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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人小傳
張金哲，1920年9月25日生，天津人。我國小兒外科主要創始人之一，國際小兒外科最高獎項“丹尼斯·布朗”金獎獲得者，中國工程院院士。1946年畢業於上海醫學院。1947年進入北京大學醫學院附屬醫院外科工作，擔任住院醫師及總住院醫師﹔1949年后歷任外科主治醫師、助教、講師、副教授﹔1950年在北京大學醫學院建立小兒外科專業﹔1955年調入新建北京兒童醫院。首先發現了當時死亡率最高的新生兒皮下感染，並命名為“嬰兒皮下壞疽”，使該病得到有效控制﹔50至80年代在以創傷、感染、急腹症為主的小兒外科急症的診斷、治療，及肛腸外科與膽道外科手術設計方面作出了突出成就和貢獻。
張金哲和學生們在一起分析患者病情。資料圖片
張金哲的部分著作
張金哲的部分著作
張金哲的部分著作
【大家】
給一位百歲老人寫電子郵件，會有什麼反饋？
回件干脆利落：“感謝你還記得我。我身體在我的年齡段中應該算健康。生活自理，汽車接送按時上班（上午半天）。近半年來因新冠肺炎疫情，院裡照顧，把我的常規工作簡化，現在每周三上午去一次醫院……”
他就是張金哲，中國小兒外科的重要創始人，中國工程院院士，英國皇家外科學院榮譽院士，一個獲得過國際小兒外科最高獎——“丹尼斯·布朗”金獎的醫者。今年9月25日，是他的百歲壽誕。
8月26日是個周三，在北京兒童醫院他的辦公室，筆者又見到了這位不可思議的百歲醫。隻見他皮鞋光潔，咖啡色豎條拉鏈外衣雅致合體，走路不用攙扶，思維、語速均無老態。但是他笑言自己退步了，“‘十六字符瞬時記憶’標准，我自測也就剩六字符了。但我一直堅持鍛煉，每天晚飯后在室內自行車上騎行5公裡”，他伸出一個手掌，笑容明媚。
辦公室牆上，挂著2019年患者送的一面錦旗。
他果真把自己活成了一個100歲還能工作、會生活的傳奇。
亂世新世 兩次抉擇
張金哲考大學是在國難當頭的1937年，他被迫從河北省立一中轉入天津租界內的耀華中學備考，這期間，他經歷了轟炸、校長趙天麟上班路上被槍殺等各種血腥事件，郁積了一腔憤懣。
京津兩地當時隻有燕京、輔仁及天津工商三所西方國家承辦的大學還在招生。他分別報考了這三所大學的醫學、美術、建筑三個方向不同的專業。在燕大的國文考場上，張金哲引經據典，揮筆寫下《良醫良相》一文，表達了一個17歲的青年亂世之中思報國，“寧為良醫，不為良相”的志向和意願。
三所大學同時錄取了張金哲，他選擇讀燕京大學的“特別生物系”學醫。那是協和醫學院委托辦的預科。這是他人生第一次重要抉擇。
經過嚴苛的淘汰，三年后，入學時71人的班級，隻有張金哲等16個優秀生升入協和醫學院。
完成學業的過程也是愛國、抗日的民族氣節滋長的過程。在協和醫學院剛讀滿兩個學期時，張金哲拒絕日本人的轉校安排，毅然南下，轉至上海聖約翰大學﹔次年，聖約翰大學也被日本人接管，張金哲憤而轉考上海醫學院，在顛沛和轉插班中完成學業。
抗戰勝利后不久，認定以治病救人為天職的張金哲成為北京中央醫院（北京大學人民醫院前身）的實習醫師，以出色的工作業績，在不長的時間內晉升為住院醫師、住院總醫師。
1948年前后，多地醫院的產科病房遭遇了可怕的“皮下壞疽”風暴，就是新生兒極易發生的急性皮下組織細菌感染化膿，傳染性極強，致死率是可怕的100%。眼睜睜看著嬌嫩的新生兒一病房一病房地死去，已是住院總醫師的張金哲焦慮萬分。他覺得如能搶在發生大面積感染前，把患處切開放出膿血，或能救人於水火。雖然這個想法在患兒尸體上實驗証實可行，但在“化膿未局限、未熟透，不准切”的傳統醫學禁忌面前，中西醫老師們均不支持手術治療。
萬沒料想，此時張金哲剛出生的女兒也不幸被傳染上皮下壞疽。甚至來不及和妻子商量，他冷靜而果斷地拿起了手術刀——自己的女兒總可以試吧？不做手術就是放棄女兒的生命，這樣做了，至少有了第一例實驗樣本。結果，女兒得救了！消息不脛而走，手術治療很快得到推廣，成千上萬的皮下壞疽患兒因此重生。在張金哲的收容記錄中，皮下壞疽死亡率迅速下降到5%。
28歲，已在行業內嶄露頭角，張金哲卻心有不安。在新中國成立前夕的隆隆炮聲中，他在思考該怎樣以一個醫者的良心和使命參與建設新中國。長期受“耀華”“燕京”“協和”等西式教育熏陶的張金哲，在抗日戰爭、解放戰爭的歷史腳步中逐漸完成思想洗禮。
在抗美援朝期間，張金哲作為手術隊隊長，兩次赴朝，立了兩次大功。特別是部隊繳獲了大量美國的麻醉機和氣管插管，前方急需卻無人會用，張金哲就地自編講義，開辦麻醉培訓班，以精湛的專業優勢培養了第一代部隊麻醉師。他那些講義經改編，成為我國最早的麻醉學專著《實用麻醉學》。
學醫的人都知道“寧醫十男子，莫醫一婦人﹔寧醫十婦人，莫醫一小兒”一說。但是有了那次“拿自己女兒開刀”的經歷后，張金哲認真地把目光轉向了一片荒漠的小兒外科學。
在20世紀50年代初的“新世界”裡，張金哲在中國兒科學奠基人諸福棠的支持舉薦下，決定接受挑戰——創建全國第一個小兒外科，完成了人生又一個重要抉擇。
從選擇學醫，到確定主攻方向，國家和民族在他心裡的分量舉足輕重。1956年，他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五張病床 一個作坊
幾年前，筆者在張金哲先生家的舊抽屜裡，看到過各種用途的小工具——這是當年他開小作坊做兒醫器械的遺跡，見証了中國小兒外科學起步階段艱難苦澀的歷史。
新中國第一次衛生會議后，張金哲被調到北京兒童醫院，正式創建小兒外科。
那是名副其實的白手起家，一切歸零，手裡僅有從小兒內科病房分出來的5張床和一本書——兒科主任秦振庭從美國帶回的《小兒腹部外科學》（Ladd著）。
沒有診斷和手術用的器械，何來小兒外科？可那正是西方“卡脖子”的時期，沒有什麼條件是可以坐等來的。
好在動手創造是張金哲的強項。幼年時他就喜歡蹲在木工身后一看半天。燕大重能力培養的實驗教學，養成了他手腦並用的習慣，具有極強的應變實操能力，當年學校話劇隊幕后的電閃雷鳴等特效，全是他一個人鼓搗。
這次，他索性在自己家裡開“作坊”，動手自制和改良兒童診斷及手術器械。這個能講一口流利英文的西醫才俊，竟然白天上班，晚上做工，變成刨鋸鑿切全能的小工匠。
他與麻醉專家謝榮合作，首創肌肉注射硫噴妥鈉基礎麻醉，以及普魯卡因局部浸潤麻醉，並成功推廣。這在20世紀50年代的特殊困難時期，直接推動了小兒外科手術在各地迅速開展。小作坊裡先后誕生的50多項發明設計，全部針對兒童外科診斷和手術中那些繞不開的急難險重。這些簡易“神器”通過交流直接帶動和提高了全國小兒外科的水平。
其中，80年代的兩項創新發明特別耀眼，這就是被國際同行稱道、使用並正式命名的“張氏鉗”“張氏膜”。這兩項根治新生兒腹部畸形的創新手術設計，徹底顛覆了國際傳統戒律，使以往的不可能變為可能。患兒痛苦減輕了，手術效率大大提高了。還有膽總管防反流再造的手術“張氏辮”，小兒肛瘘挂線療法與小夾板配合牽引治療小兒骨折，首開門診手術、簡易病床房，解病床不足之困……數十項“首創”出自他手。即使在“文革”“靠邊站”時期，張金哲也沒停住，一面自制清掃衛生的工具，一面研制出第一台兒童心電監護儀。
一手搞硬件創新，一手自身打鐵，張金哲聞名遐邇的小兒外科診斷“金手”就是這麼“煉”成的：徒手為小嬰兒插喉管、用兩個手指在胸壁內外為小嬰兒做心臟按摩等。至於他親手做的手術，則創下太多“之最”，僅小兒闌尾炎一項，他就創造了30年1.5萬例無死亡的紀錄。改革開放后，他主持編寫了我國也是世界上第一部小兒門診外科學專著，不斷以多領域的新學說、新經驗、國家級新成果，影響了整個小兒外科事業的發展進步。
每談到這些，他總輕描淡寫說這是情勢逼迫使然。但正是由於他的開拓和引領，小兒外科從一個單一學科科室，發展到擁有腫瘤、泌尿、骨科、整形外科、心臟外科、神經外科等十幾個學科，醫、教、研、防的成熟醫學體系，並逐步走向微創化、分子化、數字化。
他是中華醫學會小兒外科學會的首任主任委員，曾被國際同行尊為中國“小兒外科之父”，迄今仍是全國小兒外科領域的靈魂人物。身邊的人知道，這些並非隻因為年齡、資歷、院士等頭銜和國內外大獎，而是他在小兒外科每一個發展階段實實在在的心血付出和巨大貢獻。良師楷范，景行昭昭。
約賈立群 會王煥民
80歲以后的20年中沒離過崗，這是張金哲漫漫人生中最“牛”的地方。到醫院查房、出門診已經是他的一種生命狀態。前幾年每周來院裡工作三次，疫情前至少兩次。疫情后醫院安排他每周上班一次，不再直接看病人了，他服從，但心痒。
今年8月以來，張金哲來北京兒童醫院約見較多的人是他曾經的博士生、小兒腫瘤外科主任王煥民。但是前些天還約見賈立群——也是名揚全國的新聞人物、B超達人。
同樣退而不能休的晚輩賈立群如今也已67歲了。他說張金哲讓他仰視了一輩子，至今見他還是誠惶誠恐。他說那天一進屋，“老人家先從沙發上站起身，迎上握住我的手”，讓他一時手足無措。先生100歲的思維依然機敏，“見面談業務常用英文。大概是因為表達准確，好在我還能接得住”。賈立群說張先生的工作標准極高，細致、較真又講方法，早在40多年前，他還在實習期的時候，就見識過張先生的“查房藝術”。一次張先生發現科裡醫生為患兒用的擴肛器型號不對，既要狠狠批評，又不能讓當事人太尷尬，就加肢體語言幽了一默，逗得一屋子人哄堂大笑。
這次約賈立群的主要目的，是談超聲波療法怎樣更好地與小兒外科，尤其是小兒腫瘤外科合作，同步提升的問題。因為目前超聲波已經發展到可以直接引導介入治療，用射頻消融對付實體腫瘤。但是與成人相比，小兒B超發展相對滯后。這是張金哲特別挂心的事。
“惡性實體腫瘤太凶險，弄不好就會拖垮一個家庭。隻有不同學科方向的醫者一起努力，才能提高治愈率，就是不能徹底治好帶瘤生存，也要讓孩子少受罪少花錢！”老先生這番話言近旨遠，語重心長，拉著賈立群的手始終未曾鬆開過。
在張金哲的辦公室，筆者見到了小兒腫瘤外科主任王煥民，這是張金哲博士團隊中的金牌“老三”。他來和張先生通報今年四季度全國小兒外科界兩個重要會議的准備情況，其線上線下結合的會議形式與張先生想的不謀而合，兩人你一言我一語談笑甚歡。隻聽老先生爽朗地說，“我發言准備講五點，但不會超過五分鐘”。
筆者借機“截胡”採訪王煥民。他笑稱老先生常常“約談”他，這讓同事朋友們有點酸，說“為什麼老先生總是找你？你不能總‘吃偏食’啊！可我這哪裡是吃偏食，是老先生在不斷給我壓擔子……”
王煥民說，“經過這麼多年的研究發展，任何雜症重疾，小兒普外都有法子從容應對了，唯獨小兒惡性腫瘤還很難攻，這讓老先生操心不已”。說話間，王煥民忽然想到了什麼，轉向老先生，“對了，那個叫某某某的孩子，今天又來復診了……”
他說的那個孩子是惡性母細胞瘤患者，瘤子很大，去年12月在決定是否能手術的時候，大家還是心裡沒底，特意叫老先生來參加會診。科裡擺出情況，等著老先生一錘定音。這時老先生不疾不徐地說：“你們不要總盯著手術，盯著解剖……”大家面面相覷，難道老先生否定手術方案了？往下聽才恍悟：“我們除了要考慮手術治愈的可能性和細節，還要更多考慮術后恢復的預期和費用，替患兒家庭考慮考慮經濟承受能力……”
“所以，對於我們來說，想到老先生時沒有太多年齡概念，大家遇到問題總習慣性地想知道‘老先生怎麼說’。這些年我們科的工作有些進步和起色，老先生所起的作用實實在在，他對我和團隊的影響一直是非常直接而具體的，尤其是在醫學人文的理念上”，說完匆匆趕回科室上班的王煥民強調。
醫乃仁術 人性為大
“聽賈立群說，您一見面就說自己的‘金手’被他的B超廢了？”張金哲被筆者說樂了，立刻伸出的右手比畫，手背光滑，並無色斑：“你看小孩子看病總會哭鬧，那時隻有一個辦法就是手觸：我在他們身上這樣敲（用幾個手指尖）那樣敲（用指背骨）再這樣敲（空芯手），小孩的反應和我手的感覺都不一樣，馬上可由此判斷和區分病情病灶，被說成‘金手’。類似的經驗我都有總結，甚至用電腦做成了PPT。這些似乎都沒用了，現在哪個門診醫生有疑惑不是直接開B超單？”
可任何時候，機器都不會完全取代人工。張先生顯然認同這一點，“相似的事情是，從《黃帝內經》出現，到隋唐時期的藥王孫思邈，發展了1000多年，直到今天2000多年，什麼時代談中藥的藥理藥性還是會追溯到《黃帝內經》那兒去，說明本質的東西不會變太多”，意思很明白：人性是機器無法替代的。
“醫乃仁術”。其實張金哲心心念念的，是醫生、護士、醫學研究者怎樣把工作的著眼點，更多地放醫學、醫療的人性化上。其實當年搞發明、煉“金手”、對付疑難症的各種手術新發明、合理高效開發使用病房病床……都是顧完孩子顧家長的至善之舉。
由此可見，醫學人文在張金哲的醫學生涯中從來不是虛無的說教，而是他堅守的職業行為。
從醫70多年，張金哲一路創新，同時也一以貫之地恪守自己定的老規矩。比如在接診時，對每個病人起身相迎、起身相送﹔手診前先洗手，把手搓熱再接觸患者皮膚﹔比如在自己的白大褂的左胸前，用粗筆寫上“外科張金哲”，讓患者（家屬）一目了然，消除陌生感，建立平等關系和親近感﹔還包括信奉《克氏外科學》扉頁上印的和患者“先交朋友再做手術”，等等。
他的小患者及家屬一代一代的至少也三代有余了，回憶總是會夾帶著畫面：他變小魔術邊逗孩子邊問診﹔還有“三分鐘口才”和“衣兜裡飛出的小紙條”，前者是醫患快速有效溝通的本領，后者說的“小紙條”是為小患者家屬准備的，每條不過50字，扼要、通俗地釋義一種常見病，不光是為了讓對方弄個明白，有實物收獲感，更是為了增效省時，看更多的病人。說白了就是肯花掉自己的時間，節省有限的診療時間，讓患者得到更多。
直到90歲以后出診，老先生還會這麼做。他認為醫生首先要尊重患者，這是最重要的，成人世界是這樣，兒童的世界也是這樣。即使在他擔任副院長、社會職務最多的時期，也是要求自己再忙也不能耽擱出門診。實在不能出診，必提前向已經約好的病人說明情況，更改日期。
關於醫學人文這個大題目，是筆者在與張金哲先生的郵件往來和有限次的見面中聊得最多的，如下歸納整理，以饗讀者。
——現代醫學多是從動物實驗來的，往往會濾掉許多人性的特點，而做醫生這一行不能隻講生物醫學，必須要有醫學人文的思想，就是要找回丟失的人性，在生物醫學中融入和凸顯人的特性。
——醫學乃人學，必須要服從人性，從人的本能需要以及社會需要出發。正如現在人們吃飯並不只是為了飽腹，不會為了滿足體能而吞食一堆營養素，而更多的是要追求美食的享受和文化。過分迷信實驗、數據、模型，而把“人”丟了，這是現代醫學發展的主要偏差。
——醫生不是驗尸的仵作或獸醫，把尸體和動物的經驗直接使用於人給人治病。醫學必須體現出對人、對生命個體的充分尊重。古老中醫講“扶正祛邪”，目的也不只是為了除病（祛邪），大前提是要讓人活得健康（扶正）。所以必須要把病人真正當人，並且當友人，讓病人見到醫生能得到一份安慰和信心。去查房招呼不打過去就掀病人被子，我看不慣。
——無論水平多高的醫生，永遠都是服務者，除了考慮治療，還要從預后、經濟承受能力等方面為患者考慮，多一點耐心，用最簡單的方法、最便宜的藥治好患者的病，而不是借口“生命無價”，就讓患者選擇那些僅微小改變，卻成倍加價的新藥。對治不了的病要幫助患者計劃少花錢，少受罪，避免人財兩空。對那些患實體惡性腫瘤的小孩子，治病和療心永遠同樣重要。
這些見解朴素而震撼，精誠至善，令人淚目，特別是在優質醫療資源還很缺乏的當下。這也是張金哲在百歲之年仍然在為之努力的事情，包括他“約賈立群，會王煥民”，更多是在叮囑、強調在專業隊伍中傳播醫學人文思想精神的意義。
在某種意義上，醫學人文就是植根於內心的素養，是設身處地為他人著想的善良。這也是張金哲先生用行為詮釋和垂范了一輩子的事情，追索其境，萬難不辭。
兩袖清風 淡定從容
不是每個人都能活到100歲這個年紀，也不是每個百歲老人都能保持張金哲先生這樣的生命狀態。除了一頭銀絲，看老人家的皮膚、體態、語速、舉止，確實很難與百歲翁發生聯系。
這首先因為他是一位終身學習型百歲院士，“什麼都會”，熟練上網，自由瀏覽醫學前沿最新的中、英文成果資料﹔用E-mail與世界各地的同行交流往來﹔甚至還玩微信、上抖音，保持與時代同步。
就在上個月，他還親自為一個患兒做了肛門手診，說明老人家神經末梢的觸覺敏感度並無退化。
今年“六一”節，這位百歲院士還欣然參加了院裡安排的抖音直播，在北京兒童醫院腫瘤外科，為異地惡性實體腫瘤患兒變個戲法，送上祝福，慶祝節日。
用王煥民的話來說，“老先生不停地有想法，琢磨事，談業務全在點兒上，提煉歸納能力極強。比如我們接了中國工程院的一個課題，請教他從何入手搭框架，他了解后脫口說出‘四個戰略’，高度凝練，言簡意賅﹔比如告誡我們，每天面對惡性腫瘤患者，萬不能‘三拖’，把病人身體拖垮，家庭拖垮，讓曠日持久的治療把主治醫生也拖垮。當患者主要生命器官都已發生不可逆轉的病變時，醫生必須還要考慮，怎麼讓患者在為數不多的日子裡活得不痛苦，有質量”。
有想法，琢磨事，並不等於老先生不服老。他坦然接受自然衰老的規律，接受人工晶體、戴耳機，不忌諱日常外用導尿管。
他是個有趣、懂得熱愛並享受生命的人。年輕的時候，他美術、書法、音樂、京劇、各種球類運動等無所不愛，曾因一幅油畫贏得北京聖心女校一位姑娘（后成為妻子）的芳心，這是笑談。他說，“其實這些愛好特長有助我廣交各階層朋友，借以鞏固團隊，力爭上游，豐富人生”。老年后他畫國畫、練書法修身養性。今年抗疫期間還揮毫寫下“天有不測風雲，人有科學政策”。運動鍛煉也一樣，他選擇每天晚飯后，量力在室內運動器材上騎一陣子自行車。
在談自己修身之道時，他多次說過，“其實就是要求自己，今天能做到的，明天盡量也要做到。不能過一天丟一樣，這樣就會越丟越多”。
離張金哲先生100歲壽誕的日子近了，不時會有“慈心仁術，高山仰止”之類的溢美之詞充盈耳畔，院內外同仁都在以不同的祝壽方式致敬這位中國小兒外科的開山前輩。
老先生卻一如既往地從容淡定。他對自己的人生回顧和總結始終就是十六個字：“一生努力，兩袖清風，三餐飽暖，四鄰寬容。”
（作者：夏 欣，系本報高級記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