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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為蘇培成（右）與呂叔湘（中）、程玉振夫婦合影。資料圖片
《語文書簡——周有光與蘇培成通信集》
《現代漢字學綱要》（第3版）
《怎樣使用標點符號》
蘇培成在課堂上。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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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人小傳
蘇培成，1935年生於天津。1957年考入北京大學中文系漢語言文學專業。1959年分入該專業的語言專門化，1962年畢業，分配到北京師范專科學校，教授古代漢語。1965年北京師范專科學校解散，被分配到北京第八女子中學做語文教師。1978年調入北京師范學院分院中文系。1988年調入北京大學中文系，1999年退休。1998年至2006年擔任兩屆中國語文現代化學會會長。現為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中國語文現代化學會名譽會長。主要從事語言文字應用研究，包括標點符號應用研究、現代漢字研究、語文現代化研究、漢語辭書研究等。發表文章600余篇，撰有《現代漢字學綱要》《二十世紀的現代漢字研究》等專著，合編《新華大字典》《新華多功能字典》等辭書。
1951年，著名語言學家呂叔湘、朱德熙撰寫的《語法修辭講話》在《人民日報》連載。那一年，16歲的天津中學生蘇培成因病在家休學，每周兩版的《語法修辭講話》強烈地吸引著他。從此，蘇培成迷上了語文。
1957年，他考入北京大學中文系，把漢語言文字學研究作為終生的事業。如今，六十多年過去了，無論在哪個單位工作，蘇培成都利用一切可能的條件學習、研究語言文字。
“祖國70華誕”為什麼不對？有人寫“錢鍾書”，有人寫“錢鐘書”，孰是孰非？《現代漢語詞典》應該收錄字母詞嗎？應該如何看“菜鳥”“拍磚”“有木有”這些網絡詞語？蘇培成關注語文規范化，倡導語文現代化，隨時捕捉語言生活中的問題，既有細微的觀察，也有系統的思考，既在學界引領前沿研究，也通過大眾媒體普及語文知識，結出累累碩果。
語文研究，終身事業
在北大求學的五年，蘇培成聆聽了王力先生、朱德熙先生等多位學術大家的課程。他回憶，王力先生給1957級本科生講授古代漢語，設計了文選、通論、常用詞三結合的新體系，並且編出了一個學期的講義，課前發到學生手裡。上課是在北大一教的101大教室，旁聽的人很多，走道上都站滿了人。王力先生知識面很寬，講課非常嚴謹，新體系的教學效果很好。后來，王力先生應教育部之邀主持編寫古代漢語教材，就是以這部講義為基礎。
1959年，北大中文系1955級和1957級兩個語言班著手從事“現代漢語虛詞例釋”的研究。這個課題是兩個班同學的共同項目，55級是學長，57級是小弟弟，57級聽55級的。55級班長是陸儉明，學生中很多日常工作由他具體負責，但是很學術上的問題還是要求教於老師。於是，中文系指定朱德熙先生和高名凱先生輔導。蘇培成參加的是副詞組，編寫了數十個詞條。后來同學們畢業了，這個課題就由北大中文系現代漢語教研室的老師和助教們繼續打磨。課題成果《現代漢語虛詞例釋》於1982年在商務印書館出版，社會反響很好，成為漢語學術界虛詞研究的重要參考書。當然，蘇培成他們當初都是大學生，學術能力有限，為該書所作貢獻也有限，但他們在編寫過程中接受了學術研究的訓練，初步接觸到了語言學的學術門徑。
蘇培成在北大讀書期間，正趕上社會大變動。為了貫徹“教育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的方針，1957級學生有一個學期到京西城子煤礦半工半讀，還有一個學期到十三陵公社黑山寨大隊種地，以至有的課程沒有學完。但是，北大五年學習和勞動的經歷對蘇培成的思想和業務都有重要的意義。在思想上，他走出了個人的小圈子，自覺地將自己的成長與國家社會發展建設融為一體﹔在學術上，不僅打下了語言文字學堅實的基礎，養成了嚴謹求實的學風，而且堅定了把語言文字研究作為終身事業的決心，不放棄、不拋棄、不動搖。
經歷坎坷，初露鋒芒
1962年，蘇培成從北京大學中文系本科畢業，被分配到北京市教育局，又從教育局分配到北京師范專科學校中文科教授古代漢語。那時，他下決心把古代漢語作為自己發展的方向。可是，1965年北京師范專科學校解散，蘇培成被安排到北京第八女子中學（簡稱女八中）做語文教師。憑借豐富的文學和語言學積累，蘇培成的課堂內容豐富生動，富有吸引力，讓不少學生喜歡上了語文課。
“文革”后期，學校教學秩序逐漸好轉，蘇培成就抽空做學術研究。一個偶然的機會，他得知北京人民出版社正在編輯出版一套“語文小叢書”，很受社會的歡迎，就想為這套叢書寫一本《怎樣使用標點符號》。他花了不少時間搜集例句、歸納用法，寫成了5萬字的書稿。1974年，該書作為“語文小叢書”的一種出版，第一版就印了50萬冊。那個年月出書沒有稿費，出版社送給他120本書作為回報。2017年，《怎樣使用標點符號》又作為“大家小書叢書”的一種增訂再版。這本書可以看作是蘇培成語言文字應用研究。
“文革”結束，科學的春天到來了。蘇培成給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寫了求職信，很快就收到答復，同意接受他來所工作的申請。但向北京女八中提出工作調動的請求時，卻遭到拒絕。蘇培成隻得一邊鑽研學問，提高研究水平，一邊等待時機。1978年，北京市為了培養中學教師成立了北京師范學院分院，需要教師，有人推薦了蘇培成，北京市教育局經過考察，同意將他調入分院中文系。因為北京師范學院分院也隸屬北京市教育局，同屬一個系統，所以調動比較順利。在分院，蘇培成負責現代漢語課的教學，擔任漢語教研室主任，也開展學術研究，編寫出版了《現代漢語語法基本知識》等專業性較強的書籍。
1979年8月，呂叔湘、朱德熙的《語法修辭講話》修訂本由中國青年出版社出版。蘇培成馬上買來了修訂本，並與初版本進行比較。他想弄明白都修訂了哪些例句，為什麼要這樣修改。比較后他發現，多數例句的修改是必要的，也十分妥當，但也有個別例句修改后與要用來說明的語法問題不夠貼切。蘇培成把這些不夠貼切的例句抄了下來，加上自己的分析，寄給了呂叔湘先生請求指導。1979年12月6日，呂先生給蘇培成寫了回信，信裡說：“得手教兼示《講話》新版錯誤，感佩無已。已轉告陸儉明同志趕制勘誤表送出版社，請釋念。拙作措語時傷苟簡，致勞尋繹，甚用歉惶。敢請嚴加批剔，倘有高見，不吝賜示，亟盼亟盼。”（見《呂叔湘全集》第十九卷109頁）呂先生的復信，給蘇培成極大的鼓舞，他教學科研熱情更高了。
重返北大，如魚得水
機遇總是降臨給有准備的人。1987年，北京大學中文系遵照上級指示開辦文秘專業，可是中文系的教師無人願意改行承擔這項新的任務，隻得外調。這時有人推薦了蘇培成。中文系領導班子認為他比較適合做這項工作，蘇培成當然也願意重返北大。可是北京師范學院分院不肯放人，最后北大人事處處長親自出面交涉，蘇培成才於1988年春天重返北大。有人問蘇培成對重返北大有什麼期待，他回答，一方面高興，一方面感到壓力很大。與在中文系裡工作了幾十年的教師相比，自己的學術基礎較薄弱。隻有刻苦努力，才能勝任工作，有望做出點成績。重返北大以后，蘇培成在語言文字研究的多個方面取得了不小的成就。
1980年，周有光先生發表《現代漢字學發凡》，提出建立現代漢字學的主張。周先生的觀點首先受到關注中國語文現代化學者的響應。有些高校陸續開設了現代漢字學課程，也出版了現代漢字學的相關教材。1994年，蘇培成經過精心准備，出版了《現代漢字學綱要》。該書雖晚於之前同類的現代漢字學教材，但書中有許多他個人創造性的研究成果，一出版就引起了學界的關注。1996年，蘇先生又以“二十世紀的現代漢字研究”為題申請國家“九五”社科基金，獲得了批准。經過5年的爬羅剔抉，刮垢磨光，45萬字，600多頁的《二十世紀的現代漢字學研究》終於在2001年出版。該書是迄今為止唯一一部現代漢字研究史的專著。而在2014年，《現代漢字學綱要》已經出版了第三版。對此，蘇培成感到比較欣慰，因為說明這本書對社會還是有用的。
蘇培成的現代漢字學研究，提出了不少與以往學者不同的新觀點。他將現代漢字從來源上分為兩類，一類是自古傳承下來的字，例如“江”“河”，另一類是現代的簡化字，例如“書”“專”。有的學者主張前者按照傳統的六書分類，“江”“河”是形聲字。后者按照簡化字來分類，“書”“專”是草書楷化字。蘇培成認為，現代漢字不需研究漢字的來源，隻需研究現代漢字的現狀和應用。從現狀和應用說，“江”“河”“書”“專”都是現代漢字，應該按照統一的標准分類。因此,他提出了現代漢字的“新六書”：獨體表意字、會意字、形聲字、半意符半記號字、半音符半記號字、記號字。
以“新六書”為基礎，蘇培成還提出了漢字的理據性及計算的辦法。他認為，現代漢字的意符、音符有理據，記號沒有理據。例如，古代漢字裡面的“江”“河”，其中的“氵”（水）能夠表意，“工”“可”能夠表音﹔到了現代漢字，“氵”（水）還能夠表意，是意符，而“工”“可”已經不能表音，變成了記號。“江”“河”在古代漢字中是形聲字，在現代漢字中是半意符半記號字。過去常有人說，形聲字佔漢字90%以上，其實這是依據古代漢字得出的結論。如果從現代漢字著眼，形聲字並沒有這麼多。據統計，在7000個通用字中，形聲字有3975個，隻佔56.7%。
對於繁簡字的使用，蘇培成認為，現代漢字裡三分之一的漢字有繁簡兩種體式，一般情況下使用簡化字，特殊情況下使用繁體字，切忌繁簡混用。為防止繁簡混用，要按照《簡化字總表》的規定，凡是可以類推簡化的字一律類推簡化。如果把類推的范圍限制在《通用規范漢字表》之內，一定會出現繁簡混用情況。例如“鷑鳩”（鳥名）都有鳥旁，但一個用繁體，一個用簡體，就是繁簡混用。
蘇培成關於現代漢字學的這些觀點讓人耳目一新，神清氣爽。在學術面前，他不唯書、不唯上、不唯權、隻唯實，實事求是地堅持自己的學術觀點，令人信服，也令人佩服。
中國語文現代化是在現代化時期進行的語文改革。蘇培成在這個舞台上十分活躍，他擔任過兩屆八年（1998—2006）中國語文現代化學會會長。在蘇培成的領導下，學會開展了多項學術活動，出版了多本會議論文集，極大地擴大了中國語文現代化學會的影響。大家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是2001年12月在北京友誼賓館召開的“語文現代化與漢語拼音方案國際學術研討會”。這次會議由陸儉明和蘇培成共同負責籌備。來自海內外的眾多專家學者發表了真知灼見。語文現代化領域的老前輩周有光先生在題為《21世紀的華語與華文》的報告中指出，在21世紀，全世界的華人將顯著地提高文化，發展才智，重視效率。由此，華語將在全世界華人中普遍推廣，漢字將成為定形、定量、規范統一的文字，拼音將幫助華文在網絡上便利交流。
蘇培成多年從事中國語文現代化研究，不僅學術活動開展得有聲有色，學術成果也是可圈可點，尤其是關於語文現代化提出的許多新的觀點更令學術界眼界大開。
他認為，語文現代化指的是語文應用的現代化，而不是指的語文本體的現代化。語文現代化並不影響語言的本體即語音、詞匯、語法的發展和變化。例如，如果一個人以前隻會說方言，現在既會說方言又會說普通話，交際能力有了提高，這就是語文應用的現代化。以前人們通過郵局寄信交換意見，現在改用電子郵件，或者微信，或者QQ，不用紙和筆，這也是語文應用的現代化。三言兩語，闡明了語文現代化的含義，澄清了以往模糊的認識。
他把語文改革和語文規范視為語文工作的兩大部門，二者相輔相成，缺一不可。有人用語文規范代替語文改革，實際是否定語文改革，妨礙語文生活的發展﹔有人用語文改革代替語文規范，實際是取消語文規范，妨礙語文交際的順利進行。這兩種主張都是錯誤的。
有人攻擊語文現代化，認為語文現代化是語文生活的倒退，有人甚至主張恢復繁體字，淡化小學漢語拼音教學。蘇培成提出，我們每個人都是語文現代化的受益者，語文現代化促進了中國社會的向前發展，一百多年來的中國語文現代化，為中華民族實現偉大復興提供了語文條件。漢語拼音為學習普通話和漢語漢文化的海外傳播插上了騰飛的翅膀，我們決不能放鬆學習。
漢字要不要改為拼音文字，是自“五四”以來激烈爭論的大問題。對此，蘇培成發表了《漢語拼音化的反思》，認為漢語不適合改用拼音文字。漢字可以區別同音詞，而拼音文字很難區分同音詞，拼音文字不適合漢語使用。
蘇培成關於中國語文現代化的理論與實踐，關於中國語文現代化的新觀點、新思想將繼續引導中國語文現代化沿著正確的方向前進。
立足學術，服務社會
1999年，蘇培成從北京大學退休，但並未中斷語文工作。他一方面繼續研究現代漢字學的種種專題，另一方面轉向現代漢字學的推行普及。在本世紀初，中央廣播電視大學和北大中文系聯合舉辦中文專業專科升本科的教學，蘇培成承擔現代漢字學課程。電大中文專業的學員每屆上萬人，社會影響面很大。為了適應廣播電視大學的教學，他修改補充了《現代漢字學綱要》，於2001年出版了增訂本，同時又在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了《現代漢字學參考資料》。為了上好這門現代漢字學課，中央電大在哈爾濱舉辦了現代漢字學輔導班，蘇培成給全國各地的電大輔導教師詳細講解了課程的性質和教學的重點、難點。在這次輔導報告會上，北京市廣播電視大學的負責人找到蘇培成，邀請他為北京市廣播電視大學錄制現代漢字學講座。后來，蘇培成錄制的十八講課程視頻在北京教育電視台播放了五六年，產生了較大的社會反響。前幾年，北京大學開設面向社會的“慕課”（MOOK），蘇培成主動提出講授“現代漢字學”，是課程中少有的年過八旬的老教授。那時，蘇培成的老伴兒王立俠去世不久，他用出色的工作寄托對老伴兒的哀思。
蘇培成認為，語文工作千頭萬緒，但是概括起來主要是兩類，就是語文改革和語文規范。在語文改革方面，他研究周有光，繼承和發揚了周有光的語文改革精神﹔在語文規范方面，他對漢語漢字規范標准的研究做了大量工作，發表了許多文章，呼吁全社會關注語言文字的使用規范。蘇培成還參與多項重大語文活動，比如參加了國家語委組織的對四個直轄市的語言文字工作評估﹔參加多項語文規范的審訂。退休以來，先后在商務印書館等出版社出版了5部語言文字應用研究文集，總字數達百萬字，對社會用語用字起到了一定的指導作用。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蘇培成曾擔任全國人大法工委組織的立法用語規范化專家咨詢委員會委員，並做了大量實際工作。2019年9月，全國人大法工委辦公室致信北京大學，信中說：“貴校蘇培成教授受聘擔任第二屆立法用語規范化專家咨詢委員會委員，對提請全國人大表決前的法律草案就語言文字使用進行審校，對完善法工委立法用語技術規范提出意見建議。蘇培成教授對審校工作認真負責，展現專業功底和審校水平，提出的審校意見對提高立法質量發揮了重要作用。”
從20世紀70年代開始，蘇培成堅持購買、閱讀《光明日報》的《文字改革》版（現在的《語言文字》版），而且每期都按照順序編號，完好無缺地保存。這種對語言文字的執著精神，現在的學術界很少有人能夠做到。直到今天，年屆85歲的他，每年仍然在各種學術刊物上發表不低於二十篇的語言文字應用方面的大小文章。即便是今年疫情期間，他仍然關注語言生活的熱點問題，在《光明日報》上發表題為《談談“加油”和“口罩”的兒化》的文章。
我曾經問蘇培成先生，您從事語言文字應用研究一輩子，發表論文600多篇，發表專著、編輯有關論著近40部。產出這麼多成果，您最根本的體會是什麼？他語重心長地說：“最根本的體會是四個字，‘實事求是’。這個道理說起來容易，做起來很難。要克服各種困難，堅守不渝，抵御各種名利的誘惑。我沒有別的愛好，不抽煙、不喝酒、不打牌，也不串門，平時有空就喜歡坐在書桌前看書寫點東西。我不敢說我一輩子對語言文字應用研究有什麼貢獻，但是我一直在努力。現在中華民族正在努力實現偉大的復興，語言文字是促進民族復興不可或缺的學科。中國的語言文字學要走向世界的前列，國家要努力培養一批有世界眼光、有世界水平的語言文字學家。”
從蘇先生的學術生涯及取得的累累碩果看，他正是那種“不忘初心、牢記使命”理念的堅定踐行者，也是中國語言文字應用研究領域裡眾多“埋頭苦干，拼命硬干，為民請命，舍身求法”的代表人物之一。
（作者：趙賢德，系江蘇理工學院人文學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