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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單位：中國海洋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
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蔓延以來，從拒戴口罩、拒絕封城的任性而為，到“炒掉福奇”、調查比爾·蓋茨的情願抗議，美國社會上下出現的種種反智言行令人瞠目。在促成反智主義流行的諸多因素中，政治原因尤其值得關注。
何謂反智主義
一般認為，“反智主義”一詞最早出現於20世紀初期的美國，但真正讓反智主義名聲大噪的是歷史學家霍夫施塔特（Richard Hofstadter）。20世紀60年代初，他的《美國生活中的反智主義》一書出版后廣受關注，並獲得了普利策獎。根據霍夫施塔特的理解，反智主義是一種“對精神生活以及那些被認為精神生活代表之人的不滿，是一種不斷貶低精神生活價值的傾向”，其本質是反理性主義。在霍夫施塔特的基礎上，知識社會學學者裡格尼（Daniel J. Rigney）總結了美國三種類型的反智主義，即宗教的反理性主義、民粹的反精英主義和粗淺的工具主義。
綜合來看，反智主義並非單一化、體系化的理論，它更多是一種對理性精神、科學知識、知識分子質疑或蔑視的情緒和態度。反智主義並不限於特定文化，它會以不同的表現形式存在於不同文化中。在一些情況下，反智主義也可能發展成社會思潮，甚至轉化為政治運動。對於統治者來說，反智主義還可能是一種統治策略，甚至作為愚民手段而被用於合法性的確立與政權的鞏固。
反智主義在美國
作為現象的反智主義在美國有著很長的歷史。有學者指出，在北美殖民地早期，反智主義便已開始出現。美國反智主義的出現與流行有多重原因，實用主義的浸染、宗教信仰的影響、基礎教育的失衡、大眾傳媒的誤導等都是重要成因。
歷史上，美國的兩大政黨都曾使用反智主義來削弱對方的可信度。為了獲取選票，政治人物在競選中頻出各種反智言論以迎合民眾的反智情緒。美國學者利姆（Elvin T. Lim）收集了42位美國總統的演講，通過分析他們的語言藝術發現了一些有趣的現象：（1）美國總統的演講中存在一貫的反智主義傾向，對理性、知識及知識分子有著刻意的詆毀和貶低﹔（2）美國總統的語言藝術呈現日益墮落、平庸、空泛的狀況，多數人更願意表現得沒有實際上那樣聰明和智慧。
在現代西方，反智主義更多與右翼政治聯系在一起。在美國，政策立場更為偏右的共和黨更擅長利用反智主義。1953年美國大選中，美國共和黨副總統競選人尼克鬆用“蛋殼腦袋”來打擊書生氣的民主黨對手史蒂文森，使得知識分子一度淪為美國民眾調侃的對象。肯尼迪當選美國總統后，這種狀況略有改善。但進入21世紀后，反智主義再次在政界抬頭。2016年，特朗普在總統大選中及執政后的反智言論刷新了外界對美國政治人物反智的認知。
從歷史的長角度觀察，共和黨擁抱反智主義很大程度上是一種撈取選票的策略，沒有証據表明共和黨領導人比民主黨領導人愚蠢。但由於反智主義者拒絕科學和理性，因此很容易被利用，成為政治斗爭的工具。
進入21世紀以來，美國國內的政治極化現象愈演愈烈，最鮮明的表現便是界限越來越分明的政黨政治。政黨政治在現實社會中的投射便是民眾的分化，一些美國民眾因而形成了“系統性偏見”，甚至難以在基本事實上達成一致。例如，盡管世界上主要的專業科學組織都發現了氣候變化的切實証據，但皮尤研究中心2016年的一項調查發現，民主黨人對氣候科學的信任與否取決於教育程度，兩者呈正向關系﹔而對共和黨人來說，則與所受教育程度無關，他們多將氣候變化問題視為意識形態問題，而非科學問題。因此，民主黨執政下的克林頓政府和奧巴馬政府分別簽署了《京都議定書》和《巴黎氣候協定》，而其后的兩屆共和黨政府則分別退出這兩個重要的氣候協議，其中的重要原因便源於認知上的差異。
在不斷蔓延的新冠肺炎疫情中，美國共和黨與民主黨政爭依舊。民主黨的支持者更多地選擇支持醫學專家的建議，而共和黨的支持者則正好相反。皮尤研究中心2020年7月的調查數據表明，85%的民主黨人及其支持者將新冠病毒視為美國公共衛生的主要威脅，但隻有46%的共和黨人及其支持者這樣認為。正是因為這種認知差異，美國國內才會在新冠肺炎疫情的應對中呈現出五花八門的別樣圖景。
美國反智主義的影響
近些年來，美國的反智主義情緒一直在滋長。這給美國社會及世界帶來了諸多不確定性影響。
首先，非理性學說得以廣泛傳播，“陰謀論”大行其道。在“后真相”時代，充斥著偽新聞、偽科學、偽知識甚至偽宗教。反智的公眾或是缺乏必要的技能，或是因為宗教及政治偏見，無法區分對知識的虛假認知與客觀現實。更有甚者，反智主義者把對專家學者的普遍不信任轉變成各種“陰謀論”，科學事實則被曲解為“陰謀”。因此，面對新冠病毒的大流行，相當多美國人認為以福奇為代表的衛生專家別有用心，其專業建議是阻止特朗普連任的“陰謀”，而熱衷於慈善事業的比爾·蓋茨甚至被一些人視為新冠病毒的制造者。
其次，損害美國社會的共同福祉。反智主義拒絕科學和理性，而這兩者恰是現代文明的基礎。在西方的選舉政治中，當反智主義發展到一定程度，哪怕明知其不理性、不科學，政府也會在洶涌的民意前縮手縮腳，甚至被裹挾其中無法自拔。如果沒有理性的公眾參與，醫療保健、財政稅收、持槍控槍等美國熱門的公共政策討論是不可能順利實現的。而非理性的聲音往往使得相關政策調整成為新的“美國內戰”。近年來，反對接種疫苗在美國已成為影響頗廣的運動，一些州甚至出台了疫苗接種的“豁免條例”。這使得本已近乎消失的麻疹卷土重來，導致不少青少年死亡。凡此種種，反智主義者的思維和做法勢必損害美國的共同福祉。
再次，給世界帶來動蕩和不安。根據《國家地理雜志》2006年的一項調查，在18—24歲的美國人中，38%的美國年輕人認為掌握一門外語“一點也不重要”，隻有14% 的人認為“非常重要”。在2014年俄羅斯與烏克蘭發生沖突后，《華盛頓郵報》就美國是否應該進行軍事干預的問題進行了調查，僅有16%的美國人能在地圖上識別出烏克蘭。然而，受訪者越是不知道烏克蘭的實際位置，卻越希望美國進行軍事干預。這種“無知者無畏”的心態著實讓人憂慮。特朗普上台之后，盡管其提倡的本土主義、孤立主義、反貿易自由等議程幾乎沒有得到多少嚴肅學者的支持，美國依然退出了《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巴黎氣候協定》以及世界衛生組織等國際條約或國際組織。美國正在“去全球化”的道路上漸行漸遠，這對世界秩序的維護、全球公共產品的供給都帶來了更多的不確定性。
作為一種理論形態鬆散、行為主體多樣、形成原因各異的“主義”，反智主義在當下的興起到底是歷史老人短暫的感冒發燒，還是如新冠肺炎一樣的新型傳染性疾病，還有待於進一步觀察。
（本文系教育部青年基金項目“美國白人勞工階級崛起的機理、動因與影響研究”（20YJCZH048）階段性成果）
