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伯慧：談談漢語方言大型辭書的編纂

作者：詹伯慧，系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漢語方言學大型辭書編纂的理論研究與數字化研究”負責人、暨南大學教授

改革開放40多年來，漢語方言調查研究突飛猛進，方言調查研究最直接、最突出的成果，就是方言詞典的編纂出版。這一時期，各種類型的方言詞典層出不窮，其中多數是中小型的單一方言詞典，也有過幾套大型的多卷本方言大詞典，如李榮教授主編的40多卷分地版《現代漢語方言大詞典》及綜合版6卷本《現代漢語方言大詞典》，許寶華教授和日本學者宮田一郎主編的5卷本《漢語方言大詞典》，陳章太和李行健教授主編的5卷本《普通話基礎方言基本詞匯集》，李榮、張振興教授等主編的《中國語言地圖集》和曹志耘教授主編的《漢語方言地圖集》等。這些漢語方言建設工程的成功范例，豐富了我國語言學的寶庫，提高了漢語方言學科在語言學科中的地位。

我跟語言學特別是方言學結緣六十余載，多次參加大型辭書的編撰。幾十年來，目睹漢語方言辭書如雨后春筍般出現，特別是前面提到的幾部大型漢語方言辭書的完成，真是欣喜莫名。近幾年，自己又以暮年之軀挑起了主持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漢語方言學大型辭書編纂的理論研究與數字化研究”的重任，而編纂一部幾百萬字的《漢語方言學大詞典》，則是這一重大項目最關鍵的任務。幾年來，編纂大型方言辭書遇到的種種問題，讓人不得不認真思考，認真面對。所幸的是：壓力往往與動力同時存在。在負重前行的路程中，常常會有意想不到的曙光驀然出現。如今幾百萬字的《漢語方言學大詞典》終於出版面世，令人心潮澎湃，感慨萬千。

回顧編纂《漢語方言學大詞典》的歷程，我深深體會到，編好大型方言辭書，得在以下幾方面認真發力，下足功夫：

要組建一支熱愛方言事業，有相當業務素養，樂於共同奮斗的編纂團隊。這是大型方言辭書編纂能否順利啟動的關鍵所在。當年42卷《現代漢語方言大詞典》編纂，找了一批分布在各地，熟悉並調查研究過當地方言的語言學專業人士，讓他們各人負責編纂自己熟悉、甚至自己使用中的方言詞典。二十多年后，我們要組建《漢語方言學大詞典》的編纂團隊，不宜完全照搬當年的團隊組建模式。我們要編的是百科性質的大型方言辭書，是“方言學詞典”而非“方言詞典”，因為加了一個“學”字，內容的含量和覆蓋面就大不一樣了。這部方言學大詞典是我國歷史上第一部開創性的方言學大詞典，內容涵蓋全國各地、包括海外華人社區的漢語方言，也涵蓋漢語方言學科的方方面面，需廣泛組織全國方言學界力量，形成一支強大的編纂隊伍齊心協力完成。我們確立了團隊組建的原則：一是老中青相結合，把有條件參與的方言學界力量盡量請進來﹔二是分層組織，逐級管理，務使各階段任務都能落到實處，分層組織中的頂層成員是編纂委員會，根據內容需要，編委要涵蓋各方面內容所需人才，並且分別負責第二個層次——編寫組的組建和領導工作﹔第三個層次由各編寫組根據實際需要物色合適人選。最終我們的編纂團隊是一支來自全國各地、老中青結合，約200人的隊伍。

兵馬未到，糧草先行。最可貴的“糧草”，就是國家社科基金的資助立項。可以想象的是：如此巨大的一項辭書建設工程，如果沒有足夠資金的支撐，即使有再強的編纂團隊，也是難以施其技、畢其功的。所幸的是，2013年我們編纂《漢語方言學大詞典》申請獲批成為國家社科基金資助的重大項目。與此同時，出版社高度重視我們這項編撰工程，也向國家出版基金申請並被列為國家重點出版物加以資助。這樣一來，我們這部漢語方言學大詞典的編纂就成了“雙國家項目”，編纂經費問題不必發愁了。

精准科學的編寫方案和周詳具體的編寫條例，是大型方言辭書編纂得以順利開展的重要保証。大詞典的編寫方案，包括編纂宗旨、目的要求、成果形式、內容框架、包含內容、設置條目等。我們編纂的是百科性質的方言學大詞典，編寫方案比一般方言詞典復雜得多。例如：各大方言區及其下位的方言片、方言小片以至重要的地點方言都要設置條目，漢語方言發展的歷史、各階段的研究情況、研究成果和主要著作、主要方言學者都是這本大型辭書的重要內容﹔關乎漢語方言研究的理論、方法以及方言學的基本知識和常用名詞術語﹔方言研究與相關學科，如方言學與文化學、社會學、歷史學、民俗學等學科都有關系，也應設置相關條目﹔方言學的重要組織機構、學術活動、學術刊物等，也都應在這本大辭典中出現。一部內涵如此豐富廣泛的方言百科辭書，不同條目的分量自然也應有大小之別，我們將其分為大、中、小條，並詳細規定了其內容、比例。編寫條例作為本詞典的編寫規范，也是編委會給全體編寫人員的編寫指引。編寫條例要明確具體，才便於編寫人員遵照應用。例如本詞典中要設置許多方言著作的條目，著作條該寫入哪些內容？必不可少的是什麼？又比如人物的條目，什麼樣的人才可列入條目？人物條目中應包括哪些必不可少的內容？編寫條例要為各種不同類型的條目內容、次序作明確指引。辭書的一個特點就是講究語言、行文的規范化。作為一部漢語方言學方面的專業性大辭典，各項規范的運用，包括語言、行文規范的運用，以至標點符號的運用、數目字的運用、年月日的運用等等，理應都在編寫條例中有所交代。為了讓編寫人員更好掌握，在編寫條例中，還應附上一些范例，如著作條目的樣板、人物條目的樣板等。盡管有了編寫條例，在具體的編寫實踐中，仍難免會出現一些突破條例的情況，或是發現一些條例考慮欠周，有待修訂完善的問題。因此，及時對編寫條例和編寫方案進行修改也是必要的。為此，編委會每隔一兩個月開一次交流會，跟進各組工作，匯總編寫中的問題，及時加以解決，以保証編寫工作順利進行。

認真細致的審稿是大型方言辭書保証質量的關鍵。最終支撐一部大詞典質量高度的，是認真細致、反復加工、一再修訂的審稿工作。許多大型的辭書，正是由於花大力氣做好審稿工作，才達到“拿得出手”的水平。一部大型方言學辭書，審稿的時間往往要佔整個編纂時間的一半以上。就以我們這部465萬字的《漢語方言學大詞典》來說，編寫初稿的人員眾多，盡管有統一的編寫條例為指引，寫出來的初稿仍難免良莠不齊。因此，我們一而再、再而三地反復組織審稿。審稿成員是涵蓋方言學界方方面面的權威學者，相當一部分是進入耄耋之年的方言學領軍人物，如張振興、鮑厚星、劉村漢、劉綸鑫、周長楫教授等，由這些方言學長輩坐鎮把關，配以年富力強的方言學界精英，初稿中遇到的問題再復雜，也有條件攻關克難，迎刃而解。我們這部大辭典編纂歷時四年，花在審稿上的功夫足有三年，其認真細致、精益求精的精神可想而知。一部如此龐大的方言學大詞典能在短短幾年內順利編好，“拿得出手”，正是幾位權威老專家帶領老中青相結合的強有力審稿隊伍以隻爭朝夕的態度苦戰、巧戰的結果。

盛世修典，意義非凡。集合一批學者編纂大型辭書是相關學科都應有的壯舉，是文化建設中該抓的大事，也是文化自信的具體體現。語言是重要的資源，國家對語言工作高度重視並提供政策保障，語言工作者正宜趁此大好形勢，多組建一些重大學術工程，編纂出版相關大型語文辭書。就這個意義來說，我的有關編纂方言大型辭書的點滴體會，也就不無拋磚引玉之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