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學典：江山勝跡 我輩登臨

作者：王學典，系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多卷本《20世紀中國史學通史》”首席專家、山東大學儒學高等研究院執行院長兼《文史哲》雜志主編

【專家論壇】　　

“江山留勝跡，我輩復登臨。”唐代詩人孟浩然在登上襄陽名勝峴山時，面對如畫的萬裡江山，又由前朝文物勝跡聯想到歷史的盛衰興亡，於是發出了這樣的感嘆。1929年，正值民族危亡之際，湘潭人為紀念陶侃、何騰蛟等民族英雄，在其衣冠塚下的峭壁上，刻下“江山勝跡”四個大字，以示中華文化尚未斷絕，江山仍在等待后人。2016年，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國文聯十大、中國作協九大開幕式上的講話中再次引用“江山留勝跡，我輩復登臨”，激勵廣大文藝工作者不忘初心、砥礪前行。“江山勝跡”在歷史長河中的反復映現，是一個具體的例証，印証了中華文明的歷史傳承雖幾經波折，卻從未中斷。

所有的族群都在追溯自己的源頭

縱觀古今，放眼寰宇，古埃及文明、古印度文明、古巴比倫文明等數個古老文明早已湮滅，隻有華夏文明繼自古昔，數千年來未曾斷絕，這在人類文明史上是獨一無二的。許多學者都曾追問，是否華夏文明在原點時就攜帶了某種類似於“基因”的東西，而這種“基因”保証了歷史傳承的延續性？要回答這一問題，就必須追本溯源，從本民族歷史的源頭處探問。我們在談論“中華”或“華夏”的概念時，一般將起點追溯到“三皇五帝”時，近代以來幾次重大的史學論戰，也幾乎是圍繞著“三皇五帝”是否真實存在而展開。其實不唯我國，每個族群在進行歷史講述或歷史研究時，都要追本溯源，如土耳其認定自己是東羅馬的繼承人﹔歐洲人在談及西方文明時，總是“言必稱希臘”﹔日本、越南等現代民族國家也都在向遠古追尋本民族歷史的源頭。絕大部分人相信，一個族群或文明有機體自其伊始形態時就攜帶了某種類似於“基因”的東西，既然是“基因”，當然能左右一族群的發展方式和走向，因此研究“源頭”問題也就等同於研究自我本身。

那麼，在不同文明形態的歷史發展脈絡上，果真存在著類似於生物學概念的“基因”嗎？我們不妨先以遠鄰為鏡，觀照這一問題。西方人關於哲學、文藝、歷史、科技的論述，都將近代以來的西方文明追溯至公元前800年愛琴海畔的那個小城邦。而事實上，至文藝復興時期，歐洲人的“希臘”成分已所剩無幾，希臘語幾乎無人能懂，古希臘的文化遺產不過是被封存的殘卷。“希臘”忽然以這樣一種輝煌面貌被人們再度關注，與歐洲地緣政治的變動，德國浪漫主義、現代性與古典主義之間的角力有著千絲萬縷的關系。近年來的一些西方歷史學家已開始重新審視西方文明的源頭問題：近現代的“雅利安”文明究竟是否與古希臘存在一脈相承的關系？“希臘”是否只是西方中心主義觀念下被發明出來的一個幻象？在西方學界引起大地震的歷史學家貝爾納指出了一個長期為人們所忽略的事實：西方人自幼被灌入腦海的、“希臘”本質是歐洲的或雅利安的概念直至19世紀上半葉才形成。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們很難說，今日的歐洲繼承了昨日古希臘身上的什麼“基因”。因為他們的歷史被中斷得太久了！而我們對於華夏文明起點的追溯和認領，則完全不同於歐洲。在我們漫長的歷史中，是否真有持續一脈的基因？如果有的話，這種基因是什麼，又是什麼塑造了這種基因？

中華民族的基因：超越種族血緣認同的文化認同

幸而我國自古就有修史、撰史的傳統，自《尚書》《春秋》起迄今從未斷絕。除了官方編纂的史書，我們還有地方志、文人筆記、石刻碑刻等浩如煙海的歷史材料。這些材料為我們追尋歷史發展的“基因”問題提供了答案，也提供了証據。縱觀中華民族史可以發現，在我們的歷史中確實有一些廣及四海，滲透進每個階層的，並且持續傳承未曾發生斷裂的東西，我們可以用“基因”或民族特性來指稱。這裡所談的這種基因或民族特性，指的是文化，姑且稱其為“文化基因”。

中華民族自古以文化為族群認同的紐帶，而不是以種族、血緣或地域為認同紐帶。這一本質特征遠在統一的秦朝形成前就已定型，春秋時，周天子與各國諸侯均與夷狄通婚，韓愈概括《春秋》，認為“夷狄進於中國則中國之，中國退於夷狄則夷狄之”，孔子有言“微管仲，吾其被發左衽矣”，足可見華夏是以“禮”這樣的文化概念作為區分“華夏”“夷狄”之標志的，執華夏禮者皆華夏。以文化為族群認同標志的文化基因，對於中國歷史的發展傳承具有決定性的建構作用。文化是春風化雨、潤物無聲的，也是可以通過學習而接受的，以文化作為維系族群的紐帶，既為大一統國家的形成奠定了基礎，也使“統一”成為華夏族群的本能驅動——自有周一代，“統一”就是中華世界唯一的理想形態，也是最終形態。

溫柔敦厚的價值追求

除了以文化為族群紐帶，中國歷史上還有一個形成甚早、延續至今的文化基因，保証了中華文明的“向心”與延續，那就是建立在儒家話語之上的對“溫柔敦厚”的追求。“溫柔敦厚”，語出《禮記》，其指的決不僅是人的性格或態度，而是個人對於大道的追求，對民眾、家國、集體的深厚感情和悲憫，或者可稱為“集體性考量”“整體性思維”等等。在四海升平時，“溫柔敦厚”使一個人與鄰為善、樂於助人，在天災人禍時，“溫柔敦厚”使一個人為了他人、家國可以慨然赴死。在我國歷史上，不乏一些“露才揚己”的天才式人物，如屈原、蘇東坡、文天祥等等，他們在歷朝歷代的人民大眾中受到廣泛的喜愛與推崇，這些人物，雖然其行為或者不流於時俗，但其天才式的鋒芒背后，是對民眾與家國的深深眷戀與悲憫，仍無改其“溫柔敦厚”的本質。“溫柔敦厚”的文化基因依然可追溯到中華文明的源頭時期，先秦時期的文獻典籍中。華夏傳統中一些鮮明的文化特質，如好仁、不武、中庸等等，甚至詩歌的聲韻對偶，楷書的端正庄嚴等藝術傾向，無不生發於“溫柔敦厚”。在抗擊新冠肺炎疫情的過程中，無數慨然赴武漢的醫務人員、志願者、解放軍戰士等，以他們的實際行動，再次印証了我國歷史傳統中“溫柔敦厚”的文化基因，這是與追求個人英雄主義、自由主義的西方文明完全不同的文化形態。

中華文化塑造了中華民族

關於“文化基因”，可談的還有很多，上面只是暫撿最核心的兩種談談。這裡還存在一個必須回答的問題，是什麼塑造了華夏歷史的這種文化基因？我以為，將其歸之於地理，歸之於種族特性，歸之於以農業為主的生產方式，歸之於歷史的偶然，都不恰當。中國無論從地理的遼闊程度，還是包含民族的數量、文化形態的豐富程度來說，都可謂體量巨大，地理的遼闊又決定了各地區農業生產形態的不同，因此以上幾點都不足以解釋這一問題。文化的問題，最終還是要從文化中找尋答案。

文化是可以被引導和塑造的。中國從漢代起尊崇儒家學說，唐宋時期的政治家又以非凡的政治智慧設立並發展了以儒家經典為考試內容的科舉制度。科舉制使儒家的精神追求、文化傾向與普通大眾的人生之間形成了無法脫鉤的緊密聯結，從科舉制開始，儒家文化開始突破社會的上層，滲透至社會的每個階層。文化具有可引導性、可塑造性，那麼，如何講述歷史、講述歷史的源頭就是塑造文化的重要手段。中國歷史上歷朝歷代帝王的封禪巡守，以及幾乎持續整個封建王朝時期的尊孔祭孔，其實都是維系族群歷史記憶，保持文化基因傳承的外在形式。西方人“言必稱希臘”，不斷地講述希臘文明如何恢宏，也正是歐洲人塑造近代歐洲文明“合法性”的歷史敘事。而回顧自身，輝煌多樣的文明形式，自源頭時期就具有的海納百川的文化包容心態，“溫柔敦厚”的價值追求，是我們的文化在伊始時期就賜予我們的寶貴財富。換句話說，中國歷史的文化基因從根上來說是健康的、有活力的。但是，歷史告訴我們，如不用心維護和引導，基因也可能發生變異。放之於當下，如何講述歷史，如何追溯歷史記憶，正是維持文化基因健康持續的關鍵所在。

“江山勝跡”，是傳統、歷史和文化傳遞給我們的健康基因，而隻有“我輩”反復地“登臨”，才能保証優秀的文化基因繼續健康地傳承下去，留待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