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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人小傳
陳垣（1880—1971），字援庵，廣東新會人，歷史學家、教育家。20世紀初，在中國史學近代化的進程中，他總結、改造我國的傳統史學，撰寫了《元也裡可溫教考》《元西域人華化考》《中西回史日歷》《校勘學釋例》《史諱舉例》《明季滇黔佛教考》《中國佛教史籍概論》《通鑒胡注表微》等專著和論文，在宗教史、元史、歷史文獻學等領域有著開拓性貢獻。陳垣是故宮博物院的早期創辦者之一，上世紀二三十年代，為故宮博物院的創建、維持和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
南粵驕傲初入京師
在大師雲集的近代學術史上，陳垣是一個特例，他自學成才，既無師承也未讀大學，更無留洋史，他一生的學問全部來自於傳統文化的熏陶，來自於他求知若渴、數十年如一日的讀書與研究。陳垣將自己的書齋取名“勵耘”，以激勵自己堅持耕耘之精神。
陳垣自幼嗜好讀書，《書目問答》《四庫全書總書》兩部目錄學著作引領他走上學問之路。陳垣17歲時曾赴京參加科舉卻落選，21歲時獲新會縣試第一。科舉制被廢除后，1905年，陳垣等在廣州創辦了《時事畫報》，宣傳反帝愛國思想。1907年，他因父親患結石，經西醫手術而痊愈，遂考入美國教會辦的博濟醫學院學習西醫，后因不滿美國教師對華人師生的歧視，又與友人共同創辦了廣州光華醫學專門學校。學習中，陳垣深感治療個人疾病，診脈開方，無關於國，對於“有志天下之學”的他來說，實為小道。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他又主編了《震旦日報》及其副刊《雞鳴錄》，以迎接革命，“雞鳴錄”乃取“風雨如晦，雞鳴不已”的意思。在辦報和學習醫學過程中，陳垣以筆作槍，寫了大量時文和醫學文章，關注家國情懷和科學研究方法的養成，對他的一生影響深遠。
1913年，陳垣以報人的身份當選國會議員。由於議員是專職性質，他來到北京定居。到北京后，陳垣突然發現了太多有利的讀書條件，不少年輕時根本不敢想象的書籍能隨時看到，讓他一下眼界大開，特別是1915年接觸到從承德入京收藏的文津閣《四庫全書》后，他的人生之門仿佛就此打開。他認識到自己一生的志向並不在於政治而在於治史。1917年，陳垣發表了人生第一篇重要學術論文《元也裡可溫考》，引起中日史學界極大關注。這既是他史學生涯正式開始的標志，也使他認識到個人可以在不同方面為國家貢獻，幫助國家在與世界諸國的競爭中取得優勢。
作為年輕的參議員，陳垣精明能干、文才極好，得到了當時交通系首領梁士詒的賞識，先后在梁士詒主持的稅務處、內國公債局、毛革改良會等機構任職。此時的陳垣已經日益沉浸在文史學習中，並未體味當官之要義。梁士詒作為交通系首領，致力於政治經濟實務，自然對陳垣這種發展方向表示不滿。1919年，梁士詒曾在陳垣著作合刊本上題字“消磨一代英雄盡，故紙堆中問死生”，以期點醒陳垣。陳垣在家書中寫道，梁不喜人讀書，因此他們實在是不能久處的，兩個人的關系也日生罅隙。1921年12月，梁士詒任國務總理，陳垣擔任過半年左右的教育部次長，代理主持過部務（部長黃炎培不到職）。1922年5月27日，陳垣辭去教育部次長職務，潛心著述，與梁的關系也日益變淡。陳垣自述雲：“眼見國事日非，軍閥混戰連年，自己思想沒有出路，感到生於亂世，無所適從，隻覺得參加這樣的政治是污濁的事情，於是就想專心致力於教學與著述。”這段經歷對陳垣日后的學問產生了極大影響。他一生的學問，始終飽含著強烈的愛國心，其學術重點也始終與國內外的發展形勢有密切關系。
參與創立和保護故宮博物院
入京后，陳垣漸與蔡元培、李煜瀛、沈兼士、馬衡、顧頡剛等學界名流、社會賢達交契深厚，這些人的學問人品影響了陳垣。1922年1月，蔡元培介紹陳垣與李煜瀛認識，兩人成為至交好友，並攜手參與了創立故宮博物院的全過程。
1924年，國民軍驅逐溥儀出宮。11月20日，清室善后委員會成立，李煜瀛為委員長，在李煜瀛的推薦下，陳垣任常務委員，主持常務工作。可以說，陳垣從清室善后委員會時起，就是故宮的核心人物。清室善后委員會主要任務是協同清理公產私產，昭示大眾，並要求“俟全部結束，即將宮禁開放，備充國立圖書館、博物館等項之用，藉彰文化而垂久遠”。李煜瀛在12月20日致函陳垣，委托他主持清室善后委員會工作，“以便辦理一切。煜瀛其他事務亦甚繁頤，如值出京之時，所有本會會長職務，亦請先生隨時代理，以免有誤要公。是為至感。”同月，清室善后委員會召開第一次會議，討論通過《點查清宮物件規劃草案》。12月23日起，陳垣又同清室善后委員會其他成員及有關方面代表一起，開始按計劃點查宮內物品。1925年1月，繼續點查清宮文物，因工作繁重，善委會約請了許多北大文、史兩系的職工和學生參加，還請了不少學者參與此項工作。清點工作分若干組進行，每組由清室善后委員會委員負責，組中人員各有分工。每組人員到齊，工作才能開始。查點完畢，需各自簽名。清室善后委員會的文物清點，為故宮博物院成立后多次開展的文物清理工作打下了良好基礎，積累了豐富經驗，培養了一大批人才。
1925年10月10日，故宮博物院成立，陳垣任理事會理事兼圖書館館長，圖書館分圖書、文獻兩部，沈兼士、袁同禮副之，正式履行新式博物館所賦予的典藏、保管、陳列、研究和出版等職責。
故宮博物院成立次年，發生了“三一八慘案”，段祺瑞執政府以涉共產黨為由下令通緝李煜瀛、易培基等人。李、易二人避居東交民巷，后逃出北京。李煜瀛離京后將會務有關工作囑托給陳垣負責。1926年3月至1928年6月期間，故宮博物院在北洋軍閥皖、直、奉等支持的臨時執政府肘腋下，先后歷經四次改組，包括維持員、保管委員會、維持會及管理委員會等四個時期，陳垣在這一過程中勉力維持，發揮了極其重要的作用。
1926年3月26日，故宮博物院召開緊急董事會、理事會聯席會議，推舉盧永祥、庄蘊寬為維持員主持院務，陳垣被認為是實際負責人。4月4日，奉軍轟炸北京，在故宮南三所擲炸彈一枚以示恐嚇，陳垣與庄蘊寬、沈兼士、俞同奎、李宗侗、馬衡等查看現場后，在此種植柏樹以紀念該事件。次日，故宮博物院舉行了駐防交接會，並辦理新維持員與舊董事會、理事會交接手續。亂局之下，維持員亦未堅持多久即告解散。
6月22日，同情前清的杜錫珪任代國務總理。杜錫珪內閣於7月10日召開會議，擬設保管委員會改組博物院，以清室舊臣趙爾巽、孫寶琦為正副委員長，接收故宮博物院。7月14日，故宮保管委員會成立。在溥儀還宮聲浪又盛之時，趙爾巽、孫寶琦二人接管故宮博物院院務，引發故宮同人及社會各界的警覺。為保護新生的故宮博物院，7月23日，清室善后委員會召開會議，陳垣等議決在交接故宮博物院時要堅持三條原則：政府明令聲明不得將故宮發還溥儀、不得變賣故宮、不毀滅故宮﹔組織成立移交委員會，逐項點交、接收清宮物品，以明責任﹔發起監督同志會，監督辦理交接事宜。8月2日，趙爾巽、孫寶琦率隨員到故宮博物院就職，並於第二天下午在清史館設宴招待清室善后會代表陳垣、江瀚、吳瀛和俞同奎等，商談交接手續。宴后，陳垣以清室善后會代委員長的身份回復對方要求，再次提出堅持7月23日清室善后會辦理交接手續的意見，“清手續以明責任”，新保管委員立即反對。此事報於國務總理杜錫珪后，經過權衡，杜對清室善后會安排所定辦法表示同意。見事責重大而交接時日延宕，趙、孫二人決計辭職。陳垣在這一過程中的表現得罪了在位軍閥及相關人等，張宗昌遂於8月8日派憲兵司令王琦逮捕了陳垣。經庄蘊寬等諸多社會賢達的營救，陳垣於當日中午獲釋，但仍被監視居住多日。在這段時間內，陳垣始終表現得從容不迫，剛正不阿，同時繼續認真研究學問，發表了諸多重要文章。陳垣高尚的人格，使監視他居住的憲兵大為感佩，雙方還形成了較好的關系。幾年后，陳垣幫其中一位高姓憲兵在輔仁大學找到了工作。
在風雨飄搖之際，陳垣作為故宮的主要負責人，承擔著無比沉重的壓力。他曾為此寫了兩首詩：“滿城標榜倒陳垣，五十年來此紀元。受寵竟是賢者后，鯫生也把姓名傳。”“不聾不痴不作師，古語翻新意更奇。一處歡迎一打倒，同門桃李各分枝。”詩中的“賢者”就是指李煜瀛，陳垣認為自己在堅持正確的事業。對此，陳垣后來的助手寫道，陳垣在故宮工作時，面對反對者“打倒陳垣”的口號與張貼品，作為清高的學者，他肯定感到極為難過與不平。
陳垣的遭遇也得到了朋友們的同情。1926年8月25日，遠在廈門的顧頡剛也發來信函，對陳垣表示慰問，對清室善后委員會遭破壞感到“至憤”，並關切地問“未知先生三年辛苦不至徒勞否？軍機處檔案仍繼續整理否？古物、圖書兩館仍可照預定計劃進行否？至念”，並對當時“時局未定而讒言已逞”的現狀感到“憮然”。9月28日，李煜瀛給陳垣來信，帶來一些時局的信息，讓他寬心：一是帶來張學良的囑托，故宮將由奉軍負全責﹔二是大高玄殿有關駐軍找到新的場所后也會離開﹔三是當前之際，主要在於做好內部主持。他請求陳垣“繼續維持，照常前往辦公，必無妨礙及任何危險”。
10月5日，杜錫珪辭職離京，保管委員會隨之結束。10月13日，由李煜瀛倡議發起組織“故宮博物院維持會”。12月9日，維持會發起人再次在歐美同學會集會，通過暫行簡章，推江瀚為會長，庄蘊寬、王寵惠為副會長，繼續主持院務。12月17日指定了李宗侗、馬衡、陳垣等15人為常務委員。1927年1月，維持會改組了故宮博物院，頒行《故宮博物院維持會暫行組織大綱》，規定維持會內部仍設古物館、圖書館，圖書館下設圖籍、掌故二部。同年1月12日，故宮博物院維持會公布《故宮博物院分課職掌辦事規則》，規定在維持會常務委員會下設股、課機構，3月21日頒布了《故宮博物院圖書館暫行簡章》《故宮博物院古物館暫行簡章》。博物院早期的建章立制工作於此時初步完成，故宮博物院新式博物館的規模體制也初步建立。
1927年6月，張作霖就任中華民國軍政府海陸軍大元帥，並行使大總統職，組織了軍政府內閣。李宗侗自天津給陳垣來函，希望陳垣等繼續主持故宮工作，“院事非景周（吳瀛）等所能支持，尚望先生及兼士（沈兼士）、叔平（馬衡）諸公出任厥艱，否則恐難保無危險也。”在這種情況下，陳垣一直堅守在崗位上。8月16日，國務會議議決兩項議案：一是將清太廟、堂子兩處劃歸為內務部壇廟管理處保管﹔二是將存大高玄殿之軍機處檔案，劃歸國務院保管。在陳垣等維持會人員的積極努力下，軍機處檔案並未劃撥出去，得以繼續由故宮博物院保管。鑒於新的形勢，8月21日，陳垣草擬一份報告，要求故宮博物院同仁開會討論博物館的未來方向，“本院賴同人兩年之辛勤工作始得成立，使歷代重寶公諸國人。今聞政府有改組之議，同人關系既深，對此不能不交換意見，以鄭重其事。”此前，政府開始接收故宮附屬單位，進而擬全面接收故宮。
1927年9月20日，國務會議決定成立故宮博物院管理委員會，以取代故宮博物院維持會，並聘任了新的委員長、委員人選。10月21日，管理委員會接收故宮博物院，維持會無形取消，陳垣等多數舊人被排除在外。
1928年北伐成功后，易培基等接收故宮博物院。11月，國民政府公布《故宮博物院組織法》，任命李煜瀛、陳垣等37人為理事。1929年2月，故宮博物院進行理事會選舉，李煜瀛任委員長，易培基任院長，陳垣不再擔任具體行政職務。但作為理事，他一直參與故宮的相關工作，特別是學術研究工作。
民國故宮學術研究的高峰
陳垣作為故宮博物院早期創辦者之一，為故宮博物院事業的發展做出重要的貢獻。同時，作為學者，陳垣也成就了民國時期故宮學術的高峰。從1917年到1945年的近三十年，陳垣在宗教史、元史以及歷史年代學、避諱學、校勘學等領域，作了許多開創性的或總結性的工作。這些與故宮博物院豐富的檔案文獻收藏息息相關，其中對《四庫全書》、明清檔案的利用，構成了他這一時期著作的特色之一。
在廣州時，陳垣就很向往能看一看《四庫全書》，但當時他只是一個遠在廣州的青年人，自認為恐怕今生不易看到此書。來北京工作后，1915年，原藏熱河避暑山庄的文津閣《四庫全書》搬運至北京古物陳列所，10月后移交京師圖書館。聽聞此消息，陳垣興奮莫名，決定認真對其進行研讀。當時陳垣家住在北平城內西南角，貯存文津閣《四庫全書》的京師圖書館在城東北角。而由於紫禁城前后的東西街道沒有直達道路，必須繞道走，來回路程需要3個多小時，逢陰雨風雪，甚至要4個多小時。他每天清早帶著午飯去看《四庫全書》，圖書館剛開館就趕到，下午到館員下班時才離開。1920年8月22日，調查清點文津閣《四庫全書》工作才基本完成，對《四庫全書》的學習閱讀工作使他受益匪淺。在參加清室善后委員會工作后，陳垣又得以深入了解文淵閣《四庫全書》。1925年1月，陳垣親登文淵閣清點《四庫全書》，使他對《四庫全書》的原始排架布局有了更切身的體會。他說，過去隻知道《四庫》七閣按寧波天一閣的樣式建造，是上一下六的樓閣，但總想不出六間屋怎麼開門、怎麼安排樓梯。當第一次登上文淵閣，才恍然大悟，六間的最右一間是一窄屋，湊足六間之數，即在此處設樓梯。后來陳垣據此畫了《文淵閣四庫全書排架圖》，並經常向人講起這段讓他振奮的學術故事。從1915年到1925年，陳垣花了近10年時間詳盡了解這部包括3000多種、3萬多冊的大叢書，編了該書所著錄的書名和撰者的索引，並完成系列與四庫全書有關的文章，“四庫學”也得以創立，這是陳垣對故宮學術和近代中國學術的重要貢獻。
除《四庫全書》以外，陳垣對故宮文獻，明清檔案史料的整理、研究、保護工作，對敦煌文獻的整理工作，都取得了讓世界矚目的成就。故宮博物院成立初期，陳垣作為圖書館館長，選定壽安宮作為圖書館館址所在，他將宮中所藏古籍，除《四庫全書》及《四庫全書薈要》仍置文淵閣和摛藻堂外，其余分散的書移存到壽安宮前后殿，及左右相屬之延樓。陳垣認為故宮博物院對於“有清一代史料，保存編纂”是職有專責的，因此他十分重視對清宮檔案文獻整理與保護。為要回中南海集靈囿后樓的清代軍機處檔案，他曾致函國務院，“本院現為保存有清一代文物典章起見，用特函請貴院，將舊存軍機處檔案移存故宮博物院文獻部，以便從事整理。”此信至情至意、合情合理，1926年1月29日，國務院遂將原塵封於中南海集靈囿后樓的清代軍機處檔案以及清末楊守敬的觀海堂藏書撥交給了故宮博物院。
1930年3月，陳垣完成《敦煌劫余錄》的撰寫，舉世矚目。而此成果的產生也與故宮有著莫大關系。1924年敦煌經籍輯存會成立時，借故宮午門歷史博物館辦公，陳垣被推舉為採訪部部長，他擬定工作計劃，准備將公私所藏敦煌經籍匯編為一總目，但“登報匝月，應者寥寥”。好在陳垣自己堅持了下來，經七年努力完成了《敦煌劫余錄》，對北平圖書館（今國家圖書館）所藏8679號敦煌文獻進行詳細著錄。陳寅恪在序言中寫道：“敦煌學者，今日世界學術之新潮流也……吾國學者，其撰述得列於世界敦煌學著作之林者，僅三數人而已……新會陳援庵先生垣……其書精博，世皆讀而知之矣……庶幾內可以不負此歷劫僅存之國寶，外有以襄進世界之學術於將來。”
作為故宮博物院理事，從1937年到1945年的8年裡，身處淪陷區的陳垣，堅持民族氣節，以筆作刀槍，以講堂作戰場，寫成了《釋氏疑年錄》《明季滇黔佛教考》《清初僧諍記》《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中國佛教史籍概論》《通鑒胡注表微》等專著。其中，《釋氏疑年錄》《明季滇黔佛教考》大量用到了故宮博物院所藏資料，特別是《嘉興藏》。1939年，得知故宮齋宮發現《嘉興藏》的消息，陳垣大喜過望，直呼為發現一座“三百年沉埋之寶窟”，立即帶領助手前去閱讀抄錄。3月26日在家書中還特意寫道：“余撰《釋氏疑年錄》，目前已整理完竣，無意中又發現某處藏《嘉興藏》一部，有清初語錄二百余種，塔銘可採者多，因此又須將第十一、十二卷改造，此意外收獲也。”並興奮地說，“三十年來所著書，以此書為得左右逢源之樂”。在重印后記中又說，“以語錄入史，尚是作者初次嘗試，為前此所未有”。由於故宮院內那個地方已經很久沒有人去過，陰暗潮濕，蚊子很多，陳先生為了不使工作中斷，每次進院前都預先吞服奎寧丸。也正是因為故宮博物院院藏的這些珍貴資料，使得陳垣的著作更具特色。陳寅恪在《明季滇黔佛教考》序中評價“寅恪頗喜讀內典，又旅居滇地，而於先生是書征引之資料，所未見者殆十之七八”。沈兼士看了此文后更評價陳垣：“傲骨撐天地，奇文泣鬼神。一篇庄誦罷，風雨感情親。”故宮文物文獻資料對於陳垣的學術，實有重要意義。
陳垣抱著以學術為公器的態度，主持故宮圖書檔案的整理出版。任館長期間，凡遇不常見的書，他就要求將其刷印，以廣流傳。據朱家溍回憶，在陳垣的帶領下，圖書館出版了一系列有分量的書目，如張允亮《故宮善本書目》、陶湘《故宮殿本書庫現存目錄》、何澄一《故宮普通書目》。對於文獻，陳垣也主張盡快公布檔案史料，以供學界研究，文獻部於1928年率先出版了《掌故叢編》，其后又編印了《史料旬刊》。陳垣還要求出版檔案要用線裝，以便讀者根據不同需要拆散重裝，這種理念也為后來文獻館館長沈兼士所堅持。故宮圖書檔案的及時公開出版，嘉惠藝林、啟牖后學，至今為人稱頌。
木鐸金鐘 聲傳天下
陳垣先生無限的學術激情，源於他要把漢學研究的中心地位奪回中國的決心，這體現了一位有良知的史學家的愛國心。1923年，他在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舉行懇談會時說：“現在中外學者談漢學，不是說巴黎如何，就是說日本如何，沒有提中國的。我們應當把漢學中心奪回中國，奪回北京。”此話，他在不同場合多次提到。“把漢學中心奪回中國”，這也是陳垣這樣一位熱血的愛國史學家畢生研究的使命感所在，他數十年如一日的艱辛研究，他對故宮博物院的堅定保護，他公開出版稀見文獻與史料的無私行為，無不受此影響。1948年，北平解放前夕，國民黨多次請陳垣南下，在又一次政治大變動中，他拒絕離開，選擇留在北平，迎接新社會的到來。
1971年6月21日，陳垣先生去世，享年92歲。遵照他的遺願，家屬將其珍藏的四萬余冊圖書、大批文物全部捐獻國家。今天，陳垣先生離開我們已經快50年了，但他為故宮博物院所作的貢獻我們不會忘記，他在紫禁城中留下的學問種子我們繼承了下來。今年是紫禁城建成600年、故宮博物院成立95周年，也是陳垣先生誕辰140周年，在這樣的日子裡，我們重新整理陳垣先生與故宮博物院的這段往事，回望近百年前的那段歷史，牢記陳垣先生的治史宣言，將漢學的中心奪回中國。建設具有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歷史學，將成為我輩的使命。
（作者：陳秋速，系故宮博物院副研究館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