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生戎馬半文博

1974年，吳仲超在日本東京舉行的中國明清工藝美術展上向觀眾介紹展品。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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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人小傳

吳仲超（1902—1984），上海人。早年就讀於上海法科大學政治經濟專科，1945年至1948年任中共中央華中分局秘書長，1948年后歷任中央華東局秘書長、華東人民革命大學副校長，1953年任華東局黨校副校長。1954年6月至1984年9月，任故宮博物院院長，曾兼任文化部部長助理。

任職故宮后，吳仲超在調查研究的基礎上，提出綜合型古代藝術博物館的定位，對故宮博物院組織機構進行調整，組織制定了各項規章制度，推動了故宮的文物保管、陳列展覽、學術研究等工作，建成了一支國內外頗具影響的學術隊伍。

吳仲超還將個人收藏的陶瓷、漆器、銘刻等各類文物捐獻給了故宮博物院。

吳仲超是故宮博物院建院后的第三任院長，也是新中國成立后的第一任院長。

在故宮工作的30年裡，吳仲超繼往開來、銳意探索，領導故宮博物院完成社會主義改造﹔他實事求是、開拓創新，奠定了新中國故宮博物院博物館事業發展的基礎﹔他嘔心瀝血、鞠躬盡瘁，為故宮博物院貢獻了全部心力﹔他嚴於律己、無私奉獻，將畢生所藏捐獻給了故宮博物院﹔他光明磊落、品德高尚，尊重知識、愛護人才，得到了所有故宮人的愛戴。在故宮人心中，他是一位學識淵博、業務諳熟的學者，是一位工作嚴謹、領導有方的領導者，是一位功績卓著、有口皆碑的共產黨人，他開創性研究和建設文博事業，取得了讓故宮人自豪的成就，是文博界當之無愧的優秀領導人，所有故宮人都發自內心地尊稱他“吳老”。

新中國故宮事業的開拓者

晚清以降的百年，中華民族受苦受難，經歷煉獄，中華文物同樣飽經劫難。出生在江南人文之地的吳仲超，很早就形成了對文物文化的情愫，並為他幾十年軍旅生涯增添了濃重而極富傳奇色彩的一筆。

抗戰時期，日本侵略者覬覦中華文化之精髓，到處搜刮文物。中國共產黨人在痛擊日本侵略者的同時，也積極搶救搜集文物，保護中華文化的根脈，在另一條戰線上投入戰斗。當時，吳仲超、李一氓等便承擔著這一使命。軍中戲稱李一氓為“字畫主席”，吳仲超則有“古董秘書長”的雅號。部隊駐扎村中，誰家曾是翰林出身，殘存的舊書中尚有明版，四外有哪些古跡，殘損狀況如何，有條件時集中保存，無條件時則記錄在冊。日常接觸到的人中，誰能書善畫，誰能鑒別古物的年代，總之，一同共事的人有任何特別之處，能干與否，都成了他心中的信息積累。據上海博物館陶喻之先生研究，1947年，華東局干部從山東轉移到大連，吳仲超當時擔任北撤干部管理委員會秘書長。他向組織提議，在大連辦一家古玩店，一來可以收購流散的文物，二來可以作為地下黨組織活動聯絡地點。特別指派有豐富經驗的古玩行家馬澤溥做副經理，負鑒定取舍之責，而且規定隻收購而不出售。

1949年春，吳仲超回到山東，擔任山東古代文物管理委員會主任委員，其間，山東文物的征集、保管工作井井有條，成績斐然。與此同時，馬澤溥照舊在大連收購文物，從1949年到1951年結束營業，共為國家收購了200多箱文物。后來，一部分藏品轉交山東省博物館保管，另一部分則撥交故宮博物院收藏。

新中國成立后，吳仲超先后擔任華東黨校副校長兼華東人民革命大學副校長。1954年，在組織征求意見時，因為喜愛文物工作，熱愛文物事業，他主動申請到故宮博物院工作。

在吳仲超上任院長前的一段時間，故宮博物院的工作基本處於停滯狀態，問題多，困難大。吳院長用近半年的時間走訪調研，以解決“垃圾多、非文物多、問題多”為切入點，認真思考故宮的定位，通過全院上下反復醞釀、討論，並征求郭沫若、鄭振鐸、夏鼐、容庚、沈從文等專家的意見，將故宮博物院初步定位為集歷史藝術、古建、宮廷三大體系於一體的綜合型古代藝術博物館。這一方針的確立，基本上明確了此后 30年間故宮古建保護和陳列展覽的發展方向和基本格局。

為了推進故宮博物院傳統的古建修繕、科學的文物保管、多元的陳列展覽和蓬勃的學術研究，吳仲超院長著力改革管理體制。他在原有保管部、陳列部、群工部以及幾個專門委員會的基礎上，增加了學術委員會、編輯出版委員會、文物與非文物審查委員會、文物征集委員會、文物鑒別委員會、文物修復委員會等機構，並相繼增設古建修繕處、研究室等專業部門，逐步探索適合故宮博物院文博事業的機構設置，同時針對文物管理、庫房管理、文物征集、藏品保管和陳列展覽等工作的需要，制定了一系列規章制度。通過“規矩方圓”的建立，文物保管、陳列和修復的崗位責任制的落實，故宮博物院形成了比較科學的管理模式，實現了博物館事業的轉型和發展。

故宮人才隊伍的建設者

人才隊伍一直是博物館事業發展的關鍵因素。鄭欣淼先生在《吳仲超院長的開拓性貢獻》一文中說過，“1952年一場‘三反運動’，許多人被迫離開故宮，受到批判，這對於故宮隊伍是一次嚴重的傷害”。到1954年，故宮博物院從事業務與管理的干部不足400人，其中有300多人是從部隊轉業復員的官兵。為了讓這些同志更快地適應和轉變，從革命戰士、職業軍人成長為文化工作者，吳仲超院長積極倡辦成人教育，並專門成立了教育科，舉辦夜校，組織職工上夜校，讀中學，想方設法提高這批年輕人的文化基礎，然后再把他們分配到相關的工作崗位上進行鍛煉。這些舉措，不僅推動了博物館事業的發展，而且改變了很多職工的人生軌跡。除此之外，1954年、1956年，故宮博物院先后從北京多所中學挑選畢業生，讓他們跟隨有經驗的專家學習。從1962年開始，又陸續從北京大學、山東大學、武漢大學和中央美術學院招進一批本科生、研究生。他們在各專業崗位經受實踐鍛煉，后來都成長為各個門類的專家。在吳院長的培養計劃之下，故宮博物院博物館事業有了堅實的人才基礎。

除此以外，吳仲超院長還以敏銳的眼光，大膽使用1949年以前入職故宮的老職員。這些人大部分曾經是“三反運動”的對象，如王世襄、朱家溍先生等都在此列。朱家溍先生1946年入職，“三反運動”中被列為重點對象，1954年后一直沒有適合的崗位。1956年，故宮博物院人事處通知他仍回陳列部工作。朱家溍先生重新回到故宮后，吳院長和他長談了一小時，讓他頓有知己之感。

故宮博物院素有“大百科故宮”之稱，為了讓故宮的學術研究盡快與其歷史文化地位相匹稱，吳院長延攬了一批專家學者和能工巧匠來到故宮博物院。他秉持尊重知識、重視人才的理念，“兼收並蓄”“博採眾長”，文物大家唐蘭、書畫大家徐邦達等、陶瓷大家孫瀛洲、金石大家王文昶、古建大家王濮子等紛至沓來，形成了前所未有的發展氛圍。在加強故宮博物院學術力量的同時，也奠定了不拘一格吸納人才的用人傳統。

有了專家，有了人才，吳院長還真心誠意、想方設法為他們排憂解難。從改善研究條件、辦公環境到分配住房、安置家屬，吳院長無微不至，讓故宮的職工能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之中。唐蘭、陳萬裡、單士元、徐邦達、朱家溍等老專家，都曾得到過他的幫助。唐蘭、單士元兩位專家還被提拔為副院長，在管理崗位上充分發揮他們的專業才干。

吳院長延攬人才的舉措，使故宮博物院形成了一支在國內外有重要影響的國寶級學術人才隊伍，在書畫、青銅、陶瓷、玉器、金石文字、文物修復復制等領域提升到頂級水平。

完整故宮保護的踐行者

“完整故宮”是故宮博物院的前提和基礎。新中國成立初期，紫禁城內古建筑破壞嚴重，處處可見殘垣敗瓦、滿目瘡痍。為此，吳仲超院長一方面在文化部和解放軍的支持下，組織進行了一場轟轟烈烈的紫禁城衛生大掃除。歷年積留下的垃圾渣土、亂磚碎石等，約清運出25萬立方米。同時，吳院長還組織人力疏浚河道、修繕河牆、通濾明暗水溝，並增設污水管道，不僅解決了紫禁城內污水排泄問題，還徹底解決了紫禁城內骯臟、腐臭的衛生狀況。另一方面，他確定了“著重保護、重點修繕、全面規劃、逐步實施”的方針，廣泛聽取社會各界特別是專家學者的建議，制定“修舊如舊”的修繕原則，逐漸摸索出一套適合故宮古建的修繕程序、技術和經驗。整坍治塌、剔糟除朽、油飾彩畫、紅牆刷粉、地面鋪墁、增設避雷設施等全面展開，3年修繕了8萬余平方米古建筑，再現了昔日皇宮絢麗輝煌之貌。20世紀50年代，故宮大規模修繕了中路、西路、東路、外東路和寧壽宮區等重要區域，地面翻墁，油飾彩畫，恢復了金殿輝煌的庄嚴面貌。70年代，故宮修繕了中軸線前三殿、后三殿等殿宇的油飾，使重點區域建筑面貌有所改觀。1974年，國務院批准《故宮博物院五年古建筑修繕規劃》。按照這個規劃，故宮對午門雁翅樓、東南角樓、皇極殿、后三宮、鐘粹宮、景仁宮等多處建筑進行修繕和油飾。到80年代，養心殿、武英殿、暢音閣等重點修繕工程也漸次完成，著重大修或大木加固工程，並安裝了避雷設備確保古建安全，建筑風貌有了較大改觀。

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因故宮博物院“地廣人稀封建落后”，有人提出把故宮分為五大塊作為園林，也有計劃要對故宮博物院進行“革命性改造”，清除糟粕建筑物。1959年10月，故宮向北京市文化局提交了一份報告，中心意思是“紫禁城范圍內的建筑必須加以保護，保持古建筑的原有面貌。修繕以復原為原則，保持原有風格”。為配合工作方案，故宮也在東西華門兩側沿道路向北安裝了路燈，閉館時間延長到晚上8點鐘，在文華殿、武英殿周邊樹下還有不少石凳。

作為故宮博物院院長，吳仲超一方面堅持既有目標，堅定維護故宮的完整性，以保護歷史文化的高度責任感推動故宮古建的保護工作，另一方面，面對來自各方面的壓力和各種錯誤思潮的影響，為盡力符合當時的社會環境，頂住壓力、沉著應對、積極呼吁、冷靜處理，使故宮免遭破壞。2012年，在紀念吳院長的座談會上，楊伯達和謝辰生兩位先生都說到1959年的“報告”事件，他們的看法是，吳仲超院長以他的智慧保存了故宮的完整性。

故宮珍貴文物的守護者

隨著故宮博物院事業的開展，特別是北返文物分批運回北京，為解決藏品底數不清問題，吳仲超院長審時度勢，組織了百余人的專業隊伍，制定了以清理文物、處理非文物、緊縮庫房、建立專庫為內容的《整理歷史積壓庫存物方案》以及《清理非文物物資暫行辦法》，逐宮進行文物清點、鑒別，並分類、建卡，最終形成了以故宮舊藏匯總為“故”字號文物登記賬和1954年開始登記的“新”字號文物登記賬合成的故宮博物院藏品總賬。同時，也制定了文物等級標准，基本確定了一、二、三級文物，做到級別明確，斷代清楚，有底有數。從而，形成了一套管理文物的基本制度，達到制度健全、賬目清晰、鑒別准確、編目詳明、保管妥善、查用便捷等要求，使文物藏品的管理更加科學合理。有人曾經估算，把故宮文物清理好、庫房整理好，最多要用100年，至少也要用50年。但在吳院長的統籌與監督下，這項工作僅用了6年時間，在國慶十周年前夕基本完成。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在文物清理過程中，搶救出2876件珍貴文物，其中有商代青銅三羊尊、戰國龜魚蟠螭紋青銅方盤、唐代盧楞伽《六尊者像》、宋徽宗趙佶《聽琴圖》、宋代馬麟《層疊冰綃圖》、宋代哥窯洗、元代釉裡紅瓶、明代永樂白釉僧帽瓷壺、明代何朝宗塑德化窯達摩和觀音白瓷像、清康熙黃釉雙耳杯、清代象牙席、金印盒及珠寶翠玉等國寶級文物500余件。對非文物的處理，吳院長也是非常慎重，在經專家、學者和著名人士討論研究審查，報國務院批准后，方行處理。

為進一步完善故宮博物院的文物收藏，吳仲超院長不斷通過上級調撥、市場收購、兄弟單位交換、海內外收藏家捐獻等途徑，為故宮征集、豐富藏品，唐韓滉《五牛圖卷》、宋張擇端《清明上河圖卷》、宋王希孟《千裡江山圖卷》、北宋范仲淹《楷書道服贊卷》、商代青銅三羊尊、春秋青銅蓮鶴方壺、宋耀州窯瓷器、明成化款青花折枝花果紋盤等珍貴文物陸續入藏故宮。這些文物不僅在質量和數量上大大彌補了故宮博物院藏品的空缺，而且完善了故宮藏品的歷史脈絡，豐富了宮藏和民間及少數民族藝術領域，更全面地反映出中國古代藝術發展的全貌。

為了文物的保護修復，延展文物的壽命，吳院長積極尋找和培養故宮博物院的文物修復力量。五十年代初，故宮隻在保管部下有一個文物修整組，大致有鐘表、木器、照相、漆器、裱畫幾個專項，裱畫只是北派的京裱，沒有南裱，銅器、摹畫都沒有。為網羅到最好的文物修復人才，吳院長聚全國能工巧匠於宮中，承擔起這樣一項上對得起祖先、下對得起子孫的任務。為了更好、更完善地修復文物，1957年4月6日，吳院長指示成立了“故宮文物修復委員會”，任命張珩、王世襄、陳夢家、沈從文、陳炳、陳萬裡、李鴻慶為委員，他自己和唐蘭任召集人。吳院長雖也是文物大家，但這是他在各專業委員會中的唯一任職，而且親自挂帥。可見，他非常重視這項工作。吳院長堅持每周至少到修復廠現場查看一次，他認為，對傳統工藝技術得靠親身體悟，才能知其內在的精髓和實質，沒在這行內工作過，再大的專家也做不好這行的領導。針對文物修復中的每個門類，細分為繪畫組，銅器、雕塑、壁畫組，工藝組三個組，以便更好地規劃文物修復和技術審定及文物修復完成后的驗收。

1954年，張耀選、江紹大、楊文彬、孫承枝、孫孝江五位南裱名家從上海、蘇州、杭州等地來故宮博物院工作。1957年，故宮與上海書畫裝裱合作社經過長時間的磋商，最終調入鄭竹友、金仲魚等一批專門臨摹復制書畫的人才。金仲魚的專長是畫畫，鄭竹友是寫字。后來又吸收了原在榮寶齋工作的馮忠蓮、陳林齋。在招募了眾多名家之后，1960年，在原文物修整組的基礎上，故宮博物院修復廠正式成立。廠長徐志超是吳院長在華東局的老部下，副廠長蔡瑞芬本人也是以家屬身份，跟隨原在華東局的丈夫竇茂齋一起進入故宮的。人多了，工種也比較全了，有硬木桌椅、小器作、鑲嵌、象牙雕刻、古銅、新銅、雕漆、彩漆、糊匣、鐘表、裱畫、摹畫、書法篆刻和照相等14個行當，同時在青年中選擇聰明又能坐得住的人，跟隨大師學藝。修復人才的聚集和手藝的傳授，在讓文物延年益壽的同時，還培養了修復文物的傳人。2008年，故宮博物院古書畫臨摹與裝裱修復技藝申報成為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2012年，故宮古書畫研究中心以“妙筆神工”為題，舉辦古書畫臨摹復制與裝裱修復展覽，展示了故宮文物修復的歷史與成果，金仲魚摹制的宋代郭熙《窠石平遠圖》、馮忠蓮摹制的宋代張擇端《清明上河圖》、陳林齋摹制的五代胡瓌《卓歇圖》，孫承枝主持修復的唐代韓滉《五牛圖》、楊文彬主持修復的宋代米芾《苕溪詩卷》等，都是出自大師之手的摹制品。徐建華主持修復的明代林良《雉雞圖》、裝裱修復工作室集體完成的倦勤齋通景畫，是手藝傳承的物証。妙筆神工的背后，是吳仲超院長在客觀上保護了這批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傳承人，讓手藝的種子在故宮落地生根，開花結果。

今天，故宮博物院能清楚地計數出自己的186萬余件文物藏品，自豪地宣布有能力保護好這些珍貴國寶，與吳院長半個世紀之前的開創性工作息息相關。

故宮展覽格局的奠定者

展陳工作是博物館發揮社會職能的核心手段。吳仲超院長上任時，故宮博物院新成立了繪畫館，改陳了陶瓷館，還有個臨時的“敦煌藝術展覽”，相當豐富。

但是，如中路三大殿等大面積宮殿的室內仍空空落落，歷史上究竟應當是什麼樣子？內廷部分，在1951年前，乾清宮正殿內已經把南遷北返原有陳設品按原來遺留下來的位置陳設起來，這一處算是沒有問題。坤寧宮怎麼辦？尤其西六宮，現在展示給觀眾的，是既沒有歷史意義也沒有藝術價值的面貌。還有最重要的，觀眾參觀故宮常常問皇帝住在哪裡？故宮的工作人員必然答復是住在養心殿，但養心殿不開放。以當時養心殿的狀況，如果不全面研究整理是無法開放的。1956年，吳院長將這個任務交給了朱家溍先生。朱家溍先生等根據“奏銷檔”等檔案，對太和殿、坤寧宮、養心殿、儲秀宮等幾處宮殿的陳設進行了認真研究，列出了詳細計劃。經吳院長同意，儲秀宮、長春宮按照光緒年間陳設檔進行布置。翊坤宮、體元殿、太極殿，因上限相同，也一致進行。1959年，故宮博物院共完成重要展覽13個，三大殿、交泰殿、坤寧宮實現原狀陳列。

吳院長認為，倘若所有宮殿都進行原狀陳列，不僅單調，而且觀眾在視覺上會有審美疲勞。在保和殿東廡、西廡設綜合性的歷代藝術館，在東六宮開辟青銅館、陶瓷館、玉器館、雕塑館等專館，在外東路籌建展示皇家庋藏和宮廷文物珍品的珍寶館、鐘表館、繪畫館、銘刻館等專題陳列，並整理開放了御花園、寧壽宮（乾隆）花園前部分以及一些佛堂，形成了宮廷原狀陳列和專題陳列展覽相輔相成、並駕齊驅的陳列體系，這一展陳理念和格局，得到了國內外專家學者和廣大觀眾的贊同。

原狀陳列與專題陳列相結合的陳列展覽格局基本體現了綜合型古代藝術博物館的定位。在做好古建維護和藏品保管工作的基礎上，吳院長強調陳列展覽應與故宮本身的內涵相契合，以科研為本，以觀眾為上，以宮廷為脈，將前三殿、后三宮、西六宮等定為宮廷史跡原狀陳列，其中包括舉行大典的政務場所、日常理政的政務場所、皇帝和后妃的寢居處等。

經過多年探索，故宮博物院確立了原狀陳列與專題陳列相結合的陳列展覽格局，即：在紫禁城中軸線上的三大殿、后三宮以及西六宮設計宮廷史跡原狀陳列﹔在內西路辟設歷代藝術館，在內東路及奉先殿辟設青銅等專館陳列，在外東路辟設繪畫館和珍寶館。這一陳列展覽的基本格局和展陳理念沿承至今。

國之良干，故宮楷模

1984年10月7日，吳仲超在北京病逝。遵照他的遺願，他的骨灰被撒在了他曾戰斗過的江蘇茅山。臨終前，他還將自己的全部積蓄3000元錢交給故宮博物院作為獎勵基金。

吳仲超半生戎馬半生文博，他既是一位久經考驗的革命家，又是一位摯愛文博工作的事業家。吳仲超在院長任上三十年，去世至今也已經超過三十年，為什麼那麼多人都記著他，願意說起他？也許是我們自古以來習慣的“慎終追遠”使然，還是因為故宮博物院走到建院95年這樣一個時間點，使人們願意尋找、銘記這樣一位可以效法也理當效法的榜樣。朱家溍先生在世時，遇有求字的人，尤其是公務人員，常寫張遷碑的隸書：“國之良干，垂愛在民。蔽沛棠樹，溫溫恭人。乾道不繆，唯淑是親。既多受祉，永享南山。干祿無疆，子子孫孫。”更多時候就是“國之良干”四個字，朱傳榮女士曾用此來形容吳仲超院長。我想，這也是當代故宮人對老院長的珍重與認可。

（作者：陳秋速、於子勇，分別系故宮博物院副研究館員、故宮博物院研究館員）

（本文參考了朱傳榮的《國之良干》、於子勇的《新中國繼往開來的開拓者——吳仲超》等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