出，就忽視某些經典價值有再發現再評價的可能和必要。

劉學鍇曾自謙其李商隱研究，“用的方法基本上是傳統方法，沒有多少新花樣，但自感每一步都走得比較踏實”。踏實是肯定的，但他的研究也表現出新的學術理念，《分歧與融通——集解李義山詩的一點體會》《古典文學研究中李商隱現象》等即為代表。這些文章既是李商隱研究的重大進展，對於古典文學研究的深入也有借鑒意義。

清代以后，李商隱研究漸成氣候，但問題不少，方法落后是重要原因。劉學鍇雲：“特別是索隱猜謎、穿鑿附會的解詩方法，從吳喬發端，到程夢星、馮浩大加發展，到張採田則登峰造極，產生了極為深遠的負面影響。不走出索隱陰影，李商隱研究就會越來越陷入誤區，不能自拔，甚至走火入魔。”他認為這種“索隱現象”，以及與之相關的“鐘擺現象”“紛歧現象”，歸根結底是由於“對李商隱的象征詩風缺乏深入的探討和科學的評價”，因此必須著力折中分歧，追求更高層面的融合眾說和統攝，他對《錦瑟》一詩的闡釋就是如此。《錦瑟》詩旨，長期異說紛紜，劉學鍇指出它們“既有其各自的優長與合理性，又各有其自身的缺陷”，必須互補和融通。他認為：“（諸種）異說雖貌似互不相干，但實際上卻是一體連枝，異派同源。這個‘體’和‘源’就是具有悲劇身世，在政治生活、愛情生活和婚姻生活上遭遇過種種不幸的感傷詩人李商隱。他的詩，就是上述種種不幸的表現和寄托。”這就在解詩理念上為把《錦瑟》“還原為一個藝術整體”掃清了根本障礙。

切實有用的唐詩鑒賞

古典文學研究以整理闡釋弘揚我國古代優秀文學遺產為中心使命。緊扣作品，講清經典的價值，探析成因、總結經驗，既是古典文學研究的起點，也應是古典文學研究的歸宿。

劉學鍇早年從林庚先生研讀魏晉南北朝隋唐五代詩，在長期的熏陶下，很早即意識到“細讀文本，特別是最有代表性的作品，始終是研究的基礎一步”。在安徽師大中文系，他又遇到了多位看重且擅長古詩文鑒賞的知音。上世紀八十年代“鑒賞熱”中的代表性著作《唐詩鑒賞辭典》，開篇即錄劉學鍇為虞世南《蟬》詩所撰鑒賞，他和同事余恕誠、趙其鈞以及研究生周嘯天等人，撰寫了該書四分之一的文字，為新時期唐詩經典的普及，做出了重要貢獻。

寫出好的鑒賞，學者不僅需要有一流的文字表達能力，還要具備扎實的文獻功底、深厚的理論修養與敏銳的藝術鑒別力。因為長期從事鑒賞，且對鑒賞熱興起后正反兩方面經驗教訓都有深察，劉學鍇希望能在清人編《唐詩三百首》后，再選出一部“既充分吸收前人對唐詩經典業已定型的認識成果和編選成果，又能反映兩個世紀以來經歷史淘洗，廣大讀者品讀實踐、研究者闡釋賞鑒所肯定的一系列新的經典作品和優秀作品，並加以吸納的新的唐詩選本”。（《選本時時新》）《唐詩選注評鑒》以及以此為基礎濃縮凝練而成的《劉學鍇講唐詩》，集中體現了他的鑒賞理念和成就。

文學鑒賞的目的，首先在於發現精品，講清好處。《唐詩選注評鑒》共選杜詩60題69首，其中《前出塞九首》隻選其六，是因為此篇“純用議論”又“在一氣直下之中富於深刻的蘊含，經得起咀味並啟人思考”﹔而宛如“一篇幽薊從軍記”的《后出塞五首》隻選其二，則考慮本篇尤其“以意境的闊大悲壯著稱”﹔《秋興八首》為組詩卻全部入選，是緣於藝術上內在的完整一貫，不容分割。選詩之外，劉學鍇的賞析尤見力道，如指出賀知章的“二月春風似剪刀”之所以要好過杜甫、李賀、溫庭筠等人的類似詩句，就是因為賀詩在“新巧的比喻中有豐富的蘊含和雋永的詩味、活潑的詩趣”。去取之間，品評辨析，對於日常教學和閱讀，無疑都有啟示性。

劉學鍇的唐詩鑒賞，堅持以實事求是為前提，絕不妄談戲說。崔顥的《黃鶴樓》首句“昔人已乘黃鶴去”，在《唐詩選注評鑒》中，劉學鍇將其回改為本初面貌“昔人已乘白雲去”，除廣征歷代文獻尋找版本依據外，更揭出“白雲”用《庄子·天地》“乘彼白雲，至於帝鄉”之典作為依據。對王灣《次北固山下》異文的比較辨析和定本考訂、李商隱《夜雨寄北》正確文本和寫作時間的考訂，都是在對版本、典故、地理、人事背景深入考察后做出的可信按斷。本事方面，《唐詩選注評鑒》選李白的名作《長相思》，既從字面上講透該詩寫男女相思的深情與對所思者的虛化乃至仙化處理，又“以李証李”，聯系李白天寶三載所作之《單父東樓秋夜送族弟沈之秦》，發明詩中有李白放還后“眷戀玄宗”的政治托寓。這對實現更高層次亦更近作家本意的詩歌鑒賞，是至關重要的。

劉學鍇主張詩歌鑒賞應力戒穿鑿。他箋解李商隱的《嫦娥》《樂游原》《無題》諸作，就注意“使詩歌闡釋更富包容性、開放性，而不是追求定於一尊”。中唐張籍《節婦吟寄東平李司空師道》，歷代均認為有政治托寓。但劉學鍇的鑒賞，則首先強調“應將對原題及文本的解讀與后來關於此詩本事及托意的分析評論分開來討論，否則會治絲愈棼，纏夾不清，無法理清頭緒”，繼而在承認此詩確有寄托的基礎上，指出其更具超越性的藝術魅力在於“非常真實深刻地表現了人們對婚姻乃至人生缺憾的無奈”。這種堅持把詩當詩讀而非當謎語猜的正確態度，有助於對詩歌豐富意蘊的揭示。

劉學鍇鑒賞詩歌，尤其注意從具體的詩意詮解中提煉具有普遍性的藝術經驗與思想精華。由於劉學鍇對中西文論及歷史唯物主義等理論都有過深入學習，特別是他自己擁有珍貴的人生閱歷，他的鑒賞一般不滿足於就事論事，而是希望從詩中讀出自己對於文學、對於社會乃至對於生命的體驗。《唐詩選注評鑒》中對賀知章“兒童相見不相識，笑問客從何處來”（《回鄉偶書》其一）兩句的鑒賞，不僅用近乎小說的筆法，精彩還原了“一個極富生活情趣和戲劇性的場景”，而且引出一番深長的人生感慨：“人們總是在對照中才強烈感受到自然的永恆和人世的滄桑。”詩歌作者與鑒賞者在這裡近乎合二為一。劉學鍇對杜甫《丹青引贈曹將軍霸》《觀公孫大娘弟子舞劍器行並序》等暮年詩歌既文採紛披又情思蒼郁的解讀，對《秋興八首》組詩既高屋建瓴，又剝繭抽絲，並上升到對杜甫后期乃至整個中晚唐詩歌情感基調概括的長篇鑒賞，許多論斷與發揮，背后可見劉學鍇閱世至深后的生命沉吟。

在2018年的一次學術專訪中，劉學鍇先生說：“我自知先天不足，悟性不高，缺乏才氣、識見，后天又學養不足，短板甚多……任繼愈先生謙稱自己是過渡的一代，我隻能是過渡的一代中最平凡但多少做了些實事的人。”其實像劉學鍇先生這樣的學人，既以長期辛勞做出無愧於心、無愧於世的業績，他們的創造勇氣與頑強意志，亦將是推動學術前行的堅實助力。

（作者：王樹森，系安徽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研究中心研究員、安徽省社會科學院副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