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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極文化”與中國影視民族化》 黃會林 著
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
2014年版
少年黃會林曾參加抗美援朝
《中國現代話劇文學史略》
黃會林 著
安徽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
【大家】
學人小傳
黃會林，1934年生，1950年入伍，在抗美援朝戰場榮立軍功。1955年保送入北京師范大學中文系，1958年提前畢業留校任教。北京師范大學藝術與傳媒學院創院院長，中國高校第一位電影學博士生導師。現為北京師范大學資深教授，中國文化國際傳播研究院院長。出版《黃會林紹武文集》（十卷）、專著《中國現代話劇文學史略》《夏衍傳》（與紹武合著）《學術知行：從影視民族化到“第三極文化”》等，主編並參與撰寫《中國影視美學叢書》《影視受眾研究叢書》《京師影視學派系列叢書》等，與紹武共同創作《梅嶺星火》《故都春曉》《愛的犧牲》《驕子傳》《母親三部曲》等。
不久前，央視直播2020年第十屆北京國際電影節開幕式，隔著電視屏幕，又看到了黃會林先生。與其他上台致詞的陳道明、張藝謀這幾位直接從事電影創作的人士不同，黃先生是以從事文學和電影教育工作62年的北京師范大學資深教授的身份出場的，她的亮相被媒體稱為“啟動式上最動人的一幕”。86歲高齡的黃會林笑稱自己是“85后”，她說，“隻有一代代電影人前赴后繼，才能讓中國電影血脈傳承，讓中國文化其道大光”。黃會林在這個場合致詞，大家心裡都明白還有一重意義，那就是，她是北京大學生電影節的創辦者。如今已是國際A類電影節的北京國際電影節，最近兩屆是和北京大學生電影節合二為一的。
從1958年留校任教，黃會林以教師為職業，以學術為生命，以推動中國戲劇電影發展、構建中國影視民族化理論體系為使命，在影視藝術與中國文化國際傳播領域開創了眾多導向性的基礎理論和實踐案例﹔她是在學術領域開疆拓土的耕耘者，也是一位有戰略眼光的學術領軍者，更是一位以愛和知識教書育人的學者。
評價一位學者，應當主要從三個方面來衡量，一是他與時代發展、與國家民族的關系，二是他的學術使命擔當，三是他留在歷史上的學術成就和貢獻。以此揆之，應該說，黃會林正是一位自覺順應時代前進大潮，勇敢擔當歷史文化使命，並取得杰出成就的學者和教育家。70年前，隻有16歲的初三學生黃會林，毅然報名從軍，奔赴那場“保家衛國”戰爭的最前線，在戰場上以熱血和生命表達了她對祖國和人民的忠誠。四十年前，她在中國現代戲劇研究領域第一個開始全面、系統研究夏衍，填補空白，於30年前出版了第一部中國話劇史研究專著。28年前，她又承擔學術文化使命，重建北師大藝術系，創建藝術與傳媒學院。2009年，黃會林、紹武二位先生又提出“第三極文化”的理論，在中國文藝界、文化界引起強烈震動，受到學術界廣泛關注。如今，在她和同事及幾代學人共同開辟、耕耘的中國影視民族化研究新天地裡，碩果累累，中國影視民族化研究學科體系經過多年奠基、深化、拓展，一座大廈已然矗立。2020年，《京師影視學派系列叢書》開始陸續問世，標志著“京師影視學派”已形成系列成果。
70年前的炮聲恍如昨日，28年時光更是彈指一揮間。在今年這樣一個有特殊意義的年份，回顧這樣一位有著傳奇經歷的學者的學術人生，探討她倡導、開創的中國影視民族化理論，會對我們有許多新的啟示。
創業·劇魂
1992年，不僅對黃會林來說是一個值得紀念的年份，在中國高校影視學科史乃至整個藝術學科發展史上，這也是一個重要的年份。1991年年底，北師大計劃重建藝術學科，校領導找到黃會林，希望她擔此重任。那一年，黃會林已年屆58歲，接近退休年齡。在幾乎空白的基礎上重建一個大學科，其實就是創建，這顯然意味著一次艱巨創業。對於一般人，接此重任是既無此心也無此力。校方再三做工作，黃會林推辭不得，隻能接下任務，她自己當時也沒想到，就此開啟了北師大藝術學科28年全面復興的征程。可是剛開始，創業的艱難，實在一言難盡。從軟件師資、教材，到硬件辦公條件，幾乎都是白手起家。藝術系當年的辦公室和教室，是在西城區定阜街一號，老輔仁大學校區，大樓北邊有幾間小平房，夏天下雨漏水，冬天寒風呼嘯。條件的艱苦，恰好為一介學者的學術使命擔當做了一個注腳。
在藝術系重建的早期，黃會林爭取到各方面的支持，包括曹禺、吳祖光這些前輩大家，北京電影學院院長沈嵩生還應她之邀出任藝術系顧問。但是，外力的助推再大，主事者如果沒有毅力，沒有堅持，沒有忘我的付出和出色的領導統籌能力，那也很難成功。從學科設計規劃，師資引進和培養，到教材編寫，招生計劃、課程設置，乃至校舍、人員安排，方方面面，千頭萬緒。可想而知，這得需要多大的精力和付出。1992年創辦藝術系，1995年擁有了中國高校第一個電影學博士點（此前，全國電影學的第一個博士點在中國藝術研究院成立），2002年，以藝術系為核心和基礎，北師大藝術與傳媒學院成立，學科建設已成體系，至2020年，則已建成“雙一流”、A+學科。二十余年來，以黃會林為主要學科帶頭人，北師大戲劇與影視學科彰顯出傳承中國優秀文化、體現中國文化魅力和東方審美氣質的人文性追求，形成了優勢突出、特色鮮明的京師影視學派。
在當代，上世紀30年代出生、50年代入大學的那一輩學者當中，做出學問的人很多，但是，在學術上，能領導一個團隊、帶動一個學科發展，最后創立一個學派，對一個學科產生整體性影響的人，卻並不是很多，每個學科領域，不過一二人。黃會林就是其中一位。她對中國影視學科的貢獻是開拓性和整體性的，因此，她被同行稱為藝術學領域的一位“戰略家”。
北師大戲劇與影視學科至少可以追溯到上世紀三四十年代。那時，中國老一輩戲劇理論家洪深、焦菊隱等人就在此任教。1949年后，國家抽調焦菊隱等人作為主干，創辦北京人民藝術劇院，焦菊隱受命任北京人藝總導演十幾年，打造出具有鮮明中國特色的當代中國戲劇體系。黃會林重建藝術系，接續的正是這一文脈劇魂。而黃會林能把此一文脈劇魂接得上、接得好，那也不是偶然的。
大學畢業后三十多年，黃會林一直教現代文學，那時她就注意到現代文學與現代戲劇、電影的密切關系。上世紀70年代，她和紹武開始電影創作，發表了電影劇本《梅嶺星火》《彭德懷在西線》等。1978年結識夏衍后，他們又開始話劇創作，在夏衍直接指導下，寫出話劇《故都春曉》。在此過程中，自然而然轉入夏衍研究和中國現代話劇研究。黃會林和紹武從1980年開始，陸續出版《夏衍傳》、整理夏衍作品及研究資料300多萬字。在上世紀80年代，中國話劇史幾乎還是一個未開墾的領域。當年，陳白塵、董健主編的《中國現代戲劇史稿》，葛一虹主編的《中國話劇通史》，都還在醞釀寫作之中，尚未問世。1984年，田本相到中央戲劇學院教書時，發現堂堂中戲，竟然沒有中國話劇史課程，田先生自己所著《中國現代比較戲劇史》則是1993年由文化藝術出版社出版。而黃著《中國現代話劇文學史略》，夏衍作序，曹禺題簽，1990年3月即由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書稿實際完成於1988年底，是中國話劇史理論研究的重要開山著作之一。夏衍寫作此序是在1989年3月，五四運動70周年前夕，正是在這篇序中，夏公提出要從新文藝的角度來審視中國現代話劇發展的重要觀點。可以說，黃著和上述幾部著作一起，代表了新時期以來中國話劇史研究的水准，也標志著中國話劇史學科的建立。黃會林在現代戲劇研究方面做出的一系列成果，對中國現代戲劇研究的貢獻，也是開拓性的。
在上世紀80年代，黃會林一邊教學，一邊還做了兩件有全國影響的事，一是創立“理想杯”大學生電視作品大賽，二是1986年創辦北國劇社。前者於1985年創立，是專注於大學校園電視文化創建與電視創作的全國性賽事。其時，黃會林正擔任北京電視藝術家協會高校工作委員會主任。后者是黃會林在“中國現代戲劇研究”課上，嘗試教學改革，與紹武一起把學生從教室帶到舞台，給青年學生創造藝術實踐的平台和直接學習戲劇大家的機會。這些也都為黃會林日后重建藝術系、復興北師大藝術學科創造了條件。文脈劇魂不僅存在於書本上，年輕學子們的舞台表演、青春演繹，才是活的劇魂。
第三極·自信
電影、電視早已成為當今世界文化傳媒中傳播最廣最快，對人們的思想意識、生活方式影響最大的藝術創造和文化傳播方式之一。但是20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文化和中國社會發生了深刻巨變，電影理論也敏感地意識到，那種“尋根”式的懷舊主義，那種青春般的理想主義已成為歷史，全球化時代到來了。在短短幾年當中，中國電影和電視的整體風格、美學形態，都發生了巨大變化，投資方式、發行體制也發生根本轉變，它們對市場變得如此依賴。同時，中國電影也開始面臨來自方方面面的嚴峻挑戰。那時的中國電影正在開始一個相當漫長的低谷期。在那十多年中，有的年份全年票房不到十億元，不及2019年某一天的票房或某一部影片的票房。凜冬寒氣，中國電影人今天都記憶猶新。中國電影面臨的問題，也是中國電影理論所面臨的問題。這就是黃會林在上世紀90年代早期倡導影視理論民族化的一個歷史背景。
黃會林意識到，成局之道，首先要破題，“應盡早建立起有中國特色的、能夠有效指導中國影視實踐的影視理論，否則中國影視藝術的發展將會受到制約”。早在1999年4月13日《光明日報》，黃會林接受記者（即筆者）採訪時就談到，影視藝術是一種世界性藝術樣式，但它同時又以美學性和文化性區分了不同民族與國家的藝術風格，如電影在發展中形成了蘇聯學派、美國學派、法國學派、日本學派等等。而中國電影也以一大批具有民族風格的優秀作品，為世界電影“中國學派”的創立打下了基礎。但是，理論界對本土創作缺少全面的、系統的、本質的、富有理論高度的研究與總結，更缺少以中國影視藝術為支點，提出具有中國文化特性的影視理論。中國影視發展的歷史表明，影視雖然屬於典型的“舶來品”，但是，中國影視並非歐美影視的翻版，它具有鮮明的中國文化特征。因為影視不僅僅是科技工業，也是美學與藝術：科技手段固然沒有民族和國家的界限，然而美學與藝術卻有著明確的民族特色，用黃會林的話說就是，影視語言可以是世界的，但影視語法必須是中國的。2002年，《黃會林影視戲劇藝術論集》出版，就把這一論題較完整地呈現出來。黃會林創立的中國影視美學理論，不僅是一種學術研究，更是一種根植於民族立場的文化價值追求。她的這些觀點，直至今天，仍有很強的理論意義與現實針對性，值得大家思考。
1999年第3期《中國社會科學》雜志發表黃會林文章《建立中國影視美學理論研究體系》和三位同事的筆談，這是《中國社會科學》首次刊登影視論文。當時的“編者按”指出：“總結民族化的影視藝術發展規律，是影視理論界應當探討的重要課題……特別是就現有理論來看，絕大多數是西方影視理論的翻譯和介紹，本土化的影視理論研究比較缺乏，尚未見到‘中國影視美學研究’這一系統論題的正式提出。這裡刊發的一組筆談，提出了‘中國影視美學’的概念，並對中國影視美學與傳統文化的關系進行了探討。”20多年前，在定阜街一號“北校”的小平房，黃老師和幾位同事、學生討論這組文章的情形，我如今還歷歷在目。在此前后，黃會林和她的同事們，結合國家級、省部級和若干橫向課題項目的進行，出版了黃會林主編《中國影視美學研究》叢書八種，結合中國影視創作實踐，從歷史、理論、作品多個維度，系統研究中國文化、傳統美學和影視文化。該叢書被同行專家評價為“創建中國影視美學的本土體系而努力，具有開創性和奠基性意義”，“初步建立起中國本土的影視美學理論研究體系”（《人民日報》2000年12月23日）。
黃會林的中國電影民族化理論，概而言之，主要有三大層面，即中國電影文化的民族化，中國電影美學的民族化和中國電影史學的民族化。這裡所提倡和進行的影視民族化理論建設，不同於上世紀50年代較為純粹的藝術風格研究，也不是搞“文化保守主義”，而是要在新的文化背景下，構建藝術發展的民族文化基石，發掘有當代生命力的傳統價值。一直到“第三極文化”理論，“民族化”一直是黃會林學術研究的一個核心概念，“一直試圖尋找中國文化和藝術的獨立品格和價值”（《目送歸鴻》序），就是黃會林的學術立場。
黃會林的學術道路，大致可分為三個時期，1992年出任藝術系系主任，是中間一段﹔之前留校任教34年，學術重點起於現代文學，深入、開拓於中國現代戲劇研究﹔從2009年至今，與紹武共同提出並致力於“第三極文化”理論研究與實踐，可以看出其學術探索轉向了對文化的宏觀思考。“第三極電影文化”是針對世界電影發展格局提出的“帶有一定戰略性思考的學術構想”，是中國文化在21世紀新時代全面復興發展的背景下，對中國電影的歷史要求。
我們現在講文化自信，但文化自信不是一句空洞的口號。文化自信，必須落實到具體的文化建設、藝術創作和學術創新上，落實到一部部高質量的電影作品，體現在一篇篇有學術創見的理論著作上。何謂自信？自信首先就是有能力實事求是地審視自己文化的優長與短處，然后在與其他文化的交流發展中發揚自己的優長與特色，並在此歷史實踐中確認自身的主體價值。黃會林倡導影視民族化理論研究，不僅僅是被動地應對外來影視文化，而是在研究中發現中國影視文化的民族傳統精神，喚醒文化自覺，確立我們民族文化的主體意識和文化主動性，在電影電視乃至互聯網這些現代藝術與傳播手段中建立我們民族的文化自信，並發揮其積極的影響力。
在二位先生主持下，從2011年起，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陸續推出《“第三極文化”論叢》及相關成果，使這一文化理論不斷推廣普及，不斷豐富發展，深入實踐，被學者評價為“當代文化文藝發展的重要思想理論成果，逐漸顯示出深邃的理論意蘊和思想能量，並且與近十年的中國文化發展實現了高度的理論契合”。2020年出版的“京師影視學派系列叢書”第一輯中，還有胡智鋒《本土化：中國影視的文化自覺》，路春艷《互動與融合：中國電影文化研究（2000-2019）》，史可揚《美學精神：影視的詩意探尋》，張智華《文化探索：戲劇影視創意》等四種。這些都是中國影視民族化理論和“第三極電影文化”理論的最新成果。
人生·事功
黃會林幾次說過，她從事學術研究，走到今天，確有很多機緣巧合，“其中有些經歷十分重要，甚至直接影響到個人的學術人格和治學態度”。黃會林於1955年被保送入北京師范大學中文系，1958年提前畢業留校任教，可以說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培養的第一代學人。她的學術人生，可以說是那一代愛國知識分子的典型。如果說，在1949年之前，她一直在艱苦歲月裡成長，還是一個沒有完全自覺意識的少年，那麼，1949年開始，她就完全不一樣了。這年5月，黃會林在上海迎接解放軍。年底，因表現優異，才上初二的黃會林加入了新民主主義青年團。自此，她和同時代千千萬萬青少年一樣，自覺把自己的前途和國家的命運聯系在一起。
從軍，對一名學者的意義，是一個很值得探討的話題。現當代許多學者、作家都有從軍的經歷。老一輩的，有聶紺弩、曲波、黃仁宇、鐘惦棐、汪曾祺等等。黃會林在抗美援朝戰場得到的，不僅僅是一枚獎章。她多次說，這枚軍功章當然是一份榮耀，但更是一份責任，為了犧牲的戰友，她要繼續戰斗、工作。殘酷的戰爭環境磨煉人的意志，黃會林身上沒有一般讀書人面對困難時的軟弱與逃避。我們也由此可以理解，黃會林能在58歲開創一份全新事業的勇氣和擔當。堅定的民族立場，不怕困難、不怕犧牲的堅韌勇氣，還有召之即來、來之能戰的戰斗力，黃會林從軍的人生收獲，至少有這三條吧。
黃會林由武轉文，走上文學教育和學術研究之路，在北師大求學那幾年是關鍵。當年的北師大中文系，可說是名家宿儒雲集，黃藥眠、鐘敬文、彭慧、穆木天、劉盼遂、陸宗達、譚丕謨、俞敏、郭預衡等等，都在中文系。親炙名師，勤奮苦讀，為黃會林打下堅實的學術基礎。十年浩劫，黑白顛倒，學術文化一片荒蕪。黃會林因為家庭出身受到不公正待遇，但她並未失去對國家民族的信心，沒有虛度時光。在許多人或無所事事或熱衷於搞運動的時候，黃會林抓緊時間潛心讀書、積累，拜前輩學者唐弢為師，對現代文學做系統研究。得唐弢、夏衍親授真傳，黃會林學問和創作都升入一個新境界。
我們現在常說，大學不在大樓而在大師。但是話都不能說絕對了。一所好大學，大樓也是必要的物質基礎，真的沒有大樓也是不行的。現在的北師大藝術與傳媒學院大樓（即田家炳藝術教育書院大樓），就是二十年前黃老師“化緣”，香港實業家田家炳先生資助興建的。當年黃老師對我說起這個事，只是輕描淡寫說了句“那可真不容易”。
其實，中國古人很重視事功，對讀書人來說，能為社會做一些實事，建立一定的事功，不僅是對社會的貢獻，也是士人自己人生價值的重要體現。對大多數學者而言，能在某一個領域的學術研究中有所發現發明，就已經很不錯了。但黃先生不僅在學術上立論著說，開荒拓土，開宗立派，在事功方面也有不凡成就，“藝傳”大樓就是一個象征。黃先生的事功，撮其大要，除了推動、引領學科發展，還有兩大方面：藝術實踐和服務社會。前者，從集體方面說，以北國劇社為代表﹔從個人方面說，有她和紹武先生創作的諸多影視、戲劇和大部頭文學作品在，早有公論。這些成就，也不是任何一個大學老師可以輕易取得的。
后者，更了不起。作為人文學者，和社會現實的聯系不都是很緊密的，而在課堂和書房之外服務社會，又會佔用學者大量的時間精力，也不是每個人都願意做的。因此，能有服務社會、報效國家的意識並付諸行動，這一點尤為難能可貴。這方面黃會林做了許多大事。黃老師帶領團隊在1993年正式創辦北京大學生電影節，至2020年，已成功舉辦27屆，成為這個學科點“影響行業、展開社會服務的最具代表性的文化名片”。她理論聯系實際，領導、組織師生對影視受眾做深入、全面地調查研究，寫出調研報告，出版研究專著。從2006年起，她連續五年帶領課題組開展“影視文化對未成年人成長的影響與對策”研究。這些成果，都對行業發展、國家文化政策制定起到了直接的、有力的學術支持。近年來連續進行的“看中國·外國青年影像計劃”也取得巨大成功和國際影響，得到國家層面的重視。這是一項中國文化體驗項目，2011年由北師大會林基金贊助、中國文化國際傳播研究院主辦。該項目是讓外國青年在中方志願者配合下，完成10分鐘中國文化紀錄片，讓外國青年來講中國故事，從而提升中國文化的國際影響力和吸引力。在近年個別西方國家妖魔化中國的背景下，該項目的意義更是不同尋常。2012年，黃會林率中國電影學者赴美國與美國大學合辦學術論壇，傳播中國電影文化。想想當年戰場上和敵人生死相搏的女兵，六十年后卻在學術會議上和美國學者交流學術文化，我們除了感佩中國學者的博大胸懷之外，也不免會感慨歷史的滄桑。以教育、學術和文藝實踐，服務社會、回報國家，既是黃會林的事功，當然也是北師大藝傳學院和中國文化國際傳播研究院的事功。
黃老師有一顆赤子之心。七十年來，她堅守一個中國人的立場、一名學人的良知，響應祖國和時代召喚，勤奮工作，勇於奉獻。她以文藝和學術為民族復興做出的貢獻，后人將會有更充分的評價。
（本文作者：祝曉風，系中國社會科學院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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